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學淵源,自王充《論衡》始

浙學淵源,自王充《論衡》始

王充有哪些學術主張與理論資源可供總結?其在浙江思想史上的歷史影響又如何?

原文 :

《從王充看浙學的學術淵源》

作者 |

浙江省社會科學院哲學所副研究員 張宏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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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研究闡釋歷史上存在於浙東、浙西的區域學術“浙學”,其首要的任務是明確“浙學”的學術淵源。當今學界對究竟誰才是“浙學的開山之祖”這一問題存有不同意見。有人主張是北宋的理學家程頤(1033-1107),有人主張是南宋的婺學家呂祖謙(1137-1181),而我們則認為,浙江上虞籍的漢代學者王充(27—約97),因著有不朽的經典名著——《論衡》,而成浙江歷史上第一位真正意義上的哲學家、思想家,故而被作為“浙學的開山之祖”。王充的學術主張除卻耳熟能詳的“天地合氣,萬物自生”的元氣自然觀、“人死血脈竭,竭而精氣滅”的無神論之外,還有哪些理論資源可供總結,其在浙江思想史上的歷史影響又如何,則是本文關注的議題。

浙學淵源,自王充《論衡》始

王充

政治觀:“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

歷史上的浙江籍的思想家大多信奉儒學,故而孔孟儒家倡導的“仁者愛人”“民本仁政”的政治哲學,深深紮根於他們的內心世界。以民為本,要求各級施政者要勤政愛民、保民利民、順應民意。王充《論衡·書解》中有“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的經典論述,這句話啟示為政者要走出廟堂,到草野和江湖中去觀察並聽取普通民眾的意見,瞭解他們的所思所願,收集好想法、好建議,並積極迴應與解決民眾關切的問題。

王充之後,浙江籍其他思想家也大多重視“民本仁政”理念之於國家治理的重要性。比如,于謙《詠煤炭》詩“但願蒼生俱飽暖,不辭辛苦出山林”,抒發了詩人甘為國家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抱負和情懷。王陽明依據《古本大學》,提倡“明德親民”的為政之道:“明明德必在於親民,而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親民’猶孟子‘親親仁民’之謂。親之即仁之也。”黃宗羲著《明夷待訪錄》,把社會治亂評價的立足點從一姓王朝的興亡轉變為天下萬民的憂樂:“蓋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萬斯大在《周官辨非·天官》中雲:“聖人之治天下,利民之事,絲髮必興;厲民之事,毫末必去。”這是說,儒家聖人治理天下所用之道,但凡是於民有利之事,一絲一發也要推行;於民有害之事,一毫一末也要革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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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頤

真理觀:“實事疾妄,無誹謗之辭”

與把王充的學術宗旨概括為“疾虛妄”的觀點不同,當代浙學研究專家吳光教授把王充的學術宗旨概括為“實事疾妄”。因為王充在《論衡·對作篇》中強調自己的寫作宗旨是:“《論衡》實事疾妄,……無誹謗之辭”。“實事疾妄”包括兩個基本方面的涵義:“實事”是立的方面,也就是“定真是”;“疾妄”是破的方面,是“疾虛妄”。簡言之,“實事疾妄”就是堅持實事求是、批判虛妄迷信。

王充的這種以思想解放、獨立思考、勇於創新為主旨的求是、批判精神,在後來的浙江思想家如陳亮、葉適、王陽明、黃宗羲、毛奇齡、龔自珍身上,表現得尤其突出。陳亮、葉適提倡“務實不務虛”的“事功之學”、經世濟民的“經制之學”,因反對理學家空談道德性命,而同朱熹展開了一場場學術論辯。王陽明發揚“心”的主體性,“不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在批判繼承先秦儒學、程朱理學的前提下,提出了“親民”“知行合一”“致良知”“萬物一體之仁”等一系列學術新命題。

黃宗羲還透過對封建君主專制制度的批判,在《明夷待訪錄》中提出了“天下為主君為客”“有法治而後有治人”等一系列具有鮮明啟蒙性質和民主色彩的思想,比盧梭《社會契約論》啟蒙思想早了將近一百年,被梁啟超稱為“人類文化之一高貴產品”。與黃宗羲同時代的毛奇齡,不拘成說,著《四書改錯》,向理學權威朱熹的《四書集註》挑戰,這何嘗不是一種追求真理、獻身學術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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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陽明

認識論:“事有證驗,以效實然”

中國哲學史上的認識論問題,多與知、行關係聯絡在一起。歷史上浙學家對知行關係抑或理論與實踐的的關係的探討,以王充的《論衡》為最早。王充以“效驗”論駁斥先驗論,認為所有人都是“學而知之”的,即便是聖人也不能“神而先知”或“生而知之”;知識的真偽必須透過事實的檢驗才能證實,即所謂“事有證驗,以效實然”(《論衡·薄葬》)。

王充的認識論,還體現在《論衡·別通》中的“涉淺水者見蝦,其頗深者察魚鱉,其尤甚者觀蛟龍。”意思是說,涉足淺水的人只能見到蝦子,進入較深水域的人能見到魚鱉,潛入深淵的人能看見蛟龍。王充把涉水分為“淺水”“頗深”“尤甚”三個層次,而所見之物愈深愈奇,愈深愈貴。此外,《論衡·實知》有云:“人才有高下,知物由學。”這是說,人無論生來如何,儘管他們性情有差異,才智有高下,能力有大小,但“知物由學”,別無他途。

自王充之後,浙江歷史上的思想家圍繞認識與實踐、知與行的關係又有不少經典論述。比如,陸游的詩句“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王陽明更是針對朱熹“論先後,當以致知為先”的看法,提出了“知行合一”的新命題:“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在陽明這裡,認識論意義上的“知”與“行”同步發生,認知與實踐的過程就是“即知即行”的無間斷的連續發生體。黃宗羲作為心學的終結者,認為陽明學“致良知”的“‘致’字即‘行’字”,提出了“聖人教人只是一個行”的新命題(《明儒學案·姚江學案》),是為“力行”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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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宗羲

學術觀:“凡貴通者,貴其能用之也”

學以致用,作為一種實用主義的學術觀,決不能視為功利主義。浙江歷代思想家的學術觀,都有“學以致用”的傾向性。王充《論衡·超奇》有云:“凡貴通者,貴其能用之也。”大意是說,凡是重視融通的學者,其可貴之處在於能夠熟練運用所學的知識。

王充的“凡貴通者,貴其能用之也”的學術觀,直接影響到後世的浙學家。比如,南宋永嘉學派繼承發展了傳統儒學中“外王”和“經世”的一面,使儒學不至於完全陷入純是講求個人道德的心性修養,從而成為南宋儒學的一個重要補充。黃宗羲在編纂未竟的《宋元學案·艮齋學案》“案語”中,就有為永嘉學派正名的主張:“永嘉之學,教人就事上理會,步步著實,言之必使可行,足以開物成務。”唐仲友的經制之學,以經義立治術,旨在經世致用,故其學問都能與關乎國計民生的政事相關聯;全祖望補修《宋元學案》特立“說齋學案”的原因,就在於唐仲友的經制之學“皆有關經世之學”。黃宗羲還以“儒者之學,經緯天地”為立言宗旨,反對前儒“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的學術趨同,在發出 “以水濟水,豈是學問”的拷問的同時,提倡“學貴履踐,經世致用”的自得之學,進而提出“經術所以經世,方不為迂儒之學”的學術觀。

浙學淵源,自王充《論衡》始

呂祖謙

人才觀:“賢不賢,才也;遇不遇,時也”

為政之要,首在得人;得人者昌,失人者亡。古今中外,皆是如此。浙江歷史上的思想家,大多明白並強調“人才”對於成就事業,尤其對於治國理政的重要性。王充《論衡》開篇第一句話就是:“操行有常賢,仕宦無常遇。賢不賢,才也;遇不遇,時也。”這是說,好的才能與好的時機的統一,方是優秀人才脫穎而出的途徑;而識才之才,即獨具慧眼的“伯樂”,乃是發現人才的關鍵所在。

繼王充之後,劉基在《擬連珠》中提出了“任人之長,唯才是舉”的人才觀。在劉基看來,胸懷大抱負、欲有大作為的棟樑之才,必須選擇、投奔適合施展自己才華的場所與事業,“志大業者,必擇所任;抱大器者,必則所投”。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取士篇》中批判了科舉八股取士制度的弊端,進而提出了八種選拔人才的方法:“有科舉,有薦舉,有太學,有任子,有郡邑佐,有辟召,有絕學,有上書。”黃宗羲的“取士八法”集中反映了人才銓選與培養相結合,重視人才的真才實學並量才授任,強調採用多種途徑來選拔人才,對人才等級評定需嚴加考核等主張。這一人才學理論,值得我們認真研究。

龔自珍面對清朝漸趨崩潰、國家內憂外患的殘酷現狀,對清朝政府推行的“論資升遷”“論資排輩”的選官用人制度予以批判,發出了“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吶喊,主張建立開放靈活的選人用人機制,讓優秀人才脫穎而出、受到重用。由此不難發現,從王充、劉基、黃宗羲,再到龔自珍,浙江古代思想家所持有的選賢任能的人才觀,可謂一脈相承,又一以貫之。

(本文系浙江省社科規劃暨浙江文化研究工程第二期重大課題《浙江儒學通史》的階段性成果,批准號為17WH20020ZD。)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680期第5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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