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研究中人物評價的方法

《紅樓夢》研究中人物評價的方法

一部作品,給人們留下深刻的印象往往是它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取得了成功,人物個性獨特、親切真實、卓異生動,令人揮之不去、縈迴腦際。《紅樓夢》所塑造的人物如賈寶玉、林黛玉、薛寶釵、王熙鳳在中國文學史上被認為是塑造最為成功的典型形象,業已成為一種文學常識。從歷史的角度看,不管是任何一個學派對《紅樓夢》的研究,人物評價都是一個繞不開的話題。人物評價背後隱藏著評價方法的不同,是本文所研究的物件。

第一,索隱派的原型分析

索隱派認為《紅樓夢》中的主要人物是有原型的。索隱派不認為小說就是小說,而認為它是一部借“假語存”隱寫的一段真實歷史,事件有原型,人物也有原型。索隱派有獨特的文藝觀。

比如蔡元培認為,《紅樓夢》的結構是複合結構。第一層是談家政而斥風懷,尊婦德而薄文藝。第二層純乎言情之作。第三層言情之中善用曲筆。蔡元培認為別人談的都是上述三個層次,上面這三個層次他不感興趣,他感興趣的是故事背後的所謂“本事”。即,蔡元培要研究的不是上面三個層次中的任何一個方面,而是《紅樓夢》本事的來源。蔡元培有一個重要觀點是,寶玉的形象是為影射覆立復廢的太子胤礽而塑造的。為什麼蔡元培堅信寶玉就是胤礽呢?蔡元培有這樣的比較:寶玉銜玉而生,喻胤礽生而有太子之資格。寶玉遭魘魔與庶嫡之爭有關,太子胤礽也是被兄弟所害遭魘魔。寶玉結交姣好少年、逼淫母婢,正是康熙皇帝所指責太子的“暴戾淫亂”。寶玉失玉即失性——呆傻,隱太子行為常常神志不清、言動失常。這些相似,或者關聯,使蔡元培深信寶玉就是對廢太子的影射。

曹雪芹在寫寶玉時是否概括了像皇太子胤礽這樣的形象,我們不得而知。但是,一個成功的藝術形象往往涵蓋廣大,言近義遠,隱曲委婉,見微知著,卻是不爭的事實。一個典型形象,往往是藝術家廣觀博察、篩選集中、疊加化合、熔鑄提煉的結果,所以也不能一定說當時的一些重要事件比如太子胤礽被廢復立再廢的事件,作為歷史上的重大事件,沒有進入曹雪芹的視野、沒有對曹雪芹醞釀人物形象起過作用。

但即便如此,也不能說賈寶玉的原型就是皇太子胤礽。其實,賈寶玉的言動失常是不能和皇太子胤礽的行為顛倒的遭遇相類比的。同樣是怪異人物,有許多奇談怪論,賈寶玉的怪異表現在男女觀念上、仕進觀念上、愛情觀念上、人生價值觀上等,怪異得有系統性,突出的特徵是賈寶玉對傳統價值觀和人生觀的叛逆,和皇太子胤礽也完全不一樣。索隱派的人物研究,與其叫原型研究不如叫本事索隱。找人物的相似事件,是索隱派所關注的,而不是為了研究生活人物或歷史人物在作品中的變異,和怎樣轉化。這樣作家在賦予人物形象的全新意義的匠心,也被忽視了。

第二,新紅學的自傳性分析

自傳說大行於世、蔚然可觀始於 1921年胡適發表的《紅樓夢考證》。今天重新審視胡適的《紅樓夢考證》,我們看到,胡適在推導“自傳說”的時候,相當輕率。胡適不過是整理了一下“著者曹雪芹的個人和他的家世的材料”,就得出“大概可以明白《紅樓夢》這部書是曹雪芹的自敘傳了”的結論。都是世家,都來自江南,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富有文化藝術修養等,就可證明《紅樓夢》的作者寫的是自家事嗎?胡適在文字所找到的證據是 :《紅樓夢》開端作者用了第一人稱“我”,小說中的女子是我半生的親見親聞。南巡接駕四次,和曹家接駕的次數一樣,兩家的世系世次一樣。其實,兩家的世系比較,胡適是掛一漏萬的。如果嚴密地推究、細緻地思考 :為什麼賈家來自金陵而曹家也來自金陵就一定是一家呢?為什麼都是世家就一定是一個世家呢?其實,曹雪芹將那麼多罪惡、汙穢、不堪集中於寧國府和榮國府,不可能是為了什麼“自曝家醜”,或者說以“自曝家醜”為樂。胡適有大膽的假定,但切實的考證做得極不充分。

自傳說所形成的矛盾,就是堅執這樣的觀念 :沒有親身經歷過的,就寫不出。曹雪芹出生太晚不行,趕不上江南盛世於是偏偏編造出一個乾隆“中興”說,於是再有敗家。難道作家竟是這樣的低能兒,非得追隨在個人身世、家族盛衰之後不可,沒有就寫不出來嗎?其實,這種觀點不值一駁。俞平伯先生最早是相信自傳說的,但是這給他的《紅樓夢》研究帶來了極大的困難。在 1923年的《紅樓夢辨》中,俞平伯的有關結論十分猶豫,1925年他就告別了自傳說,到 20世紀四五十年代時,他就成了自傳說堅決的反對者。

自傳派的研究,最後變成了本末倒置的“文字——作者”研究。周汝昌先生以《紅樓夢》為傳記材料,替曹雪芹立傳,提出了諸如曹雪芹生於 4月 26日、曹雪芹先娶薛寶釵為妻後續弦史湘雲、史湘雲就是脂硯齋等觀點,並毫不費力地在敘述中將“曹雪芹——賈寶玉”的位置互換,這樣做就把自傳性的觀點推向了非科學的極端。自傳派的研究,將作者看成是作品主人公原型,與索隱派在原型的猜度上,具有相似的思維方式。他們共同的錯誤在於,將人物研究的重心從作品移位到了主觀想象中。從文學研究的旨趣上講,自傳說的觀點也是令人迷惑的 :設若文字的虛構性超越了寫實性,如何衡量作為自傳的《紅樓夢》的價值呢?

第三,評點派的道德分析

評點派對紅樓夢的研究是感悟式的,類似於今天的讀後感,但也帶有研究的性質。評點派的觀點帶有導讀性質。評點派之所以在紅學中不受重視是因為有些人認為那不過是“文學常論”。評點派也不是一般地將《紅樓夢》當小說看的,比如張新之就認為:“《石頭記》乃演性理之書。” (《石頭記讀法》)把《紅樓夢》提高到理學的高度,實在是為了在當時的環境中拔高《紅樓夢》。

說到評點派的人物分析,則往往與作者的道德態度有關,站在一定的道德立場上評價人物的傾向十分明顯。如道光年間的王雪香在《紅樓夢總評》中的評論 :“福、壽、才、德四字,人生最難完全。”“王熙鳳無德而有才,故才亦不正;元春才德故好,而壽既不永,福亦不足;迎春是無能,不是有德;探春有才德,非全美;惜春是偏僻之性,非才非德;黛玉一味痴情,心地偏窄,德固不美,只有文墨之才;寶釵卻是有才有德,雖壽不可知,而福已見;妙玉才德近於怪誕,故深陷盜賊;史湘雲是曠達一流,不是正經才德;巧姐才德平平;秦氏不足論,均非福壽之器。”王雪香的觀點顯然是以道德為中心來評價人物的。

如果把脂硯齋的評點也看作是評點派的觀點,那麼脂硯齋的道德觀點則是值得一談的。脂硯齋評賈寶玉:“所謂說不得好,說不得不好也”,“所謂說不得聰明美良,說不得呆痴愚昧也”,“亦不涉於惡,亦不涉於淫”(庚辰本第 19回);對湘雲的咬舌則說:“可笑近之野史中,滿紙羞花閉月,鶯啼燕語,除 (殊)不知真正美人方有一陋處。。儼然已嬌憨湘雲立於紙上,掩卷合目思之,其愛厄嬌音如入耳內。”(庚辰本第 20回)他說尤氏:“所謂人各有當也,此方是至情至理,最恨近野史中,惡則無往不惡,美則無一不美,何不近情理之如是耶?” (庚辰本第 43回)脂硯齋的評論表現出如下特點:第一,脂硯齋有超越道德論評價人物的趨向。第二,他的道德態度與主流評點派有重大區別,其形成的原因值得辨析。究竟是他與作者共同經歷了小說中所描繪的事件呢,還是他的道德觀是特立獨行的結果?總起來看,脂硯齋的道德感優越於大多數評點派人物,而落後於作者。或者說,曹雪芹的道德觀是激進的和超前的,而脂硯齋則顯得帶有陳腐氣。

道德評價,在以往的分析中,表現出了充分的對立,往往“好則皆好、壞則皆壞”。作家在《紅樓夢》的文字敘述中,用世俗的聲音和隱藏的聲音,組成了兩個聲部,交錯著混合著但不混亂、主次分明。當王夫人、王善保家的等指責晴雯時,另一種聲音卻是對晴雯的肯定和熱情讚美;當敘述中一再說襲人既善且賢時,另一種聲音是對這種評價的懷疑。評點派的道德評價,正好是遮蔽了這種審美評價——雙聲性,變成了捧殺或惡罵,看不到《紅樓夢》“至善之人,不免有短處;至惡之人,亦尚有長處”(吳宓《紅樓夢新談》1920年)。

第四,社會學分析的階級方法

社會學的方法,有的是以時代、民族、宗教等角度為主來分析作品的,有的是以地理環境、家族史的角度來分析的。只有馬克思主義,是從生產力與生產關係所形成的歷史具體性角度來分析作品的,其中最主要的方法是階級分析法。它的基本觀點是人類文明史上的任何文藝作品是一定階級意識的表現。馬克思對社會發展動力的描述和對社會的結構分析,即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關係比喻,被認為是社會歷史學中的偉大變革。

以唯物史觀的觀點研究《紅樓夢》特別是評價人物,早在三四十年代就開始了,1943年下半年至 1945年上半年大約兩年的時間裡,王崑崙 (太愚)在《現代婦女》雜誌上連續刊出了一系列《紅樓夢》人物的分析與評價,依次為襲人、晴雯、探春、鴛鴦、司棋、尤三姐、妙玉、惜春、紫鵑、芳官、鳳姐、可卿、湘雲、寶釵、黛玉、賈寶玉等,於 1948年結集為《紅樓夢人物論》,此書可以說是解放前“史的唯物論方法”的傑出代表。今天來縱觀使用馬克思主義方法的紅學著作,還有何其芳的《論紅樓夢》、蔣和森的《紅樓夢論稿》、吳組緗的《論賈寶玉典型形象》等,都可以說是其中的優秀篇章。

以階級定性為主的人物分析,最終演化為兩大對立陣營的劃分。賈政、王夫人、賈母、薛寶釵、襲人、王熙鳳是一個陣營,屬於衛道者,是逆歷史而動的,是反動的;而賈寶玉、林黛玉、晴雯、尤三姐、鴛鴦、司棋等屬於另外一個陣營,屬於叛逆者,是順應歷史潮流的,是先進的。

薛寶釵、襲人、探春、王熙鳳等這些都是爭論比較大的人物,儘管有階級定性,但人們的意見也不是一邊倒的。她們被當作是封建主義的信徒和衛道者是一致的,但是對於她們本身的悲劇性、她們個性上被扭曲、毒害,人們還是寄予了深刻的同情。對於將薛寶釵“罵倒”的傾向,何其芳曾這樣為薛寶釵辯護:那也主要是由於封建主義本身的虛偽。“如果我們在她身上看出了虛偽,她得到了賈府上下的歡心,並最後被選擇為賈寶玉的妻子,也主要是她的這種性格和環境相適應的自然的結果,而不應簡單地看作是由於她或者薛姨媽的陰謀詭計的勝利。”(《論紅樓夢》 1956年)何其芳的目的是想恢復薛寶釵作為文學形象的地位和價值,而不是把她變為政治批判的物件。

第五,“人學”觀的人性論方法

文學是人學,這是一種比擬性的說法,並不能作為文學的定義。但是,它卻確立了以人的普遍心理和欲求來同情式地理解、評價人物的方法。在這種觀念的支配下,文學的認識價值主要可以歸結為是一種人生經驗的總結或人生體驗的一種深化。“人們對《紅樓夢》的興趣就是對於世界、對於生活、對於人自身的興趣,‘話題’是什麼?話題就是問題,就是人們在自己的人生歷程中不可避免地面對的種種問題。”(王蒙《紅樓啟示錄》1991年)

作為對政治分析的反撥,人性論的分析更重視從普通心理出發來理解人物,分析人物的欲求和行為。放到日常經驗中理解人物,不作更高的提升,反對政治性的概念分析,目的是為了歸結對生活經驗的總結和還原。釵黛評價問題是《紅樓夢》人物評價的最重要的問題,釵黛優劣的劃分與解析的角度和方法有直接的關係。歷史上曾經有“釵黛合一”的說法,它最主要的價值立場是兩人雙峰對峙、雙水分流,都是作者讚頌的物件,沒有好壞之分。在新時期,王蒙就是這種“釵黛合一”論的繼承者。在他看來,林黛玉和薛寶釵是人性中不同的兩極,既是作家對生活經驗的智慧總結,更是作家對人性體驗的美學深化。

人性論分析的價值,不在於恢復了薛寶釵、襲人等的名譽,看到這些人物身上也有善處、好處、賢處,而在於它將人們審美心理的複雜性凸現出來,把審美心理過程中感受階段的認識歸結出來,以此來反對政治分析的定性判斷和單一判斷,或者說是概念化的判斷。人性論的分析甚至對作家醜化地描寫趙姨娘、賈環等不滿,認為這些人物被概念化了,正是作家侷限性的表現。同情人性的弱點,這種同情在人性論那裡很容易失去界限。小說中縱一己之慾者如王熙鳳,甚至是賈珍、賈璉、賈蓉等,也在某種程度上被寬容了。他們的道德缺陷如王熙鳳的心黑手辣,似乎也是一種人性之常,特別是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中,似乎不值得過分指責。如此一來,作家所賦予作品的詩意與理想就被忽視了,作家的高視點被移植到了地面上,蟄伏在人性的普通心理上和普遍慾望上,作家透過寶黛愛情悲劇在道德和人生兩方面所肯定的自由理想和人格理想,也被抹殺了。

(摘自人民政協報/2008年/7月/21日/第 C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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