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宗教源流史》基督教之六十八:基督教的復興

基督教之六十八:基督教的復興

在18世紀後半葉,基督教受到了啟蒙思潮的強烈衝擊。從自然神論到懷疑主義,包括公開的無神論在內,各種所謂的“自由思想”得到了廣泛的傳播,壓倒了對基督教的盲目信仰。法國大革命在啟蒙思想的推動下,將基督教堂改成“理性教堂”。法國大革命失敗後,理性主義的影響依然存在,從而迫使基督教的神學家必須為基督教的存在尋找合理的前提。

與此同時,19世紀作為“科學的世紀”而著稱。科學在所有的領域裡獲得了巨大的發展。這些領域包括天文學、物理學、化學、植物學、生物化學、動物學。科學的發展引起了科學和神學的激烈衝突,科學的發展“取消了造成了彼岸世界幻景的社會條件,對這種彼岸世界幻景的宗教需要就將消失”。

更直接的挑戰來自聖經考據學。聖經考據學將自然科學研究方法以及古籍研究中的批判性的原則移植到《聖經》以及猶太教和基督教的歷史研究上,其代表人物是杜賓根學派的包爾和施特勞斯。透過研究,對《舊的》的文獻著作年代以及猶太人的宗教史都作了全面的訂正;對《新約》各篇的真偽和年代,對基督教的早期歷史也作了巨大的修改。聖經考據學所獲得的巨大成果和所使用的科學方法,突破了信經萬世不變的觀念,證明了教義是不斷髮展變化的。

《世界宗教源流史》基督教之六十八:基督教的復興

近代以來,世界各地區之間的文化交流日益廣泛深入,東方各民族的宗教和宗教哲學引起了歐洲學者的注意和研究的興趣。比較宗教學就是在這種背景下興起的一門比較研究世界各地區之間不同宗教的新學科。歐洲學者透過對印度教、佛教、錫克教、中國和日本本土的宗教、伊斯蘭教的研究得出結論:在比較成熟的宗教之間有很多相似的特點,宗教的基本觀念和實踐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

科學理論和聖經考據學、比較宗教學的研究成果透過大量材料和宣傳,得到了廣泛的傳播,接受的人越來越多。其中不僅有普通的基督教徒,而且還包括大多數新教宗派的牧師們。在許多人心中,基督教的“絕對地位”喪失了。

因此,19世紀新教的復興亟待做的第一件事便是重建自己的神學體系(宗教哲學)。康德是對19世紀以後近現代神學影響最大的哲學家。他推翻了純粹理性證明上帝存在的方法,藉助於理性的道德原則,證明上帝是絕對的存在。他認為人具有最深刻的感情(絕對依賴感),它是宗教信仰和道德行為的基礎,而基督教是最接近純粹的、合理的、道德的信仰。

康德播撒了19世紀宗教思想許多流派的種子。施萊爾馬赫等人接受了康德將信仰建立在理性之外心智功能上的影響。他認為感覺是宗教生活特有的要素,宗教從本質上講就是感覺。他把人的體驗作為神學的起點,賦予宗教一個全新的基礎。從此,宗教不必在科學上證實自己的存在,只要人的生命體驗就能證實上帝和宗教的真實性。持同樣觀點的還有英國的柯勒律治。

新教神學思想的復興為新教福音覺醒運動注入了強大的活力,跨越教派和民族界限的“福音奮興”浪潮席捲了新教各宗派。歐洲大陸以德國為中心,教會的覺醒運動主要表現在教會生活的復興和國內傳教事業的發展。此外,信奉路德宗的挪威、丹麥等國教會也逐漸復興。加爾文宗教會的復興主要表現為擺脫世俗壓力,實現教會自主。英國的福音運動由於自身的特點,分為國教會的福音運動與不從國教者的福音運動。但是英國的福音運動和1828年以後實行的議會改革,使國教會內的保守人士對國教會的性質產生了懷疑。於是,牛津大學的一批神學教授弗勞德、紐曼、凱布勒、皮由茲等人發起了“牛津運動”。他們出版《時代書冊》,宣傳自己的宗教觀點,又被稱為“書冊運動”。他們重新強調教會的權威,反對世俗政權干預教會事務,要求恢復正統的教會傳統和禮儀。

在美國,新教各教派的復興運動成為這一時期美國教會生活的主流。它被稱為教會的“第二次大覺醒運動”。第二次大覺醒運動從美國東部開始,相繼傳到中部、南部和邊疆地區。在覺醒運動中,大量的群眾加入了教會,使教會人數迅速增加。如衛斯里宗,19世紀初只有3000信徒,到1844年猛增到100多萬信徒。同時,在覺醒運動中,教派不斷分化,新教派不斷產生。基督復臨派、耶和華見證派、摩門教都是這一時期產生的有影響的新教派。

天主教的復興是與浪漫主義聯絡在一起的。浪漫主義是一種文藝思潮,一般來講,可以分為積極浪漫主義和消極浪漫主義。消極浪漫主義者在資產階級革命的衝擊下,試圖逃避現實,思慕中世紀,幻想歷史倒退。他們認為,羅馬教會是一種古老而莊嚴的傳統,既具有權威性,又具有統一作用,因此,他們竭力主張教皇至上。

法國大革命失敗後,羅馬天主教恢復了以往的地位和權力,進入反動時期。教皇庇護七世回到羅馬後,立即著手重建宗教裁判所和耶穌會,迫害“自由主義者”。羅馬教皇竭力宣揚教皇至上,並透過通諭和教令,堅持中世紀的社會政治思想,抑制自由主義和現代思想。1854年,教皇庇護九世釋出“聖母無原罪成胎諭”,欽定了聖母瑪利亞的純潔受胎說;1864年,庇護九世又頒佈《邪說提要》,列舉了80種“邪說”並加以猛烈的譴責;1870年,教皇在梵蒂岡召集大公會議,對一個長期爭論不休的問題作出了最後決定,即:教皇乃最高權威,永無謬誤。19世紀,羅馬天主教會致力維護教皇的最高權威,被稱為“越山主義”。天主教在教皇權力不斷加強中復興。

近代東正教不可避免地受到民族主義、近代學術和宗教靈性生活興起的影響。隨著奧斯曼帝國的衰落,在其統治下的希臘、塞爾維亞、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的東正教會發起了爭取教會自治的運動。面對西方各種不同的思潮,東正教內部出現了兩種不同的傾向:一種是提倡西方化;一種是竭力倡導東正教的傳統,對東正教進行改革,使東正教採取更有活力,符合社會發展變化的形式。在俄國東正教會中,斯拉夫派選擇了一條中間路線,它們既反對官方教會的沉悶、缺乏靈性;又反對改革派和革命派的世俗傾向,提倡東正教整體的與靈性的傳統,復興東正教。

近代後期基督教傳教事業的巨大發展,成為這一時期基督教復興的重要特徵之一。與前幾個世紀基督教的傳教活動相比,19世紀的傳教事業表現出規模大,範圍廣、組織多、方式變化的特點。天主教、新教、東正教各教派派遣大批傳教士奔赴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地傳教,其足跡遍及世界每一個國家和地區,吸引了大批當地人民加入基督教。基督教成為世界上影響最大的宗教。同時,基督教的傳教事業又與西方列強對這些地區的殖民和侵略緊密聯絡在一起,因此,它是西方各國殖民和侵略的一個組成部分。

1840-1911年,是基督教在中國廣泛傳播的重要時期。在第一次、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基督教傳教士支援西方列強對中國的侵略,成為各國侵略者的幫兇。隨著中國一步一步地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基督教取得了在中國全境傳教的權力。憑藉不平等條約,各國傳教士紛紛進入中國,開展大規模的傳教活動。傳教士在傳教過程中橫行霸道,他們在中國沿海和內地霸佔土地、干涉中國內政、包庇教民,釀成了大規模的民教衝突。中國人民掀起了一次又一次反洋教的鬥爭,沉重打擊了西方列強對中國的宗教文化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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