【學術·中醫文化】明代社會養老與中醫養生著作繁榮的關聯

羅浩

張靖

熊益亮

張其成

明代社會養老與中醫養生著作繁榮的關聯

【學術·中醫文化】明代社會養老與中醫養生著作繁榮的關聯

摘要

透過分析現存明代養生文獻作者情況,發現明代社會“有文化”階層的全面儒學化且產能過剩、儒學制度化又功效欠佳,是養生著述繁榮的原因之一。一方面,明代知識群體將養生關聯於“老老”,養生實踐指向身體健康上的孝親,養生著述指向“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的孝行。另一方面,儘管明代社會重視養老,“產能過剩”的儒生階層仍難免親老病痛難醫卻束手無策,於是轉而自學醫藥,著述養生。

前言

明代是中醫養生學理論發展的相對完善期,上至皇室,下至百姓,養生意識不斷提高。從文獻留存來看,明代除醫籍中含有大量養生學內容外,醫家還深入探究一些明顯帶有養生屬性的領域,如大多醫家認為,元氣從“丹田”透過各種渠道開始而布及全身。明代養生著述繁榮是養生學術在時間縱軸上發展成熟的結果,同時也必然受到明代這一特定時間橫斷面上社會形態各方面的影響。其中所謂“文人”因素顯得尤為重要。正如研究者所言:“在種類繁多的明代筆記中夾雜著大量有關醫學的記載,這些涉醫內容雖然零散瑣碎,卻十分豐富。”養老是最易與養生關聯的主題,本文擬從考察明代社會養老情況的角度切入,進而反思明代養生著作繁榮這一現象的內在淵源。

書目裡養生著作專門化

《現代版中醫古籍目錄(1949—2012)》 (收錄1949~2012年國內出版的中醫古籍3600餘種)中,屬於宋金時代的中醫古籍且明確為養生類書的有4種,包括《攝生訊息論》《養老奉親書》《養生類纂》《養生月覽》;屬於元代中醫古籍且明確為養生書的有4種,包括《三元延壽參贊書》《山居四要》《壽親養老新書》《泰定養生主論》;而屬於明代的中醫古籍中養生類圖書數量大增,有24種,包括《安老懷幼書》《保生心鑑》《保生餘錄》《厚生訓纂》《老老餘編》《攝生集覽》《攝生三要》《攝生要錄》《攝生要義》《攝生眾妙方》《攝生總要》《萬育仙書》《五福全書》《修齡要旨》《修真秘要》《延壽神方》《養生導引法》《養生類要》《養生食忌》《養生四要》《養生要括》《養生餘錄》《尊生圖要》《遵生八箋》。

《全國中醫圖書聯合目錄》 (收錄了全國1949年前出版的中醫藥圖書12124種)中養生類圖書書目收錄從西漢《淮南枕中記》(編號09570)至明代《四時宜忌》(編號09594)1500多年間的養生類著作共計25種,其中《四時宜忌》是明初瞿佑撰。而僅明代270年左右的時間裡,就出版了養生類著作73種,從《修齡要旨》(編號09595)至《壽世青編》(編號09667),其中《壽世青編》為清初出版。

如果說《全國中醫圖書聯合目錄》裡明代養生圖書突然增加反映的是文獻留存的客觀狀況,那麼《現代版中醫古籍目錄》中明代養生圖書同樣突然增多則反映了當下對養生文獻繼承的主觀選擇。總言之,不論從客觀還是從主觀看,明代養生文獻的數量都是以突然暴增的形式進入我們的視野。

思想上養生理念儒學化

有研究發現,明代養生學發展有以下特點:1)養生重“命門”和“治形寶精說”;2)重視老年養生;3)重視綜合調養;4)反對封建迷信的養生思想;5)養生理論的系統化與專門化;6)養生文獻的數量多,但質量上沒有太大發展;7)藏象與養生理論結合;8)開創了藥餌與飲食養生的先河;9)發展完善了古代保健體操。更多地將關注點聚焦在具體方法及其對人們養生需求的滿足上,而在“所以然”的思想背景處仍有著力挖掘的空間。

從偏向思想史立場的考察中發現,明代知識群體將道家技術賦予儒學意義,將養生實踐關聯於“老老、幼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儒家理想。明代知識階層的快速增長,使得“供給側”遠遠大於為知識分子提供“就業”機會的“需求側”———國家權力機構。於是仕途破落者以健康、祛疾為己任,以醫學、養生為工具,另闢實現人生價值的蹊徑,構成一幅明代知識階層的“去庫存”圖景。

此時,養生的儒學轉向已成必然,加之明代市場化的文化消費下移至大眾日常生活,養生書籍起到了傳遞給人們一種透過日常生活實踐以消滅疾痛、維護身體健康的正面作用,透過全方位的身體規訓化完成儒家理想在生活實踐中的世俗化、通俗化。養生的儒學化,使得儒生參與養生著述,而著述對經過嚴苛儒學訓練的儒生而言,既是技能的特長,也是他們透過職業生涯的“立德、立功、立言”而達到的“不朽”的人生追求,這是明代養生著作盛產的因素之一。

社會養老背景儒學化

從宋至明代的全社會儒家化程序,除了影響到養生外,也影響到其他領域,如養老領域。明代的養老觀“孝”“義”並重,政府除了優禮老臣、任用老人外,還制定了“移親就養”“分俸侍養”制度,採取措施將“以孝治天下”的施政理念推行到“社群”,落實到“基層”。與此相應,明政府還對“不孝”行為立法打擊,制定相關法律嚴懲棄親之舉,如《大明律》中設“棄親之罪”專目,規定“凡祖父母年八十以上及篤疾別無以次丁棄親之任,及妄稱祖父母老疾求歸人侍者,並杖八十”。皇帝詔書中告誡官員:“詔書內優老恩典,有司務當從實遵行,不許虛應故事,違者必罪不宥”。

儘管如此,明代在推行孝文化的過程中仍有力不能逮之處。比如,嘉靖《尉氏縣誌》記載:“婦人壽滿百歲,不預恩例。”還有所謂的“賤民”也被排斥在社會養老體系之外。又如,明代官員致仕食俸並未形成制度,即公職人員退休後沒有退休金可領。致仕官員在致仕居家期間,若身體和精力允許,有可能再謀取一項職業以滿足自己及家人生存、生活的需要,如充當塾師課讀子弟,行醫、經商、務農者也往往有之。再如,有學者透過對明代民間養老狀況的考察發現,現存史料中鮮見完全按呂坤《事生禮》所要求的那樣奉養老人的事例,更多見類似“侍親極孝”“力耕事親”等籠統、泛泛的套話頌揚。在明代方誌文獻中,“孝友”“孝義”等類別下不乏至孝的個案,不乏“親嘗穢物”“割股療親”的例子,這當然是出於理學教化目標的選擇性記載,也是當時醫療無法真正幫助普通百姓養生養老而催生出的極端行為,也就是說,當正常醫藥針石不見療效時,為人子女者不忍放棄醫治努力,卻又無能為力,只能採取極端方式,向上天更是向自己和雙親證明已經儘儘人事,若如此尚不能效,子女亦可以心懷告慰。研究發現,既往學界所謂的“民眾的行為在很大程度上受儒家倫理的調整”的判斷或許只是理想,因為在具有代表性的《折獄新語》所載判牘210件中親屬爭訴佔30%,涉及宗親的約佔65%;《槐卿政跡》所載判牘135件中親屬爭訟案約佔29。6%,涉及宗親爭訟的約佔92%。由此發現,宗族的內部秩序也並非符合儒家的倫理觀念,宗族彷彿異化了,血緣關係並沒有凸顯倫理規範的力量,反而以血緣為基礎的倫理關係成為侵奪利益的理據。

同樣是明代,同樣是將家庭作為養老的行動主體,並將立法重心落在規範以血緣親屬關係為基礎的儒家“孝親”倫理上,我們至少應對明代社會養老實際心態的功利化闕疑(“割股事親”在意的是道理、道義,而非親情,也許是功利化的極端表現形式)。其實有研究已經揭示,“明代政府在醫療衛生事業上的作為乏善可陳,地方精英特別是士大夫更多承擔起這方面的責任。不過士大夫處理個人或其家庭成員患病時的救療與養護問題相較於主持地方醫療衛生事業更為常態化、生活化”。

著述者養生養老“有文化”

如果明代養老社會背景功利化和養生文化儒家化的假設成立,養生著述繁榮的解釋就邏輯通順了。養老實踐很難找到符合人倫常理常情的楷模,面對親老而病痛難醫的困境,一方面因為資源和可獲幫助的匱乏,無奈之下的事親者被逼做出“割股事親”這類極端舉動,並被“孝親”文化立為示範,書諸史冊;另一方面外部資源和幫助嚴重不足時,當事人將努力指向內部,主要以兩種方式獲得解脫,第一種是朝夕陪侍、親制湯藥、長期照料,第二種是問醫求藥、自學醫藥學知識。

於是明代的儒生階層面臨事親養老(尤當侍疾、愈病需求迫切時)和維護自我健康雙重需求時,需發揮“自強不息”“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的儒家精神,並從自身內部尋找解決問題的途徑。結合“久病成良醫”的經驗和“不為良相,當為良醫”,退而求其次的儒學化理想,他們在朝夕侍疾(或自身患病)、自學醫藥的過程中完成養生著述,二者互為因果,養生、生活規範儒學化則為這一程序提供知識儲備、人才儲備,從《全國中醫圖書聯合目錄》中明代養生類文獻的作者情況可為明證。

表1示,35名作者中有12人曾在官府中供職(其中1人曾供職太醫院),有7人是先儒後醫或官宦世家,1人身羸棄舉子業而屢辭做官。餘下的15名作者中有5人確認屬於“有文化”階層,或是家貧力學、篤好醫方的名醫,或是工詩文、通音律的文士,或是藏書家、出版家,或是內丹家,或是思想家。即明代養生著作作者群裡70%以上的作者是明確“有文化”的,57%的作者明確有儒學情懷,做過官、有機會做官或受過習儒做官的訓練。明代全社會的“有文化”主要表現為兩大特徵,其一是全面儒學化且“人員人數過剩”(顧炎武《日知錄》載明宣德年間全國有3萬生員,至明末則有50萬生員);其二是儒學制度化又醫療功效欠佳(醫養事親無能為力和調解爭訟蒼白乏力)。“有文化”的這兩大特徵融合發酵,成為明代養生著述繁榮的重要內在動因,前者為著述提供動機、立場和作者人才儲備,後者為著述標明主題(內容)、目標和讀者物件(使用者)。如《厚生訓纂》一書的作者周臣就是儒士、官員,其自序中講該書由“因病瘍不能視事”為緣起兼慮及“於民生日用,亦云備矣”而作的表述已然道出“文化(人文教化)”的目的。

表 1 《全國中醫圖書聯合目錄》中明代養生類圖書作者情況表

【學術·中醫文化】明代社會養老與中醫養生著作繁榮的關聯

本文原載於中醫雜誌 2018 年 8 月第 59 卷第 1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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