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啟功齊名的文化大師:論徐邦達的鑑定藝術

徐邦達在書畫鑑定方面的學術成就早已為世人所公認,在藝術史界和博物館界堪稱是當今“鑑定學 派”的開創者。徐邦達的出現不是孤立的、也不是偶然的,是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那場震驚學界的疑古思 潮經過二十年後在書畫鑑定界的反映,是整個中國學術史發展的一個重要分支,事實上也是這個疑古思 潮在後期發展的重要成果。從表面上看,顧頡剛先生所解決的是上古時期古書、古史的辨偽問題,徐邦 達所解決的是古代書跡、影象的真偽問題,但在本質上是完全一致的,都是要運用科學手段去偽存真, 嘗試恢復社會歷史和藝術歷史的本來面貌。如果要深入認識徐邦達的學術背景和文化淵源,就不能不追 溯到上個世紀五四運動給學術界帶來的深刻革命,尤其是傳統學派中的疑古思想在借鑑西學的基礎上所 產生出的爆發力和持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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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頡剛在北大求學期間,正是19世紀西方科學理論和研究方法影響中國學界的高潮,梁啟超《新史 學》和夏曾佑《中國古代史》的出版,標誌著中國史學邁向近代化的大門。新文化運動和思想解放的潮流 勢不可擋,《新青年》雜誌高舉“民主”和“科學”的大旗,提倡新文化、反對舊文化,提倡新道德、反對舊道 德,已深入人心。北大在蔡元培的主持下,採取“思想自由、相容幷包”的寬容態度,一批留學生學成歸 國,將西方新的學說和科學方法帶回國內,並針對中國舊學界的弊端,發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思想革 命,如胡適的“整理國故”、“考而後信”的學術思想打破了清代學者“信古尊聞”的舊思想,經歷了新文化運 動和五四運動的洗禮,一代新學人打破思想禁錮,發現中國的早期歷史是由傳說故事構成的,這些故事 會因時、因地、因人而流遷變化,其中有多少是值得信服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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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催生了“古史辨派”的誕生,其第一代 學人為胡適、顧頡剛、錢玄同等,第二代學人有童書業、楊寬等。 事實上,辨偽的歷史與製造假書偽史的歷史是相伴而行的,孔子“多聞闕疑,慎言其餘”的學術思 想,司馬遷不從伏羲、神農講起,摒棄了戰國時人的一些附會說法,形成了“考信”作風;乾嘉學派特別 是清代崔述的《考信錄》,直接影響了顧頡剛“古史辨派”的形成,他們以懷疑、進取的精神猛烈地批判兩 千年來禁錮人們的泥古、守舊思想。 顧頡剛清楚地認識到:“西洋的科學傳了進來,中國學者受到它的影響,對於治學的方法有了根 本的覺悟,要把中國古今的學術整理清楚,認識它們的歷史價值。……我生當其頃……能夠自覺地承 受。” 1913年,二十歲的顧頡剛在回家養病期間,研究了清代學人的地理環境、社會環境和師友關係等 因素後,寫下了二十冊的《清代著述考》。胡適稱讚顧頡剛“抓住了三百年來學術研究的中心思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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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徐邦達被北京大學歷史系聘為考古專業的兼職講師,為考古學專業的學生教授書畫鑑定 課程,由於他濃重的江浙口音,在他講課時,啟功為他板書。他和啟功深入到中國考古界的大本營裡探 知考古學的基本方法和當時的發掘成就,使他有機會與許多考古學家相識,這在徐邦達的學術生涯裡, 不能不說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徐邦達運用考古學中的型別學原理,尋找出歷朝歷代名家書畫的真本, 以此作為鑑定標尺,衡量各種形式的贗品,使中國古代書畫歷史的面貌客觀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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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來,書畫鑑定家,雖以“目鑑”為主, 但亦考察流傳,卻無人論述二者的關係。把鑑定 方法分為“目鑑”與“考訂”,並且論述二者的辯證 關係,是徐邦達在書畫鑑定學方法論建設上的重要貢獻。“目鑑”是就作品的風格形式來鑑別,是透過視 覺感知對形式風格的比較,比較的方法是依賴已經確定為系列真跡的視覺記憶。這種方法可能會遇到三 種問題:一是在缺乏真跡“樣板”及其視覺記憶的情況下,無法判斷。二是倘視覺記憶中真跡本身的可靠 性存在爭議,則難獲公認。三是視覺記憶的模糊性與主觀性影響了準確判定。於是,自古以來,鑑家就 不得不輔以考證,查閱文獻,旁徵博引,對本件作品的書畫家和書畫內容以至細節進行考證。考訂不僅 可補“目鑑”的不足,可以解決沒有可據比較的作品真偽時代,而且可能找出客觀的不容置辯的鐵證。 對此,徐邦達指出:“目鑑,必須有一個先決條件,即一人或一時代的作品見得較多,有實物可 比,才能達到目的,否則是無能為力的。因此,常常還需要結合文獻資料考訂一番,以補目鑑之不足, 來幫助解決問題。”“實際上,目鑑與考訂是相輔相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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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古書畫偽訛考辨》是“目鑑”與“考訂”結合的代表性成果。歷代流傳的法書名畫,既有早期摹臨 本,又有偽作,而且多有著錄,著錄中亦有同作異名現象。倘不加梳理考辨,極易魚目混珠,魯魚難 辨。徐邦達的《古書畫偽訛考辨》一書,即根據歷年目鑑與考訂相結合的研究,精選各家作品,考其流 傳,辨其是非真偽,收入晉唐至明清書畫家46人作品及綜合性案例四題。他介紹說:《“ 書畫考辨》一 種,基本上是作為《概論》中辨真偽、明是非(斷代)的具體例證。一方面揭出了這些東西的真相,一方面 讓閱者以之舉一反三,有利於搞此項工作者有所借鑑。它的專業性比較強些。但去偽才能存真,另一方 面也使古書畫欣賞者和書畫史的寫作者能夠舍此(偽品、誤定時代本)取彼……。因此兩書可以說是一正 (鑑真、訂正)、一反(辨偽、考訛)的‘姊妹篇’。總之,中國書畫歷史悠久,獨樹一幟,載道蘊文,歷代遞 傳,積澱豐厚,作為中華文化的載體,既有獨特的藝術表現特色,又有豐富的歷史文化內涵。全面把握 書畫的時代真偽與優劣,顯然需要具備相應於古代書畫家的藝術能力和文化學養,更需要融會貫通。

與啟功齊名的文化大師:論徐邦達的鑑定藝術

徐 邦達不僅僅有著極為豐富的書畫鑑定實踐,而且他本身就是一名年輕時代已經有名於時的書畫家,而且 擅長詩詞。他的山水畫“功底深厚,多得元人筆意”,“筆致秀潤,意趣幽深,肯在繼承傳統畫法中創新, 融詩境於畫境之內”;“舊體詩詞,才思敏捷,倚馬可待” 。傳統的書畫詩詞,雖然分屬視覺藝術與語言 藝術,但在思維方式和藝術語言上,多有相通之處,在這些領域兼擅求通,正是他和同輩書畫鑑定大家 有別於後學之處。特別需要指出的是,他臨古功深,臨摹古人的作品,能精研其材料工具,窮究其畫法 技巧,因為體味深入,所以盡其精微,山水、人物均可亂真,這對從事書畫鑑定的研究,幫助極大。他 回憶說:“從臨摹中使我逐漸廣泛逐步深入地瞭解熟悉了一部分古書畫家的藝術形式特徵,因為要臨得 像,非一點一劃的細看細琢磨不可。臨摹一遍,真比欣賞一百遍還要記得清楚、搞得明白。這對我學習 古書畫鑑定來講是太有好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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