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術麻醉後仍然有意識是怎樣一種體驗?

手術麻醉後仍然有意識是怎樣一種體驗?

我們往往認為麻醉狀態與睡眠一樣。但事實遠比我們想的要匪夷所思——它更像是先拆散你的意識,再拼湊起來。

JOSHUA ROTHMAN

發表於 THE NEW YORKER

封面:Hélène HUGON

20世紀80年代的一天,一名婦女去醫院接受癌症手術,手術很成功,所有的癌灶都被切除了。然而幾個星期後,她感到有些不對勁。她回到外科醫生那裡,外科醫生讓她放心癌症已經消失了;她又去諮詢了心理醫生,心理醫生給她開了抗抑鬱藥。

然而這一切無濟於事——她越來越確信自己命不久矣。她重新見了外科醫生,醫生再次安慰她“一切都很好”時,她忽然脫口而出:“黑色的東西!你沒有得到黑色的東西!”

醫生目瞪口呆,因為他還記得在手術期間,他曾無意向同事抱怨自己浴室裡難以清除的黑色黴菌。癌灶在這名婦女的腹部,手術期間她處於全身麻醉狀態,儘管如此,醫生的話似乎已經留在她腦海裡了。當她得知手術中醫生的這段對話後,她的焦慮便煙消雲散了。

在《麻醉:遺忘的禮物和意識之謎》(Anesthesia: The Gift of Oblivion and the Mystery of Consciousness)一書中,美國心理學家亨利·貝內特(Henry Bennett)向澳大利亞記者凱特·科爾-亞當斯(Kate Cole-Adams)講述了這個故事。科爾-亞當斯從麻醉師和心理學家那裡聽過很多類似的故事:

顯然,人們在麻醉狀態下仍能聽到聲音,並且受到這些聲音的影響,即使他們自己並不記得

一名婦女在子宮切除術後經歷了可怕的失眠,在後來的催眠治療中她回想起麻醉師開玩笑說,她將“陷入死亡般的睡眠”。另一名患者在一個小手術後想自殺,隨後她記起,當她躺在手術檯上的時候,她的外科醫生驚叫道:“她很胖,不是嗎!”

在20世紀90年代,

德國科學家給30名即將進行心臟手術的患者戴上耳機,並在手術過程中播放了《魯濱遜漂流記》的刪減版本

。患者無一記起這件事,但不久後當被問起“星期五”這個詞時,他們馬上想到的都是書中的故事。

手術麻醉後仍然有意識是怎樣一種體驗?

1985年,貝內特要求接受膽囊或脊柱手術的患者佩戴耳機,他們聽到的是貝內特說著:“當我來和你說話時,你就輕摸你的耳朵”;對照組聽到的則是手術室裡的聲音。

當患者們見他時,那些聽到說話的人觸控耳朵的頻率是對照組的三倍。

在還是青少年的時候,科爾-亞當斯就被診斷為脊柱側彎,她開始害怕未來可能要接受糾正脊柱彎曲的危險手術;到中年時,她的駝背越來越嚴重,她意識到手術是不可避免的。或許是為了克服恐懼,她從1999年開始研究麻醉,

在近乎二十年的努力後,她寫下了對麻醉這片朦朧縹緲的未知領域痴迷、神秘、恐怖、甚至是幻影般的探索

除了麻醉,這本書還描述了科爾-亞當斯的童年、父母、幾段戀愛和各種精神體驗和生存危機——一種漂泊不定而又無時不在的組合,註定要喚起被麻醉的心靈。她記錄下許多被遺忘的經歷和未曾感受過的情緒,疑惑著:在多大程度上,我們已經以一種麻醉的狀態生活著呢?

麻醉師描述病人們經歷麻醉的幾個階段:從迷失方向,到譫妄,最後進入手術狀態。

當我們進入麻醉時,他們透過監測腦電波來滴定“麻醉雞尾酒”,以確保使用的鎮靜劑不會過多或過少(

典型的“雞尾酒”含有一種止痛藥、一種肌松藥和一種催眠藥。

肌松藥可以防止手術刀劃過時肌肉收縮,早期的肌松藥來源於箭毒,是南美洲戰士塗在弓箭上用以對抗歐洲人的毒藥,而催眠藥可以使人失去意識。)但即使麻醉師能以精湛手法操作麻醉器械,他們對這些藥物背後的機制仍然一知半解。

“顯然,我們可以開具麻醉藥,而且能很好地控制它,”一位醫生告訴科爾-亞當斯,“

但是在真正的哲學和生理學層面上,我們仍不知道麻醉的機理。

”問題的根源在於,沒有人知道我們為什麼有意識,這就好像如果你不知道太陽為何升起,就難以解釋它為何又會落下。

手術麻醉後仍然有意識是怎樣一種體驗?

Furrary

在科爾-亞當斯試圖理解麻醉究竟意味著什麼的尋覓之路上,她瞭解到一系列異乎尋常、充滿暗示,而又不可複製的實驗(被澳大利亞麻醉師凱特·萊斯利(Kate Leslie)稱作是“幽靈般的小研究”)。

在其中一項研究中,從1993年開始,

英國麻醉師伊恩·羅素(Ian Russell)在即將接受大型婦科手術的患者前臂上均綁上一根止血帶

。他配好麻醉雞尾酒(催眠藥咪達唑侖(midazolam)以及止痛藥和肌松藥),然後收緊止血帶防止肌松藥進入每個病人的手部和腕部。手術期間,透過頭戴式耳機向患者播放一段錄音:“如果你能聽到我,我希望你張開併合上右手的手指。”如果患者移動了手指,羅素就摘下一隻耳機並要求她捏自己的手指;如果她捏了,他便會要求感到疼痛的患者再捏一次。

32個受試者中,有23名捏手指表示自己可以聽到,有20名再次捏手指表示自己感到疼痛。

儘管羅素本應該對六十名患者進行測試,但他對這些結果感到非常不安,以至於早早結束了試驗。他認為,這些女性在手術檯上可能既有意識也能感到痛苦。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全身麻醉”(general anesthesia)可以被更好地描述為“全身失憶”(general amnesia)。(之後,沒有人回憶起聽到羅素的聲音或捏過他的手指。)

是羅素沒有給予充足的麻醉劑嗎?(他說他使用的劑量與他在一般手術中使用的一樣。)他所察覺的動作是否並非是有意識的?(科爾-亞當斯與羅素一起參加手術,他再次使用了“孤立前臂術”;這一次,當病人抓住他的手指時,他認為這是一種毫無意義的“反射運動”。)

可能的是,患者有意識,但只是部分性的——能夠捏羅素的手指,但不足以知道自己的名字或者回憶生活點滴

意識哲學家丹尼爾·丹尼特(Daniel Dennett)認為,意識不是一種二元狀態,而是漸進的;在麻醉下“有點”意識和“有點”自我是可能的。每年都有成千上萬的人在所謂的清醒鎮靜(conscious sedation)狀態下進行結腸鏡檢查:他們昏昏欲睡,可以與醫生溝通,但對後來的手術記憶甚少。如果你不記得那些痛苦,它還算數嗎?它發生在“你”身上了嗎?也許在手術中“有點”意識也不是那麼糟糕。

“無意識的心靈不是虛無的黑海”,而是一個“活躍而積極”的地方;我們可以將麻醉下的心靈想象成一個音樂廳,指揮失蹤了,但管絃樂隊仍在演奏。

科爾-亞當斯發現,探究麻醉狀態下的意識的研究都不盡完美。

像羅素那樣使用真實患者的研究往往設計得不好,而使用志願者的研究並不涉及到真正的手術。

她寫道,在沒有手術的情況下探討麻醉下的意識,“有點像在沒有雨的時候測試你的雨刷。”“即使對於已經麻醉的患者,一個手術切口也會有刺激效果,”她解釋說,“當手術刀進入時,她的心跳加快,血壓升高,有時還會抽搐。 她可能更接近於有意識。”

當然,另一種方法就是向大量經歷手術後的患者詢問他們還記得什麼。2000年,

《柳葉刀》雜誌刊登的一項研究調查了在瑞典兩家醫院接受手術的1.2萬名患者,研究人員發現了18個他們確信是清醒著的患者

。這些病人在術後馬上以及之後的不同時間段裡接受了測驗,有的人術後立刻想起他們的經歷,其他人一開始沒有記憶,但在一兩週後回想起了手術。其中還有一人在術後24天后才想起了詳細的手術過程。

手術麻醉後仍然有意識是怎樣一種體驗?

我們往往認為麻醉狀態與睡眠一樣。但科爾-亞當斯總結道,事實遠比我們想的要匪夷所思——它更像是先拆散你的意識,再拼湊起來。一名叫喬治·馬休爾(George Mashour)的麻醉師告訴她,“無意識的心靈不是虛無的黑海”,而是一個“活躍而積極”的地方;我們可以將麻醉下的心靈想象成一個音樂廳,指揮失蹤了,但管絃樂隊仍在演奏。大腦系統仍然運作著,但並不同步。

也許是因為每個人的意識退化的程度不同,因此人們在麻醉時會有一系列令人困惑的經歷。

墨爾本的一位麻醉醫師回憶說,一名患者在搭橋手術過程中發現自己處於清醒狀態;儘管這個男人經歷了“鋸開胸膛”,但他並沒有感到疼痛,而且覺得“驚奇而不是驚恐”。(“他是一個非常隨和的傢伙,”麻醉醫師回憶說。)

另一名醫生想起一位從手術中醒來的患者看起來“非常滿意”,當被問及她為什麼這麼高興時,她說:“你不會相信,但我剛剛經歷了半小時的高潮!”

但不是每個人都如此幸運。在“麻醉”這個主題的核心,有一則澳大利亞女性雷切爾·本馬約爾( Rachel Benmayor)的故事。

25年前,她在剖腹產時,發現儘管自己的肌肉被麻痺了,卻仍然留有感覺。(雷切爾的醫生本打算給她全身麻醉。)

起初,她不知道自己在哪,隨後她感到痛苦萬分,彷彿有一輛卡車在她腹部中間來回駛著。(“當你開啟腹腔時,空氣衝到沒有保護的內臟器官上會產生巨大的壓力,”科爾-亞當斯解釋說。)

她覺得自己停止了呼吸。(一個呼吸機正在幫她。)只有當她聽到醫生和丈夫說,“看,你有一個女兒了!”時,她才意識到她在手術過程中都是清醒著的。當完全意識到這一點之後,她開始恐慌起來,她覺得疼痛和癱瘓會讓她發瘋。於是她決定試著去“進入”痛苦。

她告訴科爾-亞當斯,她沒有逃避這個經歷,“我有意識地轉過身來,開始感受到疼痛並進入疼痛中,讓它把我包圍起來。”她感到自己陷入極大的痛苦中 ——然後,突然間,雖然她仍然可以感受到手術的疼痛,但她發現自己在圖書館裡。“這種感覺就好像我存在於人類所知道的,以及終將會知道的一切中。”她回憶道。

無論人類是否知道或理解,所有可能被知道或理解的東西都在那裡,……它實在太大,太大了,我覺得我被逼到了那裡,而我必須活下去。

當她在圖書館時,一個聲音告訴了她幾條資訊:

“生命是呼吸”;

“一切都很重要,一切又都不重要”;

“只有經歷痛苦,才能發現真相”;

第四條資訊與她的丈夫有關(她沒有告訴科爾-亞當斯是什麼)。

最後,這個聲音告訴她:“我們人生的目標就是生育。擁有孩子是我們作為人類的首要關注點。” 她說, 即使在手術過程中,她也反對這種想法。然後,她感到外科醫生又回到身邊將她的刀口縫合。

當她能夠再次移動時,她叫來了醫生,道出原委,當醫生意識到發生了什麼時,他哭了;她也叫來了丈夫,告訴他那些資訊。一時間,她不受控制地顫抖著;過了一會兒,她抱起女兒愛蘭歌娜(Allegra)。

她對科爾-亞當斯說:“寶寶的眼中有著一種漆黑的平靜,而我只是把她抱在懷裡,便覺得她剛從我去過的地方過來。”

讀這本書時,你很可能忽視本馬約爾的手術發生在1990年。科爾-亞當斯解釋說,在那之後,新的醫療協議和監測技術讓她這樣子的罕見案例更不可能發生了。因為本書中的許多訪談、研究和軼事都是以主題聯想的順序來呈現的,你必須努力提醒自己:它們是來自上世紀的60年代(奇怪科學的鼎盛時期),還是看起來更可靠的90年代。

《麻醉》這本書的內容從19世紀50年代發現乙醚開始,囊括了麻醉劑的簡史。但它並不是技術進步的編年史,你也不會從技術進步的角度去讀它。

它的一個諷刺之處在於,如果麻醉劑是完美的,那我們也無從進一步瞭解無意識。

一無所知的我們究竟能做些什麼,這是《麻醉》教給我們最重要的一課。儘管“從真正的哲學和生理學角度”,我們不能確切地知道麻醉的機理,但這並不能阻止麻醉師每年把他們的工作做得更好。同時,

麻醉藥的改善及其引起的漣漪效應與意識的奧秘無關

,例如,改進的肌松藥透過“使強大的軀幹肌鬆弛”,可以使外科醫生安全接觸到重重防護下的胸部和腹部,這也使得全新的、挽救生命的手術成為可能。

然而,儘管麻醉的技術正在明亮的無影燈下改善著,其餘的空間還是保持著黑暗。在科爾-亞當斯看來,這就是存在。我們體驗、思考、行動和感受頗多 ,卻沒有完全瞭解我們是誰,是什麼,或者在哪裡。在她書中最精彩的一段內容,她描述了自己的一個夢:她正在尋找一條迷路的狗,發現它“在城鎮邊緣的圍欄裡”,這是一條美麗的紅色塞特獵犬,躺在籠子裡。

“當我進去的時候,這個小生物向我抬起頭來,我驚訝地發現它的嘴巴被釣魚線縫了起來,”她寫道。“它跳到地面上,蹣跚著走向我,把前腿搭在我的肩膀上,又將頭靠著我脖子的左側。”她知道這隻狗想要得救,但不知如何幫它;令她費解的是,她知道狗的名字是Gadget,在夢結束前她把它留在了身後。

對科爾-亞當斯來說,那隻嘴巴被縫合的狗狗是“受那些麻醉後仍有意識的人們的困境所喚起”,同時,他們的擁抱意味著“有意識和無意識之間的鴻溝:一個多言、領會、排他;另一個沉默、不懈、包容。”我們心中都有一個小Gadget:無意識的、區域性的、沉默的自我,而大腦無法感知它。那些自我一直都在意識深處;有時,在麻醉下,它們試圖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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