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進士出身階層的來源評估,科舉制度基本達到了客觀與公平

從進士出身階層的來源評估,科舉制度基本達到了客觀與公平

文 | 沈登苗,獨立學者

科舉是否或多大程度上促進了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的社會流動,不僅是評價科舉是否具有公平精神的“硬體”之一,也是衡量其是否具有現代借鑑意義的一個重要話題。歷史與現實的雙重功能,使科舉的社會流動業已成為“科舉學”中的一大熱點與公案,甚或是科舉研究的“重心”所在。

科舉社會的流動率,一般指進士來自平民階層的比例,衡量的是科場向大眾實際開放的維度。

討論中存在著兩個觀點相左的學術流派。主張中高階功名中式者來自比較廣泛的社會階層,下層平民透過科舉不斷地湧入上流社會,為統治階級提供新鮮血流的稱為“流動派”,以何炳棣為主帥。認為科舉是官僚階層內部的優秀分子的輪轉,進士、舉人主要出身於地主階級或富商,與貧寒子弟基本無關者稱為“非流動派”,以海姆斯為代表。

但細緻比較後我們發現,“流動派”與“非流動派”雙方的論點,貌似衝突,實無太大的牴牾,且可相互補充,基本統一的。因為,首先,各自對他方提供的史料本身沒有多大質疑,只是切入的角度或對史實的理解不同而已;其次,各方又大都沒有否定經濟條件在科考中的作用,儘管對此展開得還不夠充分;第三,“流動派”自覺或無意地把初級學銜獲得者劃入平民階層,在視覺上提高了流動率,若把初級學銜獲得者劃入紳士階層,雙方的看法就比較接近了。如果我們把是否擁有財富和生員功名,分別看成科舉社會上下對流中的經濟與文化各自的一個臺階,承認事實上存在的“分層流動”,那麼,科舉社會流動討論中激烈的學術爭鳴就可以基本調和了。

在科舉時代,有否真正的資格應試,主要取決於父、祖輩的經濟條件;能否在場屋中勝出,大多靠的是本人的稟賦與後天的努力。

實力——經濟實力與自身智力決定人們在科舉道路上能走多遠。制度與法律並不阻礙個人由一個階層向另一個階層流動;但制度與法律也不保障每個家庭都能供子弟“閒適”地讀書與進行馬拉松式地應考。占人口極大多數的、貧寒的下層平民欲透過科舉進入到上流社會,首先要進行財富的積累。一般地說,先有土地與資本的流動,才能有科舉的社會流動;大致達到了小康的經濟水準,才有實質性的社會階層流動。科舉人物的基本“成份”是地主階級或“衣冠戶”。我們不能受“為富不仁”的思想束縛,對於財富在科舉考試中的重要作用,大可不必諱言。

不過,本文強調的是,如同當代美國總統選舉需要的大筆資金,是多數美國公民無力承受的,但不能就此懷疑其操作程式的公正性一樣,經濟因素造成的事實上對90%左右的人參加科舉的排斥,這是當時的生產力發展水平所決定的,與科舉制度本身是否公平無關。經觀察,曾廣為人詬病的、由財富導致的“商額”與監生鄉試等制度(相對於與公平無關的經濟因素而言)層面所造成的對科舉公正的實際影響,幾可忽略不計。也如同當今的諾貝爾自然科學獎得主往往需要知識家庭幾代人的接力相似,在尚無義務教育的古代,科舉考試更有利於仕宦與文化世家是十分自然與正常的,是符合成材規律的。

史料與研究方法的不同是科舉社會流動引起學界爭鳴的兩大原因。不同的史料與研究方法得出不同的研究結論。

以《登科錄》為核心的科舉題名錄,是考察進士家世的相對系統與完整的史料。其它如方誌野乘、家譜牒系、硃卷履歷、筆記文集、編年傳記、行狀墓誌等也都是第一手的研究素材,但現存或目前所發現的這類資料皆不能自成體系,難以做縱橫的比較,通常僅能起到拾遺補缺的作用。

從進士出身階層的來源評估,科舉制度基本達到了客觀與公平

明代登科錄

如卜正明對明清鄞縣紳士家族的統計,吳仁安整理的明清時期上海地區的著姓望族的資料等表明,若以方誌、族譜為基本材料,想比較完整地揭示一個府,甚至一個州縣在某一時段的科舉社會流動也是相當困難的。

據筆者所見,

主張科舉促進了中華帝國後期的社會流動的學者,通常採用的是全國性或較大區域的史料;

而對此觀點持懷疑態度的,挖掘的是區域性的、零星的史料,說服力勉強。

故儘管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流動派”遭到了國際漢學家的有力挑戰;何炳棣幾遭“圍剿”,但“身臨其中”的多數中國大陸學者不為其所動,仍傾向於“流動派”。看來,在這一領域,海外學者試圖以小見大,透過個案的闡揚來征服內地讀者的努力似乎難以成功。

以家庭——父系祖上三代的履歷來量化考查進士的社會背景,雖有不盡人意之處,但仍是迄今為止最切實可行、簡捷有效,甚至無法取代的研究方法。家族、婚姻、朋友、世交、師生等因素不同程度地影響著學子的成功機率與速度,從其中的每一角度入手,都能促進科舉社會流動的探索向縱深發展。但問題在於,我們今天難以從中提取具有基本時空概念的史料,不具備相對整體的操作性與可比性,故真正的影響,也無非起些“旁敲側擊”的作用罷了。

如貝蒂對明清時期桐城的上層社會研究時發現的——任何時期只有少數成員擁有科舉頭銜,考察的僅是被研究者(一代人)的功名,這與通常的看幾代人出身的計算方法,是兩個完全不同(等級)的統計學概念,兩者不具有可比性。前者不能反映其家世。依我之見,貝蒂對桐城的解剖是否具有個案的意義還不好說,更遑論對何炳棣的結論形成顛覆性的威脅了。

近數十年來,西方漢學界關於精英在地方社會的角色與價值、紳士在宗族裡的功能及其互動等方面的討論,成果迭出。但一般的海外漢學家對中國人人際網路的瞭解畢竟不如生於斯、也曾長於斯的何炳棣。如前者們看待家族在科考中的作用上有過於理想化的傾向。接著何炳棣的親身經歷——金華何氏家族中的成功者,在20世紀上葉資助提攜族人的有限性說,即使今天,至少在佔中國人口多數的農村,一個家庭的興旺發達,財富的積累與繼承,義務的承擔與權益的享受,主要仍是父系及其上下的直系。就以遺產繼承為例,約定俗成的是,“外婆家”和叔伯的遺產是不能繼承的,除非他們沒有後代(前者指兒子,後者包括兒子與女兒)。打個極端的比方,一個親叔伯有百萬元遺產,也許不如自己的親爺爺有一萬元遺產。因為叔伯的“百萬元遺產”,你有可能一分錢也不能繼承,而爺爺的“一萬元遺產”,你多少能分到。說明這一些,有助於我們瞭解在男系單系繼承的科舉時代,個人奮鬥中所起的作用,一般母系不如父系,父系的旁系又不如母系的直系(特指外祖父、外祖母)。

此外,科舉社會的婚姻關係,基本上是門當戶對。在姻親上,是父系及其直系決定了一個男子在婚姻中的地位,而不是相反;掌握了父系祖上的履歷,母系祖上的政治、經濟地位也大概可以想象了。

佔紳士階層主體的低階紳士——生員階層出進士的機率遠遠遜於中上層紳士,但又大大高於其它階層,故對其的單獨統計不僅僅是對紳士分層的需要,更有助於我們瞭解下層社會進入上流社會的過程。取得生員頭銜也非易事;“進學”的大多是時代俊秀。擁有財富不一定擁有功名,但要獲取功名一般須有財富。故擁有必要的財富和秀才功名是那個時代讀書仕進之路上的兩道門檻。如同美國現代職業流動中的“階級邊界”,一旦這兩個邊界同時被打破,上下流動就相對容易了。

中國科舉社會的流動率比較穩定。若按生員劃入平民階層計,已知全國性(指某一科年或屆)的科舉社會的極端最高流動率為84%,極端最低流動率為19%。但宋至清大多數時期的流動率在30%-45%之間,平均約三分之一強。總的趨勢,《登科錄》裡進士祖上的履歷(功名與官銜)記載的內容,由一個從簡約到比較詳細的過程,其中,明代中期以前的生員功名基本不載,此後的記錄也並不完整,這會對不同朝代不同層次的流動率統計結果產生影響。故我們對相關的史料能否反映真實的歷史,應作具體的分析並留有餘地,以透過現象看到本質。

人類文明的發展需要積累與繼承,即使創新,也必須以現有的“臺階”為起點。我們並不主張任何時代的社會流動率越高越好,這尤被20世紀中國曲折的歷史程序所印證。

中國科舉社會的流動率是一個比較理想的流動率。戰爭、動亂與改朝換代等特殊時期能加速科舉的社會流動。然而,借用西哲的話說,機遇往往給有準備的頭腦。如果說,亂世時期一個白丁靠軍功在本代內可以完成“立業”,甚至是“霸業”,但他幾無可能獲得較高的功名。由於社會政治、經濟結構沒有改變,非常時期較高頻率的科舉社會流動,除了反映在空間上的不平衡性外,主要仍以橫向(水平)流動為主。科舉社會激烈的橫向流動,客觀上促使官僚縉紳子弟也不得不接受不進則退的原則,讀書明理,格物致知,拜師進學,修身養性。這對於書香社會與學術世家的形成、中華文明的傳遞起著不可或缺的作用。

資料表明,科舉社會的橫向流動是科舉社會流動的“主旋律”,與科舉社會的垂直流動一樣,對其的研究同樣應該引起學界足夠的重視。

就明清而言,佔總人口1%-2%的紳士階層(含家族,下同),控制了約70%-80%的進士席位,多數時期的多數進士在精英圈子內迴圈,科舉制度的確是一個文化、人才再生產的過程;佔總人口10%左右的富人和相對比較富裕的階層,壟斷了99%左右的進士;以貧農、下中農、手工業者和小商小販為主體的其他社會階層,若沒有外部力量的幫助,僅憑自己(一代)的努力,側身甲科的機率超過1%的可能性也不大。許多學人樂於提供的所謂的“貧寒之家”,往往是相對於官僚與富豪而言;真正出自普通農家的進士比例微乎其微,其中明確記載“家貧力學”且沒有得到他人支援而成功的例子,也是不易尋覓的。

然而,官職的非世襲性和家庭財產繼承上的均分制,個人的天賦、好惡不同,加之天災人禍等原因,使社會財富在不斷地流轉,並導致家族的分化:望族的若干分支,或上層家庭中的某(幾)個兒子逐漸中落,繼之下沉;同時,貧困之家主要透過勤勞與節儉,艱難致富,隨後供子女讀書應試,其中的部分出入頭地,獲得功名與官職,跨入上流社會,抑或躋身於望族。如果說,“一切以程文為去留”的取士標準,為下層平民的奮鬥提供了理想與動力,那麼,財富的較快流轉使這一理想的實現成為可能。這種激勵人們從無產到有產、從富裕到讀書、再上進的制度的積極意義是不言而喻的。其新陳代謝之功能是同時代的諸如西歐的領主封建社會、印度的種姓社會、日本的藩封制度等其他相對封閉的社會形態所不具備的,科舉制度是中國對世界文明的一大貢獻。

但由於世家大族即使式微了,憑藉其沉澱的物質與精神遺產,文化優勢也可延續二至三代,有的還比較容易復出、反彈,破落戶出人才的機率亦較高;而由底層向高階的拼博則需要更長的時間,且其中的多數將半途而止。故當無數個科舉家族第一個登上“天子堂”時,“門生”早已不是“田舍郎”了;其父、祖也鮮有“汗滴禾下土”了。平民出身不等於貧寒出身;庶民、布衣也不等於不是地主、富商。也就是說,科舉社會上下對流過程中的漫長歲月(通常需百年及以上),掩蓋了事實上存在的較為頻繁的垂直流動;而佔主流的橫向流動的表徵,又稀釋、甚至使人們看不到垂直流動的痕跡了。以至今日,即使在部分專業人員——“非流動派”的眼裡,只見成功者在“前進士”時期已幾乎都是地方精英或準精英(指家庭背景,這點本人亦同意),卻無意遙望“前地方精英”時期,他們來自何方?“流動派”與“非流動派”在這個關節點上的分歧,能否用“分層流動”的理念進行“調諧”?現代社會學中關於只有界定社會分層的前提下,才能夠對社會流動進行研究的理論,是否適合我們用於對科舉的社會流動做些檢討?

總之,在科舉社會,既沒有永不下沉的世家,也鮮有一步登天的新貴。

打個也許不恰當的比喻,科舉社會的流動率,若從近距離看,猶如在地球上觀察地球——它沒有動;但從長時段看,如同在太空上望地球——它在不停地運轉。

從進士出身階層的來源評估,科舉制度也基本上達到了那個時代可以達到的客觀、公開、公正與公平。科舉制度促進了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的社會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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