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陽明為何挑戰朱熹的格物致知?兩個儒家聖人完全不同的致知之學

王陽明與朱熹都是儒家聖賢,王陽明是明朝官員,而朱熹是南宋官員,兩人生活的年代相差三百年。

朱熹的地位自元代以後就變得至高無上,他享祀孔廟,是祭祀的大成殿十二哲者之一,他倡導的“格物致知”的學術主張更是元明清三代官學中不可撼動的至高權威。

王陽明對朱熹的“格物致知”學說發出了挑戰時,他的地位尚不足以撼動朱熹,所以他是頂著巨大的壓力提出了自己的致知之學——“致良知”。

王陽明為什麼要挑戰朱熹的“格物致知”學說而另起爐灶呢?

王陽明為何挑戰朱熹的格物致知?兩個儒家聖人完全不同的致知之學

其實“格物致知”到底是什麼意思本身是千年學術迷案,歷代的儒學家們都在爭論,大儒們各有各的解釋,始終沒有形成定論。

“格物致知”的意思在先秦時期並不存在爭議,後代之所以會對格物致知產生爭議跟東漢的儒士鄭玄對《大學》中“格物”與“致知”的註解有極大關係。

鄭玄的註解導致了後世儒士們就對“格物致知”的理解產生了巨大的分歧。

鄭玄在註解致知的“知”說:知就是知曉善惡吉凶之所終始;他在註解格物的“格”說:格就是來的意思;物就是指事。

鄭玄認為如果一個人對善的理解非常深厚,那麼就會吸引來善物;如果一個人對惡的研究太投入了,那麼就會吸引來惡物。人們遭遇事物的善惡與人對善惡的喜好有極大關係。

鄭玄對“格物致知”的解釋非常像今天網路上流行的心靈雞湯式的說法。例如:心惡,那麼遇到都是惡運;心善,那麼遇到的都是幸運與美好。等等。

王陽明為何挑戰朱熹的格物致知?兩個儒家聖人完全不同的致知之學

鄭玄的註解把“知”的內涵縮小了,認為“知”僅限於“知善惡吉凶之所終始”,他把“格”註釋成為“來”,將“格物”註釋為“來善物”、“來惡物”。

歷代的學者們都認為鄭玄的這種註釋嚴重有悖原意,也顛倒了“格物”與“致知”的因果關係,把“格物”視為“致知”所致。

鄭玄這種現代心靈雞湯式的註釋導致了後代學者們對“格物致知”的廣泛爭論,“格物致知”逐漸為儒學界在上千年的歲月中爭論不休的理論之迷。

歷代的儒士都在爭論“格物致知”真實涵義到底是什麼。

明朝末年的劉宗周就總結說:“格物之說,古今聚訟有七十二家!”

例如,宋代名儒司馬光就非常不贊同鄭玄的註釋,他說:“鄭氏以格為來,或者猶未盡古人之意乎?”他認為:“《大學》曰:‘致知在格物。’格,猶扞也,御也。能扞禦外物,然後能知至道矣”。他的意思是格物致知是指抵禦物質誘惑,然後就能知道天地之至道了。

司馬光對“格物致知”的解釋朱熹也不贊同,他專門寫了一篇《大學章句·補傳》重新解釋了“格物致知”。

朱熹在二程(程顥、程頤)提出的“理一分殊”的哲學命題基礎上作了更進一步闡明,他主張對每一類事物都應該進行逐一的研究。他說:“上而無極太極,下而至於一草一木、一昆蟲之微,亦格有理。一書不讀,則闕了一書道理;一事不窮,則闕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則闕了一物道理。須著逐一件與他理會過。”

朱熹認為:“《大學》設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裡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格物,此為知之至也”。

朱熹主張:“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裡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朱熹還說:“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

朱熹在他的理學中講的“物”不僅是天地間的萬物,也指事情。朱熹對“格”的註釋是指窮至,透徹地探明具體事物的內在道理。

朱熹講的格物致知,就是不斷地瞭解萬事萬物的內在知識與道理,如此天長日久地積累,對具體事物的知識與道理了解得越來越多,最終就可以達到豁然貫通、無所不明的聖賢的智慧境界。

王陽明為何挑戰朱熹的格物致知?兩個儒家聖人完全不同的致知之學

王陽明在青年時代非常沉迷朱熹的學說,他四處蒐集朱熹的著作進行深入的學習。

有一天,王陽明在推敲“眾物必有表裡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這句話時對格物致知有了跳躍式的感悟。

王陽明認為萬物既有外在表現形式,也有內在本質,一草一木都必定蘊涵著形成萬物的至理,這是不是意味著透過參悟一草一木這些個體事物就可以參透其中蘊涵著的天下萬物的至理呢?

王陽明決定親身去實踐一下,他打算透過格竹子來參悟天地的至理,這就是著名的“王陽明格竹”事件。

王陽明邀請一位姓錢的同學共同參與這次格竹,他們企圖透過格竹來實踐朱熹的“格物致知”。他們兩人一起來到王陽明父親官署中的一片竹林裡“格竹”。

錢同學格竹三天後就病倒了。

王陽明在同學離開後,連續在竹林裡靜坐格竹達到了七天,他的體力透支到了極限,開始發高燒,咳嗽不止,整個人變得乾瘦枯槁,最後他也病倒下了。

王陽明當時從竹林回到屋裡,躺在床上就不能動了。

事後,錢同學和王陽明都萬分沮喪地說:“聖人是做不了的了,我們根本沒有那麼大的力量去格物啊!更何況格物致知後,還需要繼續去參悟天地至理啊!那不是普通人能完成的啊!”

格竹失敗後,朱熹在他心中的聖賢形象也破滅了,從此他不再去研讀朱熹的書。

這次格竹不但沒讓王陽明達到格物致知,還給他留下了一個咳嗽的病根,此後多年經常受咳嗽病擾,苦不堪言。

王陽明為何挑戰朱熹的格物致知?兩個儒家聖人完全不同的致知之學

又過了很多,到弘治十一年的時候,王陽明無意中讀到朱熹的《性理精義》中有一句話說:“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

王陽明恍然大悟,他經過反思發現自己讀書雖然廣博,但都沒有做到循序致精,他推測這可能就是自己不能明悟格物致知原因,於是他開始注重循序讀書,力求學問精進。

他心中再次燃起了希望,目光又一次投向了朱熹理學。

當時王陽明澄心靜慮的靜坐功夫很深了,已經熟練地掌握了內證能力,所以當他按照朱熹講的“循序而致精”的方式去讀書時,很快就透過內證實踐體察到了“物理吾心,終若判而為二”的客觀現實,而這種體證讓他明白了外部物質蘊涵的分殊之理與自我的心體其實是兩大各自獨立的體系。這也意味著格物致知,所獲得的只能是外部知識,這些外部知識與內心的原始智慧是不同層面的事物。

無論掌握了再多的外部智慧,再怎麼博學,都無法通明內心的原始智慧,這意味著朱子之學只是一條斷頭路,行到一半便不了了之,絕非真正的成聖之道。

王陽明這次循序致精方法實踐失敗後,便與朱學徹底分道揚鑣了,從此確定朱熹的理學並非通向聖賢的終極之路。

王陽明為何挑戰朱熹的格物致知?兩個儒家聖人完全不同的致知之學

王陽明在許多年後曾向門生解釋自己當年格竹的原因時說:眾人紛紛說格物要聽朱熹先生講的,但從來沒有一個人去實踐過格物?我卻是真正地實踐過格物的。我年輕時曾經與一位姓錢的同學共同討論做聖賢就要格天下之物的道理。當時不知道從哪裡來的巨大的動力?我們兩人指著我父親官署裡一座亭子前面的竹子說,一起格下竹子來看一看,到底行不行。錢同學窮格竹子的道理,竭其心思了三天,結果造成勞神成疾。當時我就說他格物不能夠成功是因為他的精力與體力都不足,我就獨自繼續往死裡去格竹,我格了七天竹子,結果也勞思致疾了。事後我們兩人感嘆聖賢普通人是做不了的,從此以後我們沒有那麼大力量去格物了。再往後我在貴州龍場的三年裡,更加了解了格物致知的意思,從那時起我就知道天下之物本無可格者。所謂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更加肯定聖人是人人都可以做得到的,從那時起我便有使命感了。今天我就把這其中深層的意思說給諸公知道。

王陽明很早就放棄了朱熹的格物致知的學術主張,不過他明確地提出與朱熹不同的致知之學卻是他中年以後的事了。

王陽明在平定寧王朱宸濠的叛亂和經歷張忠、許泰等奸臣諂害後,對儒家上古聖賢講的良知有了全新的認識,他開始向門生們講習“致良知”的聖賢之道

正德十五年,王陽明在虔州開始系統地向門生們講習“致良知”。

明朝的儒學界以程朱理學為官學,朱熹的理學思想一統天下,但實際上儒生與學子中很少有人能做到知行合一,士子們沉迷於道問學、訓詁學和舉子學,卻不肯身體力行,造成世風日偽,人們習慣用仁義之名來打扮自己,內心卻只是為了個人的私利,他們以各種美好的言論來討好世俗,以各種表面的善行來獲得名聲,賣直沽名。

這些讓人憂心的現實讓王陽明意識到不提倡致良知,就不足以改變當時的外善而內偽的不良社會現象。

的確,今天我們也能夠理解,人若缺少良知,再怎麼格物致知也沒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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