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學必始於觀書”——蘇軾的治學之道

“其學必始於觀書”——蘇軾的治學之道

蘇軾(1037—1101年),字子瞻,號東坡居士,世稱蘇東坡,是中國文化史上罕見的通才、全才。無論詩詞文賦,還是書法繪畫,蘇軾都造詣極高。他一生留下200多萬字著述,其中包括2700多首詩,300多首詞,還有一大批散文和書畫作品。他的成就與他勤於讀書、善於讀書有很大關係,他強調“其學必始於觀書”,積累了豐富的治學思想。他所倡導的“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舊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論古今治亂,不為空言”的治學理念,對於今天讀書治學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鑑意義。

“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

有感於當時士大夫中滋長的急功近利和淺薄輕率的風氣,蘇軾在《稼說送張琥》中巧用莊稼要等到成熟才能收割的道理來闡述治學之道,“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即在博覽群書時要汲取書中的要領和精髓,從大量的知識或材料積累中提煉出精華部分再著書立說。

所謂“厚積”“博觀”,是指廣博地獲取知識,豐厚地積累學養。所謂“約取”,就是慎取、精取,是在博觀的基礎上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所謂“薄發”,是在“厚積”的基礎上,進行嚴謹闡釋。“薄”不是單薄,而是凝練、精要、準確、深刻,做到“發”則中的,“發”則中肯。蘇軾認為,要想做到從容“約取”與“薄發”,必須以“博觀”與“厚積”為基礎。在《與張嘉父七首》其七中,蘇軾以富人之築大第須儲材充足為喻,對“博觀而約取”進行詳細闡釋,指出只有廣博地積累學養,才能著成“不容有所悔”的“一家之言”。

蘇軾一生都在踐行“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的治學理念。如他強調讀書乃治學之根本,“自孔子聖人,其學必始於觀書”;強調“讀書萬卷始通神”,“某閒廢無所用心,專治經書。一二年間,欲了卻《論語》、《書》、《易》。舍弟亦了卻《春秋》、《詩》”。在此思想指導下,他廣泛涉獵諸子百家、經史子集,在20歲的時候就已經博通經史,積累了相當深厚的學養,“比冠,博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這使他在治學方面取得了極高的造詣,寫出了《東坡易傳》《東坡書傳》《論語說》,對於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作出了巨大貢獻。

“舊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

蘇軾主張在治學過程中要熟讀深思,對事理或學習物件進行研究式學習,即“舊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他一生治學遵循此法,具體做法可以概括為三點,即“一生日課”、“一書數過”以及“一意求之”。

“一生日課”是指每日必定完成抄書這項必修課,以每天抄書為讀書治學築牢根基。宋人陳鵠講過蘇軾抄《漢書》時採用不同的方式,連抄三遍,直至全部背誦,無一字差錯。作者由此感嘆道:“東坡尚如此,中人之性,豈可不勤讀書邪!”蘇軾直到晚年,仍樂於此法,用以教子。跟隨蘇軾貶謫儋州的蘇過以父為師,將一部《唐書》抄完,而且接著又抄《漢書》。蘇軾視之為“窮兒暴富”,認為兒子透過抄書必將迅速地增長學識、深厚地積澱學養。

“一書數過”是指讀書要堅持反覆閱讀和揣摩,不能淺嘗輒止。在治學實踐中,蘇軾也是這樣做的。《漢書》他就讀過很多遍,而且樂於將這種方法與人分享,“但卑意欲少年為學者,每一書皆作數過盡之”,“吾讀《漢書》,蓋數過而始盡之。如治道、人物、地理、官制、兵法、貨財之類,每一過專求一事,不待數過,而事事精核矣”。蘇軾對於《周易》也是反覆研讀,長期認真反覆咀嚼,最終寫就《東坡易傳》。他還向一位朋友提到自己研讀《周易》的情形,“借示《易解》,略讀數篇,已深歎服……此書常患不能盡通,得此全編,為賜甚重,且乞暫借,反覆詳味,庶幾有所自入”。

“一意求之”是指治學要有針對性,讀書貴在專與精。蘇軾認為,治學時要針對一個主題作研究性閱讀,學懂弄通之後再換另一個主題進行研讀,這樣讀書可以做到既博又精,是夯實治學基本功的重要方法。蘇軾曾在給王癢的信中分享了這一方法,“書富如入海,百貨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所欲求者耳。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興亡治亂、聖賢作用、但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又別作一次,求事蹟故實典章文物之類,亦如之”。這種治學理念目的明確,效果顯著,能從各方面吸收營養,對後世影響很大。

“論古今治亂,不為空言”

蘇軾治學具有強烈的現實針對性,表現出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蘇轍對他曾有“(蘇軾)少與轍皆師先君。初好賈誼、陸贄書,論古今治亂,不為空言”的追述。蘇軾服膺儒家經世濟民的治學理想,認為“古之為學者四,其大者則取士論政,而其小者則弦誦也。……有學而不取士、不論政,猶無學也”,強調要把治學和社會現實聯絡起來,以著書立說為武器針砭時弊、奉獻社稷,主張治學要有益於世,反對脫離實際的空談。

蘇軾的詩文著述鮮明地體現了這一特點。他的詩詞中有對民間疾苦的同情,有對新政流弊的針砭,有對國家安危的關注,還有自己深切的愛國熱忱。如蘇軾初任鳳翔府判官,為改衙前弊政,給宰相韓琦寫《鳳翔到任謝執政啟》,後又作《鳳鳴驛記》,建議改善官驛投宿問題。《吳中田婦嘆》則如實反映了新政的流弊,表達了對農民的同情和對新政的不滿。

蘇軾留有大量的政論和史論,大都“以體用為本”,反映現實,切中時弊,反映出他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他在《省試刑賞忠厚之至論》中提出:“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把“仁政”作為施政理想;在《奏為法外刺配罪人待罪狀》中表達了自己對變法的看法,主張變法要循序漸進,不能操之過急、急功近利;《策略》闡釋天下形勢、政策弊端並提出方針對策;《策別》從課百官、安萬民、厚財貨、訓軍旅四方面提出具體措施;《策斷》提出安邊禦敵之策,其中見解非常有價值。

另外,蘇軾本人最為看重的三部學術著作《東坡易傳》《東坡書傳》《論語說》更是他抱著傳承聖人大道的目的而寫就。蘇軾貶謫黃州後,承其父蘇洵之說,撰成《東坡易傳》九卷、《論語說》五卷,並開始撰寫《東坡書傳》。後來除對前二書不斷進行修訂之外,又撰成《東坡書傳》二十卷。蘇軾曾說明自己寫三部學術著作的初衷:聖人所傳之大道早已被一些俗子們肢解得支離破碎,自己若不把聖人之道揭示出來,後人就更難識別道之大全和真偽了。蘇軾對於這三部著作十分自信,“雖拙學,然自謂頗正古今之誤,粗有益於世,瞑目無憾”,認為這三部著作能夠擔負起傳承文化命脈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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