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之亡,亡於司馬光?

北宋之亡,亡於司馬光?

作者|我方特邀作者文定

《朝文社》(原《我們愛歷史》)為頭條號簽約群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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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癸巳(初六)日,公曆是公元一〇八六年五月二十一日。這一天,天色陰沉,細雨霏霏,天在默默流淚。北宋宰相王安石去世了。王安石在歷史上出名的就是變法,也是遭人所爭議的。那麼他離去後的變法歷史又有什麼別出心裁呢?讓我們走近這段歷史。

王安石死後,司馬光繼續廢除新法,八月,罷青苗法恢復常平倉法。

王安石和神宗辛辛苦苦經過近十年時間創立,在天下推行近十幾年並取得極大成功的新法,在神宗死後不到一年半的時間,就被以司馬光為首的保守派們全部葬送了。

王安石所建立的功績在當時所存留的,只有恢復熙河幾路、擴大國家版圖這一點了。

司馬光對此也耿耿於懷,想要把王韶在王安石堅決支援和指導下苦心經營多年,用眾多將士鮮血換來的河湟地區也完全放棄,拱手歸還給西夏。

北宋之亡,亡於司馬光?

當他提出這一意向的時候,邢恕勸司馬光說:“這可不是小事,有關國家的安危,應當徵求訪問一下邊人。孫路久在西北,在河湟地區四年,他很有見解,人品也好。應當去問一問他。”

司馬光覺得有理,派人去請孫路。孫路一聽這個訊息,連忙抱著地圖就來了。見面後,指著地圖對司馬光說:

“自通遠至熙州才通一條小路,熙州之北已經和西夏接壤。今自北關開闢土地一百八十里,瀕臨大河,築蘭州城,然後可以捍衛蔽護中原。如果將此地送給敵國,整個西北一道就都危險了。”

司馬光看後,恍然大悟說:“多虧徵求您的意見了,不然的話,幾乎誤了國家大事。”從此,再也不提把河湟歸還西夏的事。

幸虧司馬光采納了孫路的意見,否則,僅此一點,他就會成為千古罪人。

北宋之亡,亡於司馬光?

稍有歷史常識的人就知道,晚唐“牛李黨爭”中牛黨的領袖人物牛僧孺,也是個朝野聞名的大人物。他在朝廷當政時,當時任西川節度使的李德裕接受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之降,一切處置都很妥當。

可牛僧孺鬧意氣,從中進行阻撓,說服文宗下聖旨令李德裕把維州和悉怛謀都交還給吐蕃。

李德裕沒有辦法,只能遵旨,造成唐朝的極大被動和損失。這給牛僧孺留下一個永遠洗刷不掉的汙點,遭到後世許多人的批評。司馬光要返還河湟的做法,比牛僧孺有過之而無不及,那就不僅僅是汙點了,應該說是罪行,而且是永遠的罪行。

同年九月,在王安石死後五個多月,司馬光除了沒把河湟地區還給西夏外,把整個新法和王安石執政時所建立的一切全都廢除,盡行恢復舊制。他似乎也完成了一種夙願,壽終正寢。

北宋之亡,亡於司馬光?

嗚呼!司馬光無論個人品質即私德多麼高尚,但在公德在政治品格上是有嚴重問題的,

他鬧意氣而處心積慮要把王安石執政時所實行的一切都廢除,把王安石的歷史作用都抹殺而不考慮當時的具體情況和朝廷百姓的利益

,犯了極大的錯誤,甚至可以說是歷史的罪行。我想,如果把司馬光和王安石換位的話,王安石是不會這樣乾的。

可《宋史》和許多史書卻都歌頌司馬光而貶低甚至誣衊中傷王安石,真是令人憾恨

,難怪梁啟超說:“吾每讀《宋史》,未嘗不廢書而慟也。”當然,這種現象的出現有極其深刻的社會歷史原因。

所以,後世的很多學者,也認為在北宋衰亡問題上,司馬光負有很大的責任。

明朝學者陳汝錡就很不客氣的說:“非君實(司馬光)能禍靖康,而激靖康之禍者君實(司馬光)也”。明末清初時,身為“三先生”之一的王夫之,更在其著作《宋論》裡怒批司馬光,他認為司馬光“寥焉無一實政之見於設施”,也就是除了清算王安石變法,毀掉變法的成果外,他根本沒有做一件利國利民的業績。如此做法,幾乎是在“砸”大宋的江山。

如果再對照司馬光去世後,宋朝政壇上的一些活劇,就能理解一些後世讀史者憤怒的原因了。

北宋之亡,亡於司馬光?

司馬光死後,保守派也發生了嚴重的分裂,派系鬥爭格外激烈,朝政日非。

朝廷中分成三派,即所謂的“洛黨”、“蜀黨”和“朔黨”。蘇東坡等人對盡廢新法和朝廷裡的相互傾軋極為不滿,主動要求外任。

執政的梁燾等人制定出兩個名單,一個是“蔡確親黨”四十七人,一個是“王安石親黨”三十人,要進行狠狠的打擊和整治。

範純仁反對如此大規模地排斥異己,容易傷著正人君子,而且以後對方上臺,恐怕也會如法炮製而進行報復的。但高太后堅持蔡確有黨,呂大防和劉摯也支援太后的意見,於是對所謂的“蔡確親黨”便進行殘酷打擊,全部清理。打擊面太寬,不問是非善惡而只是從人際關係上進行劃界,凡是政見稍有不同或與執政者有嫌隙者均被指為蔡確親黨。後來的新舊黨爭就是從這裡開始激烈起來的。

範純仁因為反對這樣做而被罷免宰相之職。

北宋之亡,亡於司馬光?

五年後,高太皇太后死,哲宗親政。哲宗認為奶奶執政這幾年遠遠趕不上爸爸神宗和王安石那時的情況,於是提出要繼承先皇的遺志,重新恢復新法。朝廷又來個大換血,元祐年間被打擊的所謂蔡確親黨等人又被重新起用。

一些投機分子鑽進朝廷,名義上雖然是恢復新法,但具體執行起來與當初已經大相徑庭。

後來哲宗死,歷史上著名的昏君徽宗趙佶當上皇帝,這是個極其荒淫昏庸腐敗的帝王,重用變色龍、大奸臣蔡京。這對君臣雖然仍舊打著新黨的旗號,但已經是徹頭徹尾的大腐敗分子了。他們對元祐年間(1086—1093)打擊新黨的大臣進行瘋狂的報復,最後竟立什麼“元祐黨人碑”。

其實,“元祐黨人碑”上的名字也不全是元祐年間執政的大臣,是蔡京任意確定的。他嫉恨誰就把誰的名字往上一寫,就可以使此人及其子孫在當時都別指望翻身,惡毒殘酷到了極點。

北宋之亡,亡於司馬光?

陸游的爺爺陸佃本來是王安石的學生,其政治傾向是屬於變法派一邊的,當初王安石對他也很信任。可他卻榜上有名。更令人不解的是王珪和章惇二人,本來都是變法派的中堅分子,王珪在世時一直是宰相,所接替的是王安石之位,王安石退隱後,王珪在協助神宗繼續推行新法方面做出了極大的貢獻。可他和章惇也被列入“元祐黨人碑”的名單裡。在紹聖五年(1098)九月的時候,朝廷還專門為他發了一道聖旨,把他的子侄們全部罷官。

徽宗和蔡京打著新黨的旗號,肆無忌憚地對百姓進行盤剝。

政治極度黑暗,天怒人怨,一些江湖好漢被逼上梁山,他們便“該出手時就出手,風風火火闖九州”了。國力大喪,不久就發生了“靖康”之恥,北宋滅亡。

北宋之亡,亡於司馬光?

正因為徽宗和蔡京打的是新黨的旗幟,而後人又把王安石看成是建立新黨的領袖,所以便把北宋滅亡的罪過推到了王安石的身上

,甚至把他說成是集古今所有大奸之惡於一身的特大奸臣,真是荒唐到了極點,千古奇冤。有人說:“由言利而變法,由變法而紹述,由紹述而召亂。則宋家南渡,荊公有以致之也。”乍看似乎邏輯謹嚴,實則不值一駁。如果沒有元祐毀壞新法,又怎麼會有紹聖?天理昭彰,王荊公一生事業詩文盡在,只要能正視歷史,功過自明。關於這一點,還是李來泰《荊公故宅》詩比較公允:

王安石變法是後世爭議頗大的問題,本書不想在這裡進行考證論析,這是歷史學家們的任務。但有一點是非常肯定的,即在某種意義上說,王安石變法取得了成功。其主要表現可從兩個方面來進行說明:一是當時的社會效果,一是以後的歷史影響。

先說前者。

兩宋三百年間,只有在王安石變法的後期國力最強。

整個國家經濟繁榮,政治清平,文化教育事業昌盛,軍隊強大,對西北、東南、西南地區都有相當規模的開發。王安石退隱後,雖然在西北打了兩次敗仗,遭受很大損失,但並沒有損傷國家的元氣,整個朝廷的經濟狀況依然是非常良好的。而元豐後期的敗仗王安石一絲一毫責任都沒有。

神宗和王安石死後,當司馬光要被重用時,基本上屬於保守派成員的畢仲遊曾給司馬光寫信,

勸司馬光不要急於廢除新法,而應該加強節省各項開支,把國家經濟搞得更好一些。

如果迫不及待地廢除新法,弄不好會使國家財力大喪,新法還會重新推行,將要誤國誤民。

北宋之亡,亡於司馬光?

畢仲遊在信中說:“今諸路常平免役,坊場河渡,戶絕莊產之錢粟,積於州縣者,無慮數十百鉅萬。如一歸地官,以為經費,可以支二十年之用。”可見當時的經濟情況是非常好的,各種錢財統一收歸地方財政的話,可以用二十年,這是多麼可觀的數字。國庫封樁的錢更是充足豐富。

僅這幾句話,就可以證明王安石變法在提高國家的整體經濟實力方面獲得的偉大成就。畢仲遊是保守派陣營裡的人,他的話不就更能說明問題嗎?

熙寧、元豐年間(1068—1085)是北宋乃至於兩宋最繁榮強盛的時期,這是毋庸置疑的,而這不正是王安石變法成功的標誌嘛!

再說後者,王安石變法的歷史影響是非常深遠的。他所制定的一些新法雖然被司馬光所廢除,但幾年後就被全部恢復。而有一些新法則一直為後世所沿用,免役法就是如此。

鄧廣銘先生在《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一書中對於這一點有個精彩的比喻,先獲我心,今原文引用之:“我認為,絕對不應把司馬光的推翻新法,認為是新法的失敗。正如一位建築師經過長期的研究思考,設計建造了大面積的庭院房舍,雖還未必可稱之為美輪美奐,然而已可供廣大人民安居樂業之用,

卻不幸有仇人冤家突然到來,只為發洩其怨怒之氣,便不問緣由,一律將其拆除推倒,這怎能算是建築師設計與施工的失敗呢?”

北宋之亡,亡於司馬光?

至於北宋由於新黨執政而滅亡,那是因為徽宗和蔡京這對昏君奸臣執政的緣故,與新法沒有什麼直接的關係,與王安石更沒有絲毫的關係。中國的封建社會制度是人制而不是法制,所以任何一個朝代的滅亡都是人的關係而不是法的關係。猶如很多人將中國鴉片戰爭以來備受欺凌的恥辱,歸結為儒學誤國,這是最大的荒謬之說。

南宋理宗表面推尊儒學,而那幫執政大臣多是欺世盜名的大奸大慝,諸如賈似道之流,全身都是欺騙的細胞,哪有一點儒家學者的基因?

故中國的亡國時代都不是真正的儒家學者或者真正的知識分子掌權,與學術思想沒有什麼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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