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亞詩歌翻譯中的文化取向:屠岸和辜正坤比較研究

本文來源:《外國語文研究》2019年第2期

轉自:外國語文研究

作者簡介

李正栓

,博士,河北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英美文學和詩歌翻譯研究。

王心

,天津大學外國語言與文學學院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文學翻譯研究。

內容摘要:

譯者主體性決定譯者文化取向,進而影響譯者的翻譯策略、譯作的語言表達。我們研讀莎士比亞十四行詩第 12 首及屠岸和辜正坤的漢譯本(含修訂本),受益頗多。研究發現,譯者所處時代影響翻譯策略選擇,譯者文化背景影響譯作語言使用,文化能力增強推動重譯質量提升。文化取向影響了翻譯心理和翻譯過程。文化又因翻譯而得到交流與傳播、傳承和創新。

關鍵詞:

莎士比亞第 12 首十四行詩;文化取向;屠岸和辜正坤

莎士比亞詩歌翻譯中的文化取向:屠岸和辜正坤比較研究

引言

莎士比亞十四行詩創作於 16 世紀 90 年代,詩集最早、最完全的“第一四開本”出版於 1609 年。這是莎士比亞唯一用第一人稱創作的作品,是距離我們最近的聲音。雖然詩中的說話者“我”不一定是詩人自己,或者說“我”既是詩人也是與他同時代的人, 但是較戲劇而言,十四行詩更為清晰地反映了詩人和那個時代的心聲。莎士比亞十四行詩在中國的接受大致分為三個階段:1。 起步階段(1839-1978);2。 發軔期(1979- 2000);3。 快速發展期(2001 年至今)(申玉革 122)。屠岸於 1950 年翻譯出版中國第一部《莎士比亞十四行詩集》,開啟了莎士比亞十四行詩全集漢譯的時代。從屠岸1950 年開始到 2018 年底近 70 年間,共有 26 部莎士比亞十四行詩全集的重譯本出版, 重譯次數居莎士比亞全部作品之首。透過翻譯,詩中所蘊含的文化被不斷挖掘和傳播。本文以莎士比亞十四行詩第 12 首為例進行研究,認為:譯者所處時代影響翻譯策略的選擇,譯者文化背景影響譯作語言的使用,文化能力增強推動重譯質量的提升。

莎士比亞詩歌翻譯中的文化取向:屠岸和辜正坤比較研究

譯者所處時代影響翻譯策略選擇

翻譯活動是在特定的社會歷史、政治和文化環境中完成的。譯者不是孤立的個體, 受所在時代和其他客觀因素的影響,譯者會選用“異化”或“歸化”的翻譯策略,直譯或意譯的翻譯方法,以滿足當下讀者的期待。“從根本意義上說,文學作品是註定為讀者而創作的,讀者是文學活動的能動主體”(馬蕭 47)。

異化策略“偏離本土主流價值觀,保留原文的語言和文化差異”(Venuti 240)。歸化策略則“遵守目標語言文化目前的主流價值觀,對原文采用保守的同化手段,使其迎合本土的準則、出版潮流和政治需要”(240)。對翻譯策略的選擇是強勢文化與弱勢文化的交鋒,國家實力對譯者翻譯策略的選擇也起決定作用。身處不同年代的譯者屠岸和辜正坤就採用了不同的翻譯策略和方法。

屠岸在 1943 年便開始翻譯莎士比亞十四行詩,以歌頌友誼的詩歌紀念張志鑣。1950 年春,他譯完 154 首莎士比亞十四行詩。在翻譯過程中,屠岸把“客體感受力” 創作原則運用於翻譯實踐,堅持“融入到原文中,擁抱原文,擁抱原作者,全身心地去體會原文的文字、思想和意境,體會原作者的創作情緒”(丁振琴 57)。譯者忠實於原作,還原原作風格,傳遞原作韻味,追求最大程度地與作者實現精神共鳴,表達作者真正的心聲,把作者意圖與讀者期待融為一體。他還奉行“古典的抑制”(classic restraint) 原則,“抑制自己的主觀情感,去努力理解原作者的情感,體驗原作者的創作情緒,把原作中的那種精神實質表現在譯文裡”(57)。這與“客體感受力”原則是一致的,都是主張最大限度地走近作者,使讀者感受原作風貌,儘量減少譯者介入或不去過多地發揮譯者個人主體作用,把譯者置於隱身地位。屠岸追求的是最大程度的與原作對等的理解,譯誰就得像誰,抑制個人情感,避免過度翻譯,竭力保留原作內容和風格。這是一個忠實於原作和尊重原作者的策略。

屠岸一貫主張“儘可能把原作的詩形式呈現在讀者面前”(莎士比亞,《十四行詩集》 174)。他信奉“以頓代步、韻式依原詩”的翻譯策略。他認為“譯者雖然在‘戴著鐐銬跳舞’,但是非常合乎節拍,把原作的神韻都傳達出來了,那個鐐銬也就不翼而飛了”。“以頓代步”很難,但是“譯者還是應該知難而上,盡最大努力做到形神兼備”(丁振琴 59)。無論是節奏還是韻腳安排,屠岸都追求忠實於原作,保留原作“風味”,採用“異化”策略,傳真式地呈現原作真實文化。屠岸所用文字平實曉暢,擯棄中國式成語或套話,讓讀者看見的還是英國的莎士比亞,而不是中國化了的莎士比亞。

辜正坤的《莎士比亞十四行詩集》於 1998 年出版。此時,改革開放已過去二十年, 中國對外開放力度更大,綜合國力逐漸提高,學者們從“文化自覺”向“文化自信” 發展。辜正坤融通中西文化,發展了自己的翻譯觀。他熟諳中國文學,書畫皆通,對中國古典詩和傳統文化的研究也影響了他詩歌翻譯的理念和原則。他將莎士比亞十四行詩進行了創造性翻譯,辭藻華麗,採用一元韻式,與前人譯本風格迥然不同。他認為“翻譯行為和翻譯理論的走向常常受制於翻譯者或翻譯理論建立者的個性或人格”(辜正坤 408)。他提出了翻譯標準多元互補論,認為翻譯的絕對標準是原作本身,永遠不可企及,但最高標準(最佳近似度)可儘量靠近絕對標準,即譯作儘可能近似原作。他還認為,“凡英詩中格律謹嚴,措辭典雅,短小而又多抒情意味的早期詩作以古體漢詩形式摹擬譯出,效果自佳”(357)。

在莎士比亞十四行詩的翻譯過程中,他選擇“在講明原詩韻式的情況下,用中國詩的韻式來創造一種音美,力求譯詩音美效果的強烈程度能和原詩接近”(425)。他採用了符合傳統中國詩中較通行的一韻到底的韻式,尊重中國詩歌傳統,將莎士比亞十四行詩“中國化”,採用“歸化”策略,使讀者感受詩歌的音美效果,欣賞到具有中國特色的莎士比亞十四行詩,使中國讀者“得意忘形”,陶醉於譯文之中。

由於屠岸和辜正坤兩位譯者具有不同的文化取向,採用不同的翻譯策略,譯本呈現也大不相同。下面以莎士比亞十四行詩第 12 首為例,原文如下:

When I do count the clock that

tells the time,

And see the brave day sunk in

hideous night;

When I behold the violet past

prime,

And sable curls, all silvered

o‘er with white;

5 When lofty trees I see barren

of leaves,

Which erst from heat did

canopy the herd,

And summer’s green all girded

up in sheaves,

Borne on the bier with white

and bristly beard,

Then of thy beauty do I

question make,

10 That thou among the wastes

of time must go,

Since sweets and beauties do

themselves forsake

And die as fast as they see

others grow;

And nothing ‘gainst Time’s

scythe can make defence

Save breed, to brave him when

he takes thee hence。

(莎士比亞,《莎士比亞十四行詩集》(1998) 24)

屠岸譯文(1950):

當我計算著時鐘報出的時辰,

見到可怕的夜吞掉剛勇的白天;

當我看見紫羅蘭失去了青春,

貂黑的鬈髮都成了雪白的銀線;

5 當我見到那昔日曾經為牧人

遮蔭的高樹只剩了一根禿柱子,

夏季的蔥蘢都札做一捆捆收成

載在屍架上,帶著穗頭像白鬍子;

於是我就開始懷疑你的美麗,

10 想你必定也要走入時間的荒夜,

本來可愛與美麗終須放棄自己,

一見別人生長,自己就快凋謝;

沒人敵得過時間的鐮刀,但子孫

敵得過他,在他吞滅你的時辰。

(莎士比亞,《莎士比亞十四行詩集》(1950) 26-27)

辜正坤譯文(1998):

當我細數報時的鐘聲敲響,

眼看可怖夜色吞噬白晝光芒;

當我看到紫羅蘭香消玉殞,

黝黑的捲髮漸漸披上銀霜;

5 當我看見木葉脫盡的高樹,

曾帳篷般為牧羊人帶來陰涼,

一度清脆的夏苗現在被捆打成束,

載上靈車,連同白色堅脆的麥芒,

於是我不禁為你的美色擔憂,

10 你也會遲早沒入時間的荒涼,

既然甘美的事物總是會自暴自棄,

眼看後來者居上自己卻快速地消

亡,

所以沒有什麼能擋住時間的鐮刀,

除非你謝世之後留下了兒郎。

(莎士比亞,《莎士比亞十四行詩集》(1998) 25)

屠岸在 1950 年譯本的代跋中寫道,“要把原詩的抑揚格五步音詩‘譯’成中文是不可能的,因為兩國語文的差別太大。於是我只能用一種含有比較不太刺耳的自由節奏的散文來代替‘抑揚格’,和每行十三、四字(至多不超過十七字)中所包含的五或六個重讀(一個重讀可能是一個字,也可能是一個詞)和輕讀來代替‘五步’(十綴音)”(莎士比亞,《莎士比亞十四行詩集》(1950) 348-349)。屠岸用一字頓、二字音組和三字音組來代替原文的音步,每行字數為 12 至 14 個,樂感和諧,節奏感強,譯本整飭,又參差有致。韻腳方面,譯本基本遵照原文,韻腳安排是 ababacaccdcdaa, 尾韻結構接近 ababcdcdefefgg,儘管沒完全移植,但這種移植也很不容易。

辜正坤認為“西詩的押韻格式趨於多元韻式”,“這與漢詩常見的一韻到底的一元韻式涇渭分明”(辜正坤 21),由於英語單詞多為多音節詞,頻頻換韻是不得已的選擇。而漢語單字有四聲聲調,所以漢詩在用韻方面有先天優勢,能夠用一元韻式的同時還表現抑揚頓挫。這樣看來,音美的表現方式會隨著語言的改變而改變,他指出“莎士比亞原詩的韻腳音美是根本無法翻譯的”,“人們只可能在目標語(譯語)中另創一種音美,但那絕不是原作的音美”(莎士比亞,《莎士比亞十四行詩:英漢對照》(2007) 8)。他採用中國傳統詩歌的一元韻式(雙行必押韻,且多為相同韻)來創造音美,使譯詩音美效果的強烈程度儘量和原詩接近。本詩“光芒”、“銀霜”、“陰涼”、“麥芒”等雙行末尾均押“ang”韻。這種創造也非常艱難,非常人能為。屠岸和辜正坤譯文的音韻安排各有千秋,都是佳譯。

莎士比亞詩歌翻譯中的文化取向:屠岸和辜正坤比較研究

譯者文化背景影響譯作語言使用

譯者的文化背景影響譯作語言的使用。語言使用與風格傳遞對翻譯來說也尤為重要,詩歌翻譯之難,難在意象轉換,更難在風格傳遞。譯者不同的文化環境和文學背景決定了其風格傳遞也各具特色。屠岸從小習詩,大學時開始翻譯詩歌。他一生寫詩、譯詩、編詩、論詩,將詩歌融入了自己的生命。

屠岸的詩歌創作“沒有拼湊的痕跡,猶如一幅幅清淡的水彩畫,其中也受到中國古詩的影響,有音韻、節奏感”(屠岸,《深秋有如初春:屠岸詩選》 401)。他在翻譯過程中或多或少地會摻雜本人的語言習慣,詩歌創作的語言風格也滲透到其詩歌翻譯當中。他反對用文言文對應莎士比亞的文藝復興時期英語,主張用當代白話文翻譯。屠岸堅持“信、達、雅”的翻譯原則,他認為“‘雅’就是要在譯文中體現原文風格”(丁振琴 57)。他“用既不陳腐又不俗濫、明白曉暢而又優美典雅的漢語來傳達原著的語言風貌和豐富內涵”(屠岸,我譯《莎士比亞十四行詩集》的緣起及方法 7)。通讀屠岸譯本,可以發現他使用的語言通順流暢,而又飽含詩味。

辜正坤“幼承家教,陶然於國學,十五可將《老子》‘倒背如流’”(孟凡君49)。讀書是他最大的樂事,古今中外的文學作品他都涉獵。他說,“歐陽修好像說過他看書有三上:枕上、廁上、桌上。我看書則多了一上:那就是路上”(劉昊 4)。廣泛的閱讀為辜正坤的翻譯理論與實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他師從楊周翰、李賦寧, 研究莎士比亞,獲得改革開放以來第一個以莎士比亞為研究物件的博士學位,為他翻譯莎士比亞十四行詩打下紮實的基礎。他提出翻譯標準多元互補理論,認為文體風格有樸實、華麗、雄辯、晦澀和明快之分,主張以原作為具體標準,追求最佳近似度。他深知莎士比亞十四行詩“語彙豐富,用詞洗練,比喻新穎,結構巧妙,音調鏗鏘悅耳”(莎士比亞,《莎士比亞十四行詩:英漢對照》(2007) 3),所以他主張譯詩也須相應華麗,與原作辭氣契合。他沒有把莎士比亞十四行詩譯成古體詩,但注重詞彙用語雅緻,與大白話保持適當的距離。他還提倡用元曲、散曲的風味翻譯莎士比亞十四行詩,並善於使用四字格,文白結合,氣息雅緻,古風洋溢。

關於兩位譯者語言風格,且看幾例。第二行“And see the brave day sunk in hideous night”(莎士比亞,《莎士比亞十四行詩集》(1998) 24),屠岸譯為“見到可怕的夜吞掉剛勇的白天”(莎士比亞,《莎士比亞十四行詩集》(1950) 26),語言直白、曉暢,接近莎士比亞口氣,忠實還原原作對白天的讚美之情,稱其“剛勇”,並與“可怕的夜”形成對比,強調“夜”力量之大,表明時間無情,引出主旨:只有結婚並留下後代才能與時間這把鐮刀抗衡;譯文使我們看到一個英國的莎士比亞。辜正坤譯為“眼看可怖夜色吞噬白晝光芒”(莎士比亞,《莎士比亞十四行詩集》(1998) 25),用詞古雅,中國味道濃厚,文采飛揚,傳遞出很強的畫面感,勾勒出夕陽西下之時白晝光芒被漆黑夜色吞噬的畫面。譯文使我們看到一箇中國化的莎士比亞。第三行“When I behold the violet past prime”(24),屠岸譯為“當我看見紫羅蘭失去了青春”(莎士比亞,《莎士比亞十四行詩集》(1950) 26),採用平實的語言表達出花朵從盡情綻放到走向衰敗的過程,展現時間的無情。辜正坤譯為“當我看到紫羅蘭香消玉殞”(莎士比亞,《莎士比亞十四行詩集》(1998) 25),將這一過程比作年輕貌美的女子告別人世,對花朵的凋謝深表惋惜。第四行“And sable curls ensilvered o’er with white”(24),屠岸譯為“貂黑的鬈髮都成了雪白的銀線”(莎士比亞,《莎士比亞十四行詩集》(1950) 26),將人年輕時烏黑亮麗的秀髮與年老時彷彿絲線一般乾枯的頭髮進行對比,突出表現時間力量的強大,以及人的生命在時間面前的渺小和不堪一擊,突出黑變白的顏色之變。辜正坤譯為“黝黑的捲髮漸漸披上銀霜”(莎士比亞,《莎士比亞十四行詩集》(1998) 25),透過更加唯美、富有中國文化傳統特色的譯文讓讀者體會時光的流逝,感慨歲月的蹉跎。最後兩行“And nothing ’gainst time’s scythe can make defence / Save breed to brave him when he takes thee hence”(24),屠岸譯為“沒人敵得過時間的鐮刀, 但子孫 / 敵得過他,在他吞滅你的時辰”(莎士比亞,《莎士比亞十四行詩集》(1950) 27)。從語法結構上看,他譯本採用了歐化的語言,依照原語序將狀語放在了最後。辜正坤譯為“所以沒有什麼能擋住時間的鐮刀, / 除非你謝世之後留下了兒郎”(莎士比亞,《莎士比亞十四行詩集》(1998) 25)。他採用了反譯法,巧妙地將最後兩行的翻譯難題解決,且將“被時間吞噬生命”之義用漢語委婉語“謝世”一詞傳達出來, 典雅至極,頗具中國特色。

透過對兩譯本語言風格的比較,可以看出譯者翻譯理念的不同。屠岸採用通俗平實的語言漢譯莎士比亞十四行詩,是為了便於當時的讀者接受西方文學作品。他更側重於讀者對原汁原味的接受。辜正坤採用具有古風的語言進行翻譯,不僅是鑑於原詩語言的華麗,更是為了將漢語的語言特色和文化內涵一併呈現出來。兩譯本誕生於不同年代,呈現不同風格的語言,為讀者提供了不同的文化體驗。

莎士比亞詩歌翻譯中的文化取向:屠岸和辜正坤比較研究

文化能力增強推動重譯質量提升

譯者文化能力的增強推動重譯質量的提升。文學翻譯過程中,文化傳遞十分重要。“譯者要了解原文的文化內涵,還要考慮在譯文中如何體現這一文化資訊,架好溝通的橋樑,幫助譯文讀者理解或接受”(李正栓 39)。在英詩漢譯時,不僅要了解作者的創作背景和風格特點,更要深入研究其所處的西方文化環境,並在譯文中將原作所蘊含的文化因素傳遞出來。莎士比亞十四行詩的翻譯亦是如此,詩歌透過對友誼、愛情、時間等主題的描寫表達了莎士比亞進步的人生觀和藝術觀,洋溢著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思想,飽含對生活的讚美。在翻譯時如何最大限度發揮中文的優勢,如何使譯本更適應當下漢語文化環境,為讀者提供質量更佳的譯本,是每位譯者都在思考的問題和努力的方向。每位譯者的重譯都展示了其文化能力的不斷增強。

屠岸翻譯的莎士比亞十四行詩集“自 1950 年初版後,截至 2017 年,共重印 28 次, 居所有重印譯者之首”(謝桂霞 27)。他分別於 1955 年、1981 年、1988 年、2008 年和 2012 年對莎士比亞十四行詩全集的譯本進行過修訂。每次修訂,他必精益求精,使用簡潔流暢風格的語言,體現時代文化,使譯本為不同文化背景和時代的讀者所接受。他在不斷地與自己競賽,與時代共呼吸,但對原文的忠誠從未改變。

辜正坤的譯本自 1998 年來共被重印 5 次(27)。重印次數僅次屠岸譯本,說明也受讀者認可和歡迎。在2017 年的修訂本中,他使絕大多數詩歌漢譯本的行字數保持一致, 從“建行形式視象美”(辜正坤 14)的角度讓莎士比亞十四行詩更符合中國讀者的審美期待,使譯本的質量更上一層樓。

現以屠岸 2012 年譯本和辜正坤 2017 年譯本為例,分析兩位譯者依據其雄厚的文化實力在譯文質量提升上所做的努力。

屠岸修訂後的譯本更精確地還原了原詩的音樂性。他恪守“以頓代步”原則, 以一字頓和四字音組為破格,以二字音組和三字音組為合格。該譯本破格現象明顯減少,在節律上有明顯的提升。內容方面,一些用詞更加高雅、準確,例如,“tells the time”(莎士比亞,《莎士比亞十四行詩:英漢對照》(2012)24)改譯為“算出的時辰”(25),更準確地強調了時間無情這一主題,生動形象;“hideous night”(24)改譯為“陰黑夜”(25),畫面感更強,更能體現出黑暗帶給人的恐懼之感和時間力量的強大;第七行“green”(24)幾經改譯,終用“蔥綠”(25)。最後兩行,屠岸將其譯文改為“沒人敵得過時間的鐮刀啊,除非 / 生兒女,你身後留子孫跟他作對”(25)。更符合漢語的語序和表達習慣,將“死了”改為“身後”,更委婉,更具文學性,將“breed”一詞的譯文改為“兒女”,改變前譯“子孫”重男輕女之嫌,避免了研究女性主義的學者提出異議。

辜正坤修訂後的譯文每行字數相等,均為 11 個漢字。韻式仍為一元韻式。但字數縮減,語言更為凝練。在內容方面,第八行的改動較大,譯者將“white and bristly beard”(威廉·莎士比亞 27)的譯文改為“白硬須芒”(26),雖然譯者仍未將“beard” 一詞直譯,但在書末的註釋部分,譯者寫道,“‘束端露白硬須芒’指禾物(例如小麥之類)被捆打成束後,禾物一端的須芒(例如麥芒)露在外邊,暗喻白鬍須老人死後的鬍鬚之類”(316)。他認為屠岸譯本語言通順流暢,讀起來頗具詩味,但原詩的華美風格稍有減弱。所以他“另闢蹊徑”(莎士比亞,《莎士比亞十四行詩:英漢對照》(2007) 12),採用華麗的語言翻譯莎士比亞十四行詩,且精雕細琢,追求譯詩“語形視象美”(辜正坤 11),為讀者帶來不同的審美體驗。

透過比較,可以發現,隨著譯者對兩種語言文化的認識和理解不斷加深,他們採用重譯的方式為譯語讀者提供質量更為上乘的譯作。這是譯者對個人嚴格要求的表現, 更是作為跨文化交際使者的責任與擔當。許淵衝曾經說過,“文學翻譯,尤其是重譯,要發揮譯語的優勢,也就是說,用譯語最好的表達方式,再說具體一點,一個一流作家不會寫出來的文句,不應該出現在世界文學名著的譯本中”(許淵衝 56)。隨著翻譯研究的深入和全球化程序的加快,文化的傳遞在翻譯中也變得原來越重要。譯者不僅擔有語言轉換之責,更負有文化溝通之任。只有不斷追求卓越的精神才能推動兩種語言所在文化的交流和發展。

莎士比亞詩歌翻譯中的文化取向:屠岸和辜正坤比較研究

結語

由於譯者身處不同的時代,其文化功底、語言能力、審美情趣、翻譯目的和對原文的理解都不盡相同。翻譯過程中,由於文化取向不同,不同譯者對同一作品可以採取不同的翻譯策略。屠岸堅持採用異化策略,用平實的語言將原文呈現,不斷修改潤色譯本,力求與時俱進,使譯文符合當下讀者的品味。辜正坤始終採用歸化策略,但仍保留原作意旨,將西方文化與中國古體詩風格語言相融合,做出用律詩和詞曲體翻譯莎士比亞十四行詩的積極創新和嘗試。可見,只要忠實於原文字,不同策略皆可產生理想的效果。在當今全球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翻譯早已經超越了其簡單的語言文字上的轉換功能”(王寧 5),在文化之間起到協調溝通和橋樑紐帶的作用。翻譯不僅是語言層面的“編碼”和“解碼”,還決定了以何種方式將源語文化呈現在譯語讀者的面前。翻譯家不僅是文字工作者,更是文化傳播者。優秀的翻譯必將推動文化間的交流,促進文化的傳播與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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