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多芬誕辰250年丨貝多芬:直面矛盾的理想主義者

【編者按】

路德維希·凡·貝多芬(1770年12月16日-1827年3月26日),是音樂家、藝術家,是歷史人物,也是文化符號。2020年是貝多芬誕辰250週年,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將陸續推出紀念文章,透過文字、影音和影象重新審視貝多芬的藝術成就、精神遺產與當下意義,力圖呈現豐富多彩的歷史細節,提供中國知識人獨有的觀察視角,嘗試與讀者一起理解西方文明的本質。

在第一篇文章中,中央音樂學院音樂學系副教授劉小龍將呈現關於貝多芬的時代、生平與創作的全景式回顧,並提出有別於傳統視角的評價和思考。

貝多芬 《E大調鋼琴奏鳴曲》(Op。109) 第三樂章

貝多芬誕辰250年丨貝多芬:直面矛盾的理想主義者

貝多芬是一個理想主義者。這源於他從18世紀的文化運動中繼承來的思想觀念,以及古典主義音樂傳統對他的耳濡目染。啟蒙運動高揚的理性主義與本質探索,在思想和現實的雙重層面推動社會發展和進步。這本身就似一種預設的目標,激起人們接近並實現它的巨大熱情。它成為貝多芬一生創作活動的思想底本和潛在動因,驅使他透過音樂不斷追尋本質、展現人類的終極理想。在過去的200多年裡,人們普遍將貝多芬視為古典音樂的魁首,把他的藝術在較為單一的思維層面神聖化。這種傾向根源於作曲家所表現出的理想主義特徵,卻又將貝多芬的形象予以簡化,甚至曲解。20世紀70年代以來諸多顯赫的貝多芬傳記不斷提示人們,如果我們在忽視貝多芬人生中存在的諸多矛盾而去標榜他的藝術與社會理想時,就會使後者淪為一種片面的教條,更無法洞悉他所懷有的理想的價值所在。本文力圖呈現貝多芬人生中那些被忽視的矛盾,或許對他所執著的理想能夠提供深層的註解。

他竟然成了一位作曲家!

貝多芬自幼成長於一個音樂家庭。他的祖父老路德維希是波恩選侯宮廷的樂長,長子約翰則是宮廷中的歌手兼小提琴手。儘管如此,貝多芬在其幼年並未表現出如同莫扎特那樣的音樂天賦,卻在父親的要求下展開專業學習。

他最初學習鍵盤演奏,後來又加入小提琴。父親約翰對孩子的教育和管束相當嚴厲,使小貝多芬過早感受到恐懼和壓迫。根據貝多芬發小弗朗茲·魏格勒的回憶,貝多芬經常遭受體罰,並且被迫在深夜練習演奏。此類事件在貝多芬心中造成陰影,也影響了他對父親這一角色的理解。它增加了一個幼兒仇恨音樂和這種職業的風險,更何況他所身處的音樂家庭本身就會帶來無形壓力。真正扭轉這一局面的首個契機來自貝多芬的首位作曲老師,克里斯蒂安·格特勞勃·尼夫。此人於1779年來到波恩定居,並且很快將貝多芬收為學生。尼夫對文學、戲劇的鐘愛,以及他充滿新思想的音樂教學,使得貝多芬重拾對音樂的興趣,並且領悟到音樂並非一種生存手藝的意義。他開始更加主動地學習音樂,逐步樹立起成為一位音樂家的追求。

貝多芬誕辰250年丨貝多芬:直面矛盾的理想主義者

貝多芬誕辰250年丨貝多芬:直面矛盾的理想主義者

他竟然成了一位作曲家!當我們回顧貝多芬的早期生涯時,不由得對他的藝術成長表示感慨。置身於音樂學習的矛盾選擇和強手如林的競爭環境中,貝多芬克服了內心的糾結,抵抗住外部的壓力,成了一位備受矚目的青年作曲家。然而就在這個當口,更大的人生挑戰接踵而至。

貝多芬誕辰250年丨貝多芬:直面矛盾的理想主義者

耳聾是貝多芬一生遭遇的最大苦難。對於一位音樂家而言,這樣的殘疾幾乎無法忍受。早在1798年貝多芬28歲時,他就發現自己的聽力出現問題,主要表現在耳鳴和高音聽覺模糊兩個方面。儘管如此,他將自己的症狀對外隱瞞,暗中尋醫期待治癒。在歷經兩年多治療無果後,貝多芬將自己的病情告訴了波恩時代的發小魏格勒。1801年6月29日,他在信中寫道,“過去三年中,我的聽力已經變得越來越微弱”。“我必須坦白,我經歷了悲慘的生活。在以往兩年多時間裡,我避免參加任何社交場合,只是因為我發現自己無法向人透露,我是一個聾子。如果我從事的是其他職業,我就能夠承認自己的殘疾。但是對於我現在的職業而言,這是一個可怕的障礙。如果我的那些敵人獲悉此事,他們會怎麼說?”就在此信寫成的三天之後,貝多芬又將病況告訴了另一位密友,小提琴家卡爾·阿曼達。作曲家在信中表現出莎士比亞戲劇中哈姆雷特式的苦惱。一方面,他對未來充滿疑惑和憂慮,或許要永遠在現實中痛苦掙扎;另一方面,他或許會選擇自我毀滅和死亡。“以我目前的狀況,我必須從所有一切中擺脫出來。我的最好年景將會迅速流逝。而那時,我的天賦和精力要求我達到的事業目標還遠未實現。面對這令人沮喪的隱退,我必須為自己尋求庇護。當然,我正想方設法克服這一切,但是究竟如何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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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多芬誕辰250年丨貝多芬:直面矛盾的理想主義者

MP3I。 貝多芬《c小調“悲愴”鋼琴奏鳴曲》(Op。13)第二樂章貝多芬當真就此“戰勝”了這場災難嗎?讓我們回到他曾在信中寫下的那句問話:“我正想方設法克服這一切,但是究竟如何做呢?”事實上,貝多芬在音樂上充分展現其抗爭心態的同時,在內心深處卻接受了另一種指導——忍耐。貝多芬在1801年6月寄給魏格勒的信件中首次提到了順從。“我經常詛咒我的造物主和我的存在。普魯塔克(Plutarch)為我指出了順從之路。如果可能,我將蔑視這命運,雖然我感到只要自己活著,我就是上帝最悲慘的造物……順從!多麼可憐的手段,然而這卻是留給我的一切。” 而在“海利根施塔特遺囑”中,貝多芬寫道:“忍耐!有人這樣說。現在我必須把忍耐作為我生活的座右銘。我已做到這一點。但願我的決心能堅持到底,直到無情的命運之神將生命之線割斷。這樣做也許會好些,也許並不見得,我已對此處之泰然。才活到二十八歲,我就被迫去做一個哲學家了,這是多麼不容易呵!做到這點,對於一個藝術家來說比任何人都困難。”站在耳聾引發的人生拐點,貝多芬極不情願地意識到,唯有忍耐和順從才能助他生存下去。他所提到的“哲學家”乃是一種對自我反思的比喻,也是其人格精神走向成熟的重要標誌。

貝多芬誕辰250年丨貝多芬:直面矛盾的理想主義者

英雄的勝利與心靈的帝國

貝多芬作為擁有公眾影響力的作曲家,是一個積極的入世者。早在初到維也納的歲月裡,貝多芬就積極同貴族和社會名流交往,並且在言談舉止、穿著打扮方面精心設計、追逐時尚。與此同時,他又懷有著那個時代的藝術家們少有的自尊與孤傲,對於貴族階層和傳統門第持有一貫的輕蔑態度。貝多芬對於損害個人藝術家身份和地位的行為相當敏感。1806年夏天,當卡爾·李希諾夫斯基親王邀請貝多芬在自己的夏宮為到訪的一眾法國軍官演奏時,他表示拒絕。李希諾夫斯基遂以調侃式的命令口吻要求他,結果導致貝多芬憤怒對抗。他在臨行前留給親王的便條上寫道,“您之所以成為親王是因為事出偶然。這天底下過去、現在和將來,會有無數個親王。而我貝多芬的身份則是憑藉努力爭得的,只有一個。”貝多芬的憤怒同他一貫蔑視權威的精神狀態相聯絡,這或許源於早年對父親的反抗,以及個人強烈的自我保護意識。

MP3II。 貝多芬《降E大調第五鋼琴協奏曲》(Op。73)第二樂章(Adagio Un Poco Mosso)另一個衝突事件則發生在音樂創作上。1803年中期,當貝多芬正在創作《降E大調交響曲》時,他希望將此曲獻給這位法國第一執政官。一方面,他對拿破崙的崇拜源於彼此相似的平民出身和透過不懈奮鬥取得的事業成功,另一方面,貝多芬似乎希望憑此引起拿破崙的注意,以便在法國獲得發展機會。為此,作曲家專門在遞交給出版商的樂譜抄本扉頁上寫上“獻給波拿巴”的字樣,並將自己的想法廣而告知。然而,1804年11月拿破崙加冕稱帝的訊息卻引起貝多芬的憤怒,將扉頁上的獻詞一筆勾銷。他將拿破崙的行徑視為背叛,並將他蔑稱為新的暴君。從這個事件中,我們不難看出貝多芬的強烈個性,以及對現實政治的關心。1806年,他為即將付梓的交響曲添加了“英雄的交響曲……為隆重紀念一位偉人而作”的說明。《“英雄”交響曲》的標題正源於此。

MP3III。 貝多芬《第三交響曲》(Op。55) 第一樂章《英雄交響曲》是首部以抽象人物和精神為題材的交響樂作品,也是貝多芬步入創作鼎盛階段,確立獨立藝術風格的重要標誌。他的標題設計使此曲從現實政治中超脫出來,擁有了更加普遍的歌頌意義和永恆性。這不僅符合了古典主義追求抽象性的藝術傳統,也迎合了後世知識分子不與時代為謀的群體心態。然而,貝多芬的另一個創作事件,卻讓人們看到作曲家積極入世的願望是多麼強烈。1813年6月,貝多芬在獲悉英國惠靈頓將軍於西班牙維多利亞首次擊潰法國軍隊取得勝利的訊息後,在發明家約翰·尼珀姆克·馬採爾的建議下,為他發明的“百音琴”創作了包括“戰鬥”和“勝利”兩個樂章的《惠靈頓的勝利》。這首作品很快又被作曲家改編成真正的管絃樂隊版本。其中引用的《統治吧,不列顛》《馬爾博羅上戰場》等群眾歌曲,明顯帶有迎合大眾的企圖。儘管身為節拍器發明人的馬採爾強調此曲的基本構思都出自他的建議,而貝多芬的投機企圖依舊顯而易見。1814年8月,由帝國政府主持召開的“維也納會議”成為歐洲列強在拿破崙戰爭後重新劃分勢力範圍的博弈場。各國元首和貴胄雲集維也納,貝多芬的音樂也成為彰顯帝國文化實力的工具。他的《惠靈頓的勝利》和專門應景創作的康塔塔《光榮的時刻》被捧上了天,而作曲家本人也收穫了前所未有的利益與榮耀,成為歐洲首屈一指的音樂巨匠。

貝多芬誕辰250年丨貝多芬:直面矛盾的理想主義者

貝多芬誕辰250年丨貝多芬:直面矛盾的理想主義者

貝多芬從青年時代起就夢想著鴻篇鉅製的創作。他於1804年完成的《英雄交響曲》成為實現這一心願的里程碑。交響曲作為古典主義時代最為顯赫的大型器樂體裁,不僅使18、19世紀之交的聽眾趨之若鶩,而且是作曲家們展現其創作才華的首選領域。在此後的10年時光裡,貝多芬創作了除卻《第九交響曲》的全部八部交響曲,為其奠定了崇高的音樂歷史地位。在他先後完成的第五和第六交響曲中,我們看到了基於個人精神的兩種審美態度。第一種是積極入世、充滿鬥志的,反映了作曲家對於音樂力量和精確結構的表達與崇尚;第二種則超然出世、祈望平安,表現出作曲家對大自然的熱愛,以及對理想之境的祈望。在他創作的《第七交響曲》中,貝多芬將交響曲的社會公共價值發揮到極致。他將愛國主義的群體情緒注入樂曲之中,用深沉的筆調譜寫出具有葬禮特性的第二樂章的“小快板”,以此紀念戰爭中陣亡的將士。作曲家又以極其冒險的方式在快板樂章表現人世的鬥爭與戲劇性衝突,讓觀眾倍感“新音樂”引發的熾烈激情。讓交響曲朝向大眾不僅是一種創作目標,也是作曲家心懷的社會責任。在貝多芬看來,音樂應該具有引導人民、啟發民智的功能,而自己的作品應該將人類面對的普遍困難、鬥爭意志和理想追求囊括其中,並透過高度抽象、富有哲思的音樂在大眾中展現和傳播。

1818年之後,貝多芬為大型管絃樂隊、四重唱組與合唱隊創作了兩部經典鉅作:《莊嚴彌撒》和《第九交響曲》。《莊嚴彌撒》(Op。123)是貝多芬為其恩主魯道夫大公榮任莫拉維亞的奧繆茲天主教教堂紅衣主教而作的宗教作品。然而,這部彌撒曲直到主教加冕儀式結束後的1823年才終於問世。該作成為貝多芬一生創作的規模最大的單體作品,也是作曲家努力同前輩海頓、莫扎特,甚至約翰·塞巴斯蒂安·巴赫比肩的聖樂傑作。貝多芬在談及自己的創作目的時曾說,這部作品不僅要感染舞臺上的演員,對於臺下的觀眾也是一種信仰引導。作為一位生活在維也納的音樂家,貝多芬親歷了法國大革命的影響、拿破崙戰爭的威脅,以及維也納會議后帝國的專制統治。他對社會的道德淪喪與信仰缺失深感不安與憂慮,深刻意識到政治狂潮之後的群體衰落。貝多芬心中懷抱的啟蒙理想變得越發遙遠,儘管他也關注到新興的社會階層正在取代貴族迅速崛起。

MP3IV。 貝多芬《D大調小提琴協奏曲》(Op。 61)第一樂章面對社會的總體變化,貝多芬攢聚個人精力,以老到、精湛的筆法創作出他最後的《第九交響曲》,並將弗利德里希·席勒的詩篇《致歡樂》置於終曲樂章的頂冠。他希望透過這部交響曲重新喚起人們對社會道德和宗教信仰的追求,為人類的現世生活開闢一個明確可行的奮鬥方向。同《莊嚴彌撒》相比,《第九交響曲》更加關注人的現實生活和道德品行。貫穿全曲的主線也非傳統的宗教禮儀,而是作曲家“探索”真理的過程。貝多芬對席勒詩作的長久鍾愛,以及對大眾的迫切呼召,使他終將 “歡樂頌”的主題在終曲樂章承託而出。它不但成為前述樂章的探索成果,更是作曲家理想主義觀念的顯著標志。席勒詩作中表達的兄弟情誼透過合唱終曲鼓動著舞臺上下,化為人類渴望卻難以達到的理想歡歌。然而,這歡樂亦非信仰,而是人們獲得和捍衛信仰的精神情狀。在現實世界裡,人類雖無法達到精神的完諧,卻可以透過秉持道德律法的生活實踐獲得歡樂和幸福。這是貝多芬針對當時社會的衰頹和窘境發出的群體呼籲,並在後世成為現代社會展示團結友誼的音樂典儀。

MP3V。 貝多芬《第九交響曲(合唱)》第四樂章“歡樂頌”節選

貝多芬誕辰250年丨貝多芬:直面矛盾的理想主義者

貝多芬誕辰250年丨貝多芬:直面矛盾的理想主義者

MP3VI。 貝多芬《降B大調絃樂四重奏》(Op。130)第五樂章 “謠唱曲” (Cavatina - Adagio Molto Espressivo)愛德華·薩義德曾在《論晚期風格》一書中沿著西奧多·阿多諾的論述,將貝多芬的晚期風格視為一種不求完諧的自我超越。筆者以為,貝多芬在其一生的不同階段都面對著大大小小的矛盾,不僅包括上文提到的四個顯著方面,還廣泛存在於他的戀愛經歷、親屬關係、日常生活、信仰態度和出版交易之中。他對自身矛盾的紓解與平衡貫穿一生,而並非僅僅在晚年階段才顯著體現。貝多芬的人生與創作經歷讓我們感到,他所面對的種種矛盾的確尖銳且頗具代表性,而這些矛盾又潛移默化地變為音樂表現的主旨,甚至成為音響形式結構的內在根源。難能可貴的是,貝多芬並非總被矛盾糾纏困擾,而是憑藉理想主義的精神態度尋求解脫、勇於開拓。他的理想同他所執著的藝術合二為一,化為我們至今欣享的精神食糧。對於其人生矛盾的展現和剖析,能夠幫助我們更加貼近貝多芬的生活狀態,更加深刻地捕捉到啟發當代的精神價值。如果當真要對貝多芬懷抱的理想加以總結,那就是永遠追求進步、堅定意志,並對明天的世界和人們充滿關愛與信心。

作者簡介:劉小龍,中央音樂學院音樂學系副教授、西方音樂史學者,中國西方音樂學會理事、副秘書長。研究領域為十八、十九世紀德奧音樂文化和貝多芬專題研究,著有《論貝多芬莊嚴彌撒》(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1月),譯有《貝多芬:音樂與人生》(列維斯·洛克伍德著,中央音樂學院出版社,2011年)、《貝多芬》(威廉·金德曼著,中央音樂學院出版社,2003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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