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防秋、防冬制度, 究竟防的是什麼? 一北一南背後防的是藩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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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中央禁軍力量的微弱(雖然神策軍的建立使這種局面有所改觀),為抵禦異族的入侵和平定藩鎮的叛亂,唐政府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倚仗諸藩鎮的力量。

1、防秋制度

安史之亂中,為平定叛亂,河西隴右邊軍主力內撤,吐蕃趁機蠶食唐之領土,河西、隴右盡陷於吐蕃之手。

唐朝防秋、防冬制度, 究竟防的是什麼? 一北一南背後防的是藩鎮

當時唐與吐蕃以涇、隴、靈、寧等州為界,邊境線與京城長安的距離,遠者不過千里,近者才數百里。長安處在吐蕃鐵騎的直接威脅之下。

針對這種嚴重的局勢,唐王朝積極調整部署,調集全國各鎮的力量,充實西北的防務。防秋就是這種背景下的產物。

“河隴陷蕃已來,西北邊常以重兵守備,謂之防秋,皆河南、江淮諸鎮之軍也,更番往來,疲於戍役。”

《新唐書》卷一五七《陸贄傳》也雲“西北邊歲調河南江淮兵,謂之防秋”。

上述都只提到了河南和江淮的藩鎮軍,其實參與防秋的不止河南、江淮兵,河北等割據型方鎮有時也在被徵調之列。

《唐大詔令集》、《命諸道平糴敕》雲:

大曆元年(766年)正月:

應諸道每歲皆有防秋兵馬,其淮南四千人,浙(淮)西三千人,魏博四千人,昭義二千人,成德三千人,山南東道三千人,荊南二千人,湖南三千人,山南西道二千人,劍南西川三千人,劍南東川三千人,鄂嶽一千五百人,宣歙三千人,福建一千五百人。

這裡提到了魏博和成德的防秋兵,而且兵力還不少,魏博四千人,成德三千人。

唐乾符中,鎮州有博野軍,宿衛京師,屯於奉天,便承擔了防秋的任務。

黃巢起義軍進攻長安,這支博野軍便留在了鳳翔。

當時李茂貞(時稱宋文通),在這支部隊中,初為市巡,累遷至隊長。由於擊敗農民軍尚讓之眾於龍尾坡,以功遷為神策軍指揮使。

然而《唐大詔令集》中沒有提及幽州,並不是說幽州鎮不參與防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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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曆七年(772年)朱泚為幽州節度使後,八年(773年)即遣其弟朱滔將精兵五千防秋,九年(774年)朱泚又親自將步騎五千(一說三千)防秋並朝覲代宗。

2、防冬制度

除了防秋後,還有防冬,即防禦南詔。

吐蕃主要在秋季進攻,而南詔主要選在冬季。南詔位於唐之西南,文宗大和年間後也開始構成邊患。由於南方炎瘴嚴重,到冬季則輕些,因此南昭主要利用冬季對唐發動攻勢。

唐向來在東南地區駐兵很少,防禦力量很薄弱,為抵禦南詔勢必調動其他諸鎮的兵力。河北藩鎮軍隊也被徵調防冬。

唐末高宗敏任桂州盧龍軍散兵馬使充討擊使,即是幽州鎮派遣軍隊參與防冬,駐防桂州。

防秋、防冬體制下各藩鎮一般抽調一千左右到三千人組成行營,由軍將或行營節度使統率。按照舊規,“諸道行營出其境者,糧料皆仰給度支,謂之食出界糧”。

而且食出界糧十分豐厚,“每出境者,加給酒肉;本道之糧,又留給妻子。凡出境一人,兼三人之糧。由是將士利之”。

因此,對藩鎮而言,參加防秋防冬不僅是在履行對朝廷的防務責任,還可以獲得經濟上的好處,也是討好朝廷表示忠心的一個機會。由於是利之所在,三鎮對參加防秋和防冬還是比較踴躍的。

一般而言,各藩鎮的行營期限滿或戰事結束即歸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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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於防秋、防冬而改變隸屬關係的例子也不鮮見。大曆八年(773年)八月,幽州節度使朱泚遣其弟朱滔人朝,兼率五千精騎防秋。次年朱泚親自率眾三千入朝並防秋。

朱泚連鎮隴右、鳳翔,所帶幽州兵由朝廷遣曲環等分領,戍於邠寧、隴右、鳳翔等地。張道昇,為幽州節度使朱泚手下左廂步軍大將兼節度押衙。

大曆九年(774年)朱泚入朝,不久任隴右節度使,仍知河西、澤潞行營兵馬事,與郭子儀、李抱玉、馬璘等分掌防秋兵馬。張道昇即任隴州刺史,並死於任上。

貞元中,幽州鎮瀛洲刺史劉澭受其兄節度使劉濟排擠,率所部一千五百人聲言助朝廷防秋,朝京師,德宗以故神策鎮普潤處之,元和初,這支軍隊也隸屬神策軍。

唐末由於中央權力式微,對地方控制大為削弱,各地軍亂和農民起義屢有發生,對於大規模的戰事,常常徵調數鎮之兵,河北藩鎮之軍隊也常在徵調之列。

3、防秋、防冬制度下的節度使調任異地的制度

唐代藩鎮節帥任期以一至三年最多。

任期的長短也受制於中央力量的強弱。當中央力量強大,對地方控制較有力時,藩鎮節度使(或觀察使、防禦使等)的任免控制在朝廷的手中。

這時節度使任期一般較短;反之,當中央力量弱小,不能對藩鎮有效地指揮排程時,節度使任期一般都較長。

德宗在建中之亂後姑息藩鎮,“不生除節帥”,節度使去世後方遣中使察軍情所向,得軍心者即授予節鉞。藩鎮任期一般較長,甚至有終身不易地者。宣武節度使韓弘、西川節度使韋皋竟達二十多年,韋皋即卒於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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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王壽南先生統計,唐代在鎮十年以上之藩鎮共114任,而德宗時期就達45任(包括經歷代宗德宗、德宗順宗憲宗之藩鎮),佔全部久任藩鎮之39.5%。

德宗以後、僖宗乾符以前,節度使調動較為頻繁。特別是憲宗時期,對藩鎮政策開始趨以強硬,積極謀求收回中央任免藩鎮的權力。這一時期節度使任期都較短。

節度使移鎮進入另一個方鎮,在全新的環境下,為了駕馭臣下和保障自己的安全,他們往往率領相當數量的本鎮軍隊赴任。這也是唐廷所允許的。

當然所帶士卒軍將的人數原則上應上奏朝廷,得到朝廷的批准。

元和十三年(818年)烏重胤自河陽三城節度使移鎮滄景,以河陽銳卒三千為紀綱之僕,元和十五年(820年)成德節度留後王承元被任命為義成節度使,他離鎮州至滑州赴任時,帶走親信牙兵二千人。

節度使移鎮所帶的親隨元從是他的腹心,最可依賴的力量。即使轉任數鎮,也往往帶著這些人。相反,節度使如果沒有自己的親信力量,一旦發生變亂,其後果不堪設想。

原魏博節度使田弘正之被害正是由於此。

元和十五年(820年)十月,成德節度使王承宗去世,穆宗調魏博節度使田弘正為成德節度使。

當田弘正有二千親兵在身邊時,“左右有備不能間”,亂兵不敢輕舉妄動,但一旦這些親兵被遣回魏博,軍亂就發生了。

雖然田弘正手下的二千親信兵士被遣返回魏博,但從被殺的參佐、將吏三百餘口來看,隨從田弘正入成德的將校不在少數。這從《白居易集》卷四八《魏博軍將呂晃等從弘正到鎮州,各加御史大夫、賓客等制》中可以得到直接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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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晃等四十一位隨同田弘正至成德的軍將得到獎賞,被授予御史大夫和太子賓客等。

4、節度使遷轉下的隨屬

由於河北藩鎮的割據型藩鎮的性質,防秋和防冬在很大程度上是象徵性的,對唐中央而言,政治意義大於其實際軍事意義。

另外,三鎮節度使不由中央任命,主要由世襲和軍將擁立,朝廷只是事後加以承認罷了。

因此除了某個特殊時期(如元和末長慶初)外,節度使難以實行在順地和三鎮間的調動遷轉。

唐前期除授武官的權力歸於兵部。

《唐六典·尚書兵部》稱,兵部尚書“掌天下軍衛武官選授之政令”。隨著使職差遣制度的盛行,特別是安史之亂後,尚書各省之職權普遍被剝奪、分割與轉移。

兵部所掌軍政權為神策中尉及諸道藩鎮所攘奪。地方軍將的任用權歸於藩鎮節度使。我們知道藩鎮使府武職僚佐為差遣使職,不是國家正式職官,其遷轉與朝廷銓選是兩回事。

武職僚佐的遷轉流動與闢署制度關係很密切。

藩鎮使府的闢署制度由行軍體制下的闢署制發展而來。

武職僚佐的軍職由節度使署任,在闢署時也需要下聘書具重禮。比如幽州節度使劉濟在請周璵入幕時“以繒帛數輩厚致公焉”,授散兵馬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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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帶官職則需要上奏朝廷,由朝廷任命。在程式上與文職僚佐幾乎沒有什麼兩樣。也是先闢署,後奏請,即府主先授予幕職,再上奏朝廷請求授予官位。唐制規定,文職僚佐必須是“皆奏請有出身入及六品以下正員官為之”。要求有出身和現任六品以下正員官,或者為前資官。

當然實際上,藩鎮往往突破這一限制,白身入幕的也不鮮見。而對武職僚佐的闢署則在政策上沒有限制,相對而言顯得更為靈活。

因此,節帥對武職僚佐的署任具有更大的用人權,而武職僚佐在入朝、留鎮或是離鎮改投他鎮上具有更大的自由空間。

在闢署制度下,武職僚佐的命運與府主緊緊聯絡在一起。這道理也很簡單,由於藩鎮使府實行的為闢署制,不管文職還是武職僚佐都由府主署任,而非朝廷任命。

在節帥易嬗後,新任節度使重新組織自己的僚佐班子。他們自然樂於任用自己的姻舊故識。這些人情況他很瞭解,也容易作到人盡其才。另外,這些人是自己的親信,指揮駕馭起來也得心應手。

因此,節度使易嬗之際,也是節度使府人事變動十分劇烈的時候。府主罷任、去世,其所闢的僚佐原則上也當隨之而罷職。

這種情況造成武職僚佐在不被後繼節帥所留時,或隨原府主改適他鎮或尋找其他新的出路。

唐廷出於維護地方穩定計,對節度使易嬗之際的人事任免也有所限制,防止藩鎮使府僚佐的過大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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藩鎮僚佐來源除親隨元從和原鎮的僚佐外,各地藩鎮為重府望,擴充實力,大多不遺餘力地招徠各地人才。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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