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和語言學在彼此的土壤裡生長

摘自【日】池上嘉彥《詩學與文化符號學——從語言學透視》

編者的話

語言與文學,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語言是“結構體”,文學作品也是個“結構體”,當它們交織,會碰撞出怎樣的火花?會不會產生奇妙的化學反應?這其中又會有怎樣的研究價值?關於這一點,在日本語言學家池上嘉彥的《詩學與文化符號學——從語言學透視》一書中有詳細闡述,本文節選自第一章《從語言學到詩學——文學中語言學方法的可能性及界限》。

文學和語言學在彼此的土壤裡生長

——以下是正文——

文學作品乃至文學表現被賦予超越日常的語言結構的某種結構,這一點很明顯。換言之,由於納入了這樣的結構之中,語言便可能帶有超出日常語言的價值。

關於文學作品的“語言性”,我們看到文學作品以語言為素材。作為素材的語言本身是個結構體。因而文學作品就是以自身為結構體的東西作為素材而成立的結構體,即比語言高一層次的結構體。

於是,我們在這裡看到了在兩個不同的層面上進行平行作業的可能性。一種作業是分析具體的“言語表現”,規定其背後的“語言體系”;另一種作業是,分析具體的文學作品乃至文學表現,規定其背後的體系。用符號學的術語來說,這都是分析具體的“資訊”(符號表現),規定其背後的“程式碼”(符號體系)的嘗試;前者研究的是“語言資訊”和“語言程式碼”,後者研究的是“文學(或詩學)資訊”和“文學(或詩學)程式碼”。一般可以想象“資訊”背後有“程式碼”存在,所以,若承認具有不同於日常語言價值的“文學(詩學)資訊”的存在,那麼設想其背後有“文學(詩學)程式碼”的存在,可以說是必然的邏輯歸結。

現階段基於對“語言資訊”的分析來規定“語言程式碼”的嘗試,在語言學的各個領域已經取得許多成果。然而,基於對“文學(詩學)資訊”的分析來規定“文學(詩學)程式碼”,還是尚未開拓的領域。既然如此,——而且,因為承認前者和後者的作業的平行性——我們有足夠的理由將前者的手法運用於後者。即,在具有分析規定結構體的手法這一點上,語言學可以介人文學問題有著堅實的根據。

那麼,語言學與文學這個物件相結合時,都有過什麼樣的研究,或可能有什麼樣的研究呢?作為可能性,首先可以大體分為兩種來考慮。(1)將文學作品當作與通常的語言同層面的結構體來處理;(2)將文學作品當作層面高於通常的語言的結構體來處理。在(1)中,可以原樣使用語言學的方法;(2)則是語言學方法延長的嘗試。再則每一種方法都可以區別:(a)描寫性研究,即以能夠憑直覺判斷為文學作品的語言文字的存在為前提,描寫其語言特徵及結構特徵,即所謂歸納性研究;(b)功能性研究,即作為產生文學表現的原理,設想並說明語言的某一特定的作用(功能),也就是所謂演繹性研究。

作者簡介

池上嘉彥,1934年生於京都市,先後就讀於東京大學英語英文學專業和美國耶魯大學語言學專業,1969年獲得耶魯大學語言學博士學位。曾任德國慕尼黑大學、英國倫敦大學客座教授,現為東京大學名譽教授、昭和女子大學教授。主要研究語義學、符號學、詩學和認知語言學。現任日本認知語言學會會長。著有[意味論](大修館書店,1975)等。另有譯著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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