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鷹派噴成篩子的美聯儲前主席,為什麼能得諾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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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財經無忌,作者|陶魏斌

回擊批評者的伯南克,有了一個新的籌碼。

瑞典皇家科學院在陳述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理由時,只是用了一句表彰“在銀行與金融危機研究領域的突出貢獻”,但很明顯,伯南克的當選,無疑和他在美聯儲的工作有關。

伯南克是在2006年接替“大師”格林斯潘,任職美聯儲主席,他在任期內度過了2008年的金融危機——

這場金融危機被稱為僅次於上世紀的美國大蕭條。

華爾街無疑對伯南克心懷感激,這位痴迷於研究“大蕭條”的普林斯頓大學前經濟系主任,幫助美國危險的金融業投機分子們爬上了懸崖。

這得益於伯南克“開著直升機撒錢”——保羅·克魯格曼在專欄文章中,不遺餘力地譏諷他的這位前同事,克魯格曼在2008年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

作為事實上的美國“央行”,美聯儲在維繫美國經濟的有序執行上舉足輕重。

如果沒有2008年因次貸引發的金融危機,伯南克或許將一直被前任格林斯潘的影響所遮蔽,後者在美聯儲主席的位置上待了16年。

在剛進入美聯儲當理事時,伯南克感慨到,

“美聯儲就像一個受他(格林斯潘)指揮的樂隊”,而作為樂隊中一位資歷較淺的成員,“有時候會讓我產生一種格外孤單的感覺”,即使自己早已習慣了學術研究的孤獨。

但他並不認為這位“位高權重”的老人值得被神化。

理由是格林斯潘的很多經濟學知識都是在其作為一名顧問期間學到的,“我從他身上看出一定的不足之處”。伯南克甚至質疑自己這位前任的博士學位含金量,“他並不是提交一份傳統意義上的博士論文,而是根據以往所寫的文章獲得博士學位”。

很明顯,伯南克的潛意識裡依然堅持著學術界的通用規則,這讓他顯得有些“書生氣”,而且他不自覺地會捍衛規則,或許也和他的幼年記憶有關。

在他的家鄉,伯南克一直被視為神童。11歲那年,伯南克獲得了南卡羅來納州拼字比賽的冠軍,這位生活在不到6000人的狄龍小鎮的孩子,來到了華盛頓特區參加全美拼字競賽。他特別想獲得冠軍,因為“勝出者將有機會參加《埃德·沙利文秀》節目,並得到主持人的特別介紹。”

但最後的結果令人失望,伯南克在“edelweiss”(雪絨花)這個單詞中多加了一個字母“i”,在70名參賽者中,只得了第26名。

在規則面前碰壁的伯南克,開始意識到規則的重要性——它是遊戲執行的基礎。

若干年後,在美國國會山的一間擁擠會議室裡,面對國會議員對救助美國國際集團(AIG)的質疑時,伯南克熟練地向議員們丟擲《聯邦儲備法》第13條第3款的規定,“美聯儲有權發放必要的貸款去阻止金融危機”。

在伯南克的力排眾議之下,美聯儲開出了850億美元的支票,用於挽救破產邊緣的美國國際集團。伯南克也被反對者批評為,“美聯儲歷史上最熱衷於推高通脹、最危險和最集權的主席”。

時任得克薩斯州州長裡克·佩裡誇張地宣稱,伯南克的行為“幾乎等同於叛國”,“如果現在到明年選舉期間,這傢伙還要再印錢,我不知道你們艾奧瓦州的人會對他做什麼,但在得克薩斯州,我們會叫他好看。”

面對苛責的批評,伯南克用書生的狡黠稱,“我後來去過得州,好像他們也沒對我怎麼樣”。伯南克看似文質彬彬的背後,也是“不容冒犯”的。

很多學者一輩子都沉浸在自己的學術研究之中,從這一點來看,伯南克無疑是幸運的——他獲得了一個付諸實踐的機會。但在學術界,伯南克反而陷入了被鷹派和鴿派都攻擊的物件,自由主義者認為他救活的貪婪的金融機構本身就是“魔鬼”,而主張強幹預的學者,卻批評他畏手畏腳,理應及早出手避免危機的擴散。

這讓伯南克也會想起當年自己批評日本央行官員們的場景。“或許日本是時候拿出一些羅斯福式的決心了。”他毫不客氣地指責道。十多年後,伯南克自己成為了那位被政客、媒體和學術界同行批評的物件。

但這位中產階級藥劑師的兒子,贏得了銀行家們的擁護,要不是沒有伯南克在美聯儲的所作所為,這些金融遊戲的愛好者們應該沒能這麼快走出泥淖。

可是你也不能不正視,伯南克和他的繼任者珍妮特·耶倫——一位事實上依然還在踐行伯南克政策的經濟學者,是否又將美國甚至全球經濟帶入了新一輪的危機潛伏期。

特別是危機之後,美聯儲打破常規,啟動了三輪量化寬鬆,用新發行的貨幣來買入證券。伯南克大部分的批評來自憎恨量化寬鬆的鷹派。

就在幾天前,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釋出《2022年貿易和發展報告》稱,任何希望透過更高利率來降低價格卻不產生經濟衰退的想法是“不謹慎的賭博”。

世貿組織釋出的報告更加具體,他們判斷稱,世界經濟受到包括美國收緊貨幣政策在內的多重衝擊,全球貿易預計在2022年下半年失去增長動能,2023年增速將大幅下降。報告還將2023年全球貨物貿易增速預期下調至1%。

多家重要國際機構不約而同地對世界經濟前景發出警告,這種情景並不多見。

伯南克在金融危機之後,也對中國經濟開過“藥方”,他認為“中國從危機中恢復得相對較快,部分原因是中國在2009年實施了大規模財政刺激計劃,現在又專注於推動長期性的經濟改革。”

“如果中國想要延續經濟方面的成功,必須減少對出口的依賴,在更大程度上發揮內需的作用,面向國內民眾生產商品和服務。中國還迫切需要淨化環境,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加強金融監管,減少腐敗。”

留意這幾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名單,瑞典人其實更偏向於那些信奉市場的忠實主義者,而這次將獎項頒給了包括伯南克在內的學者,或多或少讓一些人感到意外,特別是伯南克。

這會不會“暗示”危機又將來臨?可能並不如此,但引起外界疑問的是,諾獎是對伯南克學術研究的獎勵還是其在應對金融危機時表現的獎勵?

2002年初的一天,普林斯頓大學經濟系辦公室外面的電話響了起來。來電者是曾經擔任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的格倫·哈伯德,他當時正擔任小布什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一位行政助理問伯南克:“您能接一下電話嗎?”

改變伯南克的命運也從這一通電話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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