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伊士運河事件的真相是什麼?為什麼蘇聯總統會被中情局逼死?

1956年底,中央情報局送給艾森豪威爾一組間諜照片,以便讓他對蘇伊士運河的總體情況有所瞭解。埃及領導人納賽爾已經把一些大型船隻沉入運河,以報復英法的進攻。既然戰爭已經過去,艾森豪威爾要求看看蘇伊士運河所遭受的損失。

艾森豪威爾的辦公桌很整齊,他不讓把這塊放滿間諜照片的板子放在桌子上,甚至也不讓放在桌子旁邊的畫架上,而要情報分析員把照片放在橢圓形辦公室的地板上,這讓那位情報分析員頗為吃驚。

然後,艾森豪威爾跪在地板上看這些照片。所看到的一切又觸發了他那人人皆知的脾氣。“太愚蠢了!太愚蠢了!太愚蠢了!”當停下來看著一艘艘被損壞的船隻時,他喃喃自語道。

50多艘船隻阻塞了蘇伊士運河,他知道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商業海上通道。艾森豪威爾總統相信,如果不是英法入侵埃及,納賽爾絕不會關閉蘇伊士運河,開羅要的只是船隻通行費。確實,埃及人一直在盡力清理那些阻塞物。儘管他們作了許多努力,但直到1957年4月,運河才得以開通。

對艾森豪威爾來說,蘇伊士運河的關閉象徵著1956年西方在中東地區所遭受的傷害:自己造成的一種傷害。雖然在結束蘇伊士運河危機方面美國扮演了一個決定性的角色,美國贏得了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感激。

但艾森豪威爾由此也認為,赫魯曉夫是一個更大的勝利者。因為公然要推翻納賽爾政權,法國和英國在阿拉伯世界的影響力大大降低,由此產生了權力真空,而克里姆林宮正好來填補這個空缺。

艾森豪威爾理解埃及人控制蘇伊士運河的感情,但是他仍然不能理解納賽爾。到1957年,白宮有充分的證據證明,納賽爾不是西方的走狗,也不是共產主義勢力的代表。他要和冷戰中的任何一方來討價還價,以達到埃及需要達到的目的。

的確,若仔細觀察1954年以來納賽爾的行為,就會發現,儘管也和克里姆林宮合作,但這位埃及領導人更喜歡和美國人合作。

1955年,納賽爾一直拖延不買蘇聯武器,就是要看美國人是否會來中止這筆私下達成的交易。

1956年初,納賽爾的代表歷時數月和美國人談判,以取得數千萬美元的貸款建設阿斯旺水壩,而美國人則草率地中止了這些談判。

之後,在英法聯軍進攻埃及的前夜,納賽爾又向華盛頓提出一項秘密請求,要求美國予以外交支援,以便他不再求助於赫魯曉夫。

最近的一次則是在埃及實現停火之後,納賽爾再次表明要和美國保持密切關係。如果納賽爾有自己的思想意識,那麼,它就是阿拉伯的民族意識。

艾森豪威爾政府就會認為,如果美國無所作為,那麼蘇聯將會很快填補由於英法失敗而出現的政治真空。艾森豪威爾也開始相信,蘇聯人想控制中東石油資源。

1957年1月5日,艾森豪威爾決定採取了一項全面的攻勢。在一封提交國會的特別宣告中,他正式把美國的保護範圍延伸到整個中東地區。

這個宣告馬上被稱為艾森豪威爾主義,它確立了美國的承諾,即鑑於“日益加劇的來自國際共產主義的危險”,美國對“中東整個地區的任何國家或集團”予以經濟和軍事援助。

就像艾森豪威爾事後所解釋的那樣,其目的是要顯示美國政府“封鎖蘇聯的決心,不讓其染指地中海地區、蘇伊士運河、輸油管道,以及那些石油資源,這些石油正是西歐居民和工廠所需要的燃料”。

華盛頓的宣告,彷彿它是想成為中東地區英國的繼任者。艾森豪威爾錯誤地解讀了中東地區的政治力量,不久就使美國在這一地區的政策更加複雜化,從而也給赫魯曉夫在這裡擴大蘇聯影響提供了機會。

無論艾森豪威爾,還是美國政府,對莫斯科的目的和能力的判斷都存在重大失誤。1957年1月的克里姆林宮根本無意於在中東或其他地區採取一種外交攻勢。在過去的多事之秋,匈牙利和埃及這雙重危機已經對蘇聯的自信心和赫魯曉夫的領導權威造成了嚴重傷害。

儘管蘇軍成功地鎮壓匈牙利起義,赫魯曉夫運用核恐嚇手法把埃及從失敗的境地中成功地挽救出來,但赫魯曉夫在主席團中受到嚴峻的考驗。兩年來,前蘇聯外交部長莫洛托夫一直在埋怨赫魯曉夫在處理外國事務過於幼稚。

對於匈牙利事件,赫魯曉夫和克里姆林宮裡的當權者們都想找出社會主義在東歐失敗的原因。主席團大多數人得出一個令人不安的結論:因為波蘭和匈牙利政府未能向其公民提供適當的生活標準,從而導致工人和學生走上街頭。

對這些事件的分析也告訴莫斯科,蘇聯自身也可能因為相同的原因而發生社會動亂。這一點雖然沒有說出來,卻成為共識。

蘇軍鎮壓布達佩斯起義僅僅過了兩個星期,赫魯曉夫就要求再次稽核1957年的預算。這是1956年宣佈的一個五年計劃中的第二年。他建議立即投資建設蘇聯的民用住宅,還建議把更多的資金用於提高蘇聯工人的福利待遇。

儘管注入這筆資金要給蘇聯預算增加額外的壓力,但圍繞這個建議,蘇共中央主席團達成一致。對預算的任何疑慮都遠不如這個信念重要,即蘇聯的生活水準,特別是產業工人的生活水準一定要提高,以防發生社會動亂。

按照華盛頓對克里姆林宮的評估,當英法聯軍對埃及的干涉失敗後,克里姆林宮的自信心又得以恢復。

而實際情況卻是,1957年初,蘇共中央主席團大多數委員似乎都對赫魯曉夫批評,認為他沒有處理好蘇伊士運河危機。還有一些年輕的領導人,都把這次危機歸咎於赫魯曉夫,因為後者要急於加大蘇聯對納賽爾和其他阿拉伯國家所做的承諾。甚至赫魯曉夫的朋友和政治盟友米高揚也和那些人站在一起,他認為,對蘇聯來說,發生蘇伊士運河危機是不必要的。

在克里姆林宮,甚至有一些領導人把納賽爾看作是最不值得信任的盟友,他把莫斯科拖入了一場沒有必要的危機之中。埃及人近來要求蘇聯人低價出售產品,以此來提供軍事援助,以便重新恢復蘇伊士危機之後造成的損失。單是價格問題就讓蘇聯人止步不前。

克里姆林宮一直都在擔心:納賽爾會用這些武器來做什麼。蘇伊士運河國有化之前,赫魯曉夫就已警告過納賽爾,不要把軍備擴大到挑釁勢力強大的西方大國的程度。

然而,艾森豪威爾的宣告使這一切都發生了徹底的轉變,過去連向納賽爾提供軍事援助都顯得小心翼翼的人們,現在也開始支援一項武器交易。1月31日,美國總統釋出官方宣告僅僅過去一個多月,莫斯科就同意和開羅進行一筆價值數百萬美元的一攬子武器交易。

是艾森豪威爾把蘇聯推向中東。

1957年4月,在克里姆林宮,赫魯曉夫和米高揚主持了一次討論當時國際力量平衡的會議。在這次會議上,他講了這番話。他們兩人都相信,因為兩個超級大國都有疑心,所以發生一場核戰爭的可能性正在增大。

莫斯科經歷了匈牙利的失敗,而西方則失去了埃及。赫魯曉夫和米高揚看到,自從二戰結束以來,莫斯科和華盛頓之間保持著這種不穩定的和平關係,而現在這種關係比以前更為脆弱。在此條件下,赫魯曉夫認為,蘇聯必須要努力實現某種形式的裁軍。

赫魯曉夫想改變蘇聯在聯合國裁軍委員會所持的立場,1955年以來這個委員會就一直在討論大國的裁軍事宜。但是,克里姆林宮的領導層因裁軍問題而產生了嚴重的分歧。赫魯曉夫發現自己與莫洛托夫、馬林科夫的意見完全不同,這讓他們之間出現嚴重裂痕。

在朱可夫元帥的領導下,蘇軍採取支援裁軍的立場。蘇聯之所以承諾裁軍,還是出於對戰略情報的考慮。朱可夫的軍事情報參謀長不能提供有關北約歐洲基地軍事潛力方面的情報,蘇聯人還無法生產出他們自己的U-2偵察飛機,間諜衛星還在設想之中。技術上還無法滿足蘇軍的需要,而外交上則可以。

憑藉軍方的大力支援,赫魯曉夫強推了裁軍方案。在1956年11月的倫敦裁軍談判中,蘇聯代表團提出一個方案:對介於巴黎和蘇波邊境之間的1600公里空域實施偵察監視。在下一輪的裁軍談判中,蘇聯軍方希望走得更遠,或許可以允許對更遠一些的蘇聯部分空域進行監視,以此來讓美國對蘇聯飛機開放部分空域。

從1957年4月以來,在克里姆林宮裁軍問題的討論中,赫魯曉夫取得了勝利。其結果就是莫洛托夫和馬林科夫在人事安排上遭到失敗,赫魯曉夫和蘇聯軍方達成了有利於自己的單邊妥協。這個新政策就是雙方要接受裁減北約和華約軍隊規模,暫停核試驗兩年。

赫魯曉夫在克里姆林宮贏得了改變蘇聯裁軍政策的爭論,但沒有時間來體會成功的喜悅。因為克里姆林宮已經發生明顯的政治變化,其內部鬥爭變得越來越複雜。

1957年冬末春初,鑑於匈牙利發生的危機,在如何滿足蘇聯國內需求的問題上,已很難達成明顯一致的意見。

最典型的是,從對提高蘇聯生活水準的一系列倡議中的迴應中,赫魯曉夫很快就發現,他正在考驗蘇聯領導層,特別是他最親近的那些盟友的耐心。

1957年3月,他不得不勸說克里姆林宮發起一場全面改變蘇聯工業經濟管理方式的改革。然而,赫魯曉夫過於性急,他要推進更多的改革。

1957年,農村經濟是蘇聯經濟的一個亮點。自從赫魯曉夫號召在哈薩克和西西伯利亞進行墾荒以來,三年來,蘇聯農業生產增產顯著。

1954~1956年,共開墾耕地137萬平方英里,大約相當於美國賓夕法尼亞、紐約和俄亥俄三個州的總面積。

農業收成也極大。1956年秋,無論是俄羅斯南部已開發的黑土地帶,還是新開墾的土地,都獲得大豐收。農業收入比1955年提高20%,比斯大林執政最後三年——1949~1953年的平均收入幾乎提高55%。最讓赫魯曉夫滿意的是統計數字,蘇聯一半的穀物產量來自新開墾的耕地。

來自牧場的訊息同樣令人振奮。自斯大林死後,肉類產量增長162%,奶產品提高105%。現在,這個有著近兩億人口的國家仍然不能實現食物自給,但是這個差距正在縮小。

在這個政治局勢不確定的時期,赫魯曉夫急於要告訴蘇聯人民一個好訊息。1957年冬春之際,赫魯曉夫在俄羅斯南部、北高加索地區、烏茲別克和吉爾吉斯斯坦的小麥和棉花產區開始了一系列公開訪問,非常成功。

見到的農民都很熱情,這種熱情和他自己的成就感混雜在一起,讓赫魯曉夫陶醉其中。沿途每停留一次,赫魯曉夫都要和自己比賽,他要發表更富有色彩和雄心的講話。

俄羅斯西南部的克拉斯諾達爾是小麥和牲畜主產區,3月8日他宣佈,蘇聯最主要經濟目標是“趕上並超越……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

幾天後,在稍北邊的頓河畔羅斯托夫,他猛烈抨擊西方帝國主義分子,指責他們錯誤地預測蘇聯要發生一場農業危機。

最富有戲劇性的宣告是在兩個月以後的5月22日發表的,在重複了在克拉斯諾達爾為國家確定的發展目標後,他預言道:“到1960年我們將能趕上美國的人均肉類產量。”赫魯曉夫在許諾幾乎要把蘇聯的肉類產量提高三倍。

訊息傳到莫斯科,趕超發達國家的保證讓他那些對手們都要發瘋了。在赫魯曉夫從克拉斯諾達爾回來後召開的第一次領導人會議上,莫洛托夫和卡岡諾維奇都毫不掩飾其憤怒。他們嚴肅地提醒他,在可以預見的時間內,沒有任何可能來實現蘇聯的肉類生產能超過美國,更不要說只用三年時間。

赫魯曉夫在政治上的最大錯誤就是不向克里姆林宮的其他領導人打招呼,而擅自用整個國家的聲譽來做保證。連其追隨者們也認為,在制定蘇聯發展目標之前,赫魯曉夫應當首先和中央主席團協商,然後在中央全會上再與經濟規劃人員商議。

而5月22日的講話提到了工業改革,它再次提醒人們,赫魯曉夫過於任性,有一種個人主義的傾向。如果任由其自行其是,那非常危險。

顯然,他的種種行為正在讓那些堅定的反對者,還有主席團委員們感到不安。赫魯曉夫甚至能夠輕率的自我表揚,他決定以開墾處女地計劃為由向自己授予一枚列寧勳章。而這離赫魯曉夫上次得到列寧勳章僅有兩年時間。列寧勳章是蘇聯政府頒授給公民的最高獎勵。

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和馬林科夫都正式反對給予他這項獎勵,但是,1957年中央主席團開會討論此事時,他們每個人都建議道,頒獎的時機可能不成熟。“我們不搞個人崇拜,”卡岡諾維奇說道,“同時,我們也不應該這麼做。”

在赫魯曉夫這次拙劣的自我慶祝之後,有人想要他下臺。可以想象得出,這個反對赫魯曉夫小集團的首領就是莫洛托夫。莫洛托夫對赫魯曉夫耿耿於懷:就是這個自命不凡的傢伙在1955年和1956年打敗了他,他不再是蘇聯外交政策的主要設計者。馬林科夫和卡岡諾維奇也反對赫魯曉夫,因為在1955年,赫魯曉夫獨攬了大權。

對赫魯曉夫來說,形勢變得越來越嚴峻,這是因為主席團其他一些委員也加入了這三個死對頭組成的小集團。這些委員實際上是1955年和1956年權力鬥爭的受益者,然而,到1957年,他們又開始反對赫魯曉夫。這些人是尼古拉·布林加寧、馬克西姆·薩布羅夫和米哈伊爾·別爾烏辛,他們開始不再信任赫魯曉夫了,認為他反覆無常、任性,反對集體領導。

赫魯曉夫對那些他熟悉的工作,如黨務和農業等,有著非常堅定的想法;對那些他剛開始學習的新工作,如外交和軍事政策,也同樣有著頑固想法。如果放任自流,赫魯曉夫會變得更加魯莽。在核戰爭時代,一個超級大國可不能讓這樣一個有著暴躁脾氣的人來管理。

到6月,僅僅從人數來統計,主席團的絕大多數委員都認為,赫魯曉夫已經逾越了他的界限,需要把他從第一書記的位置上拉下來。要廢黜一個領導人,11個正式委員中需要有6人投票支援,現在已經有8個密謀者。

赫魯曉夫似乎根本沒有意識到這個威脅。這個小集體對赫魯曉夫有諸多抱怨,其中之一就是,他的心腹、克格勃首領伊萬·謝羅夫對主席團全體委員進行的監視。

儘管如此,赫魯曉夫還是意識到了正在發生的事情,第一個線索就是,6月18日布林加寧臨時邀請他參加外交委員會的一個會議。三天前,在主席團的一次會議上,就蘇聯從東歐社會主義國家購買機床事宜進行討論時,赫魯曉夫已經注意到,有人批評了他的立場。

但是,那還不是一個很大的警告,他沒有把它與會議聯絡到一起。事實上,公開批評他,正是反對者們充滿信心的表現。伏羅希洛夫一度建議推遲對此事作出決定,“直到中央委員會下次主席團會議再做決定”,所有反對者們都明白,下次會議就意味著赫魯曉夫的時代已經過去。

開始,赫魯曉夫試圖謝絕參加布林加寧的會議,推脫自己太疲勞,當天晚些時候還要到列寧格勒參加一個會議。但是,布林加寧堅持要他出席會議。

當赫魯曉夫到達克裡姆林宮時,他發現,沒有通知他,就召集了一次主席團的正式會議。會議唯一的議題就是黨的領導人赫魯曉夫的命運。當聽到反對者們通知他,在這次特別會議上,他將被迫把主席團主席的特權轉讓給布林加寧時,赫魯曉夫吃驚得目瞪口呆。那些反對者們並沒有把米高揚拖進來,米高揚和赫魯曉夫一同反對這個決定。但是,卻在投票中失敗。

面對主席團不信任投票的提議,沒有哪一位領導人曾經在政治上贏得過勝利。1955年1月,馬林科夫第一個遭此厄運,他接受會議結果,放棄了職位。

然而,1957年6月18日,當中央主席團投票反對赫魯曉夫時,他卻拒絕辭職。他要冒一次險,因為在克里姆林宮之外,還有一個龐大的蘇共黨組織在關注著他,那些地區和地方的官員能讓他保住自己的位置。赫魯曉夫計劃召開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來推翻中央主席團的決定。

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赫魯曉夫從各個地方提拔官員,培養了一批追隨者,也培養了他們的忠誠精神,即使那些人沒有被赫魯曉夫提拔到莫斯科和他共事。而且,近年來農業上的成功,在農村製造了一種良好的政治氛圍,這些地方領導人對赫魯曉夫更加信任。

與此同時,透過和朱可夫的共事,赫魯曉夫和軍方也建立了良好關係。赫魯曉夫非常支援給那些已故的國內戰爭時期的老戰士,如1930年代被處死的圖哈切夫斯基元帥,恢復名譽。

赫魯曉夫馬上開始行動。蘇聯空軍把一些專機交給地方黨的書記來使用,以便他們能飛到莫斯科來參加中央委員會特別會議。到6月20日,130位中央委員會正式委員中,已有107位來到莫斯科。57個委員聯名遞交一份請願書,要求召開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來討論赫魯曉夫的前途問題。簽署者都支援赫魯曉夫的立場,即中央主席團不能單獨罷免黨的第一書記。

赫魯曉夫知道,如果在主席團之外來作出決定,那麼他能在投票上取勝。馬林科夫在莫斯科還有他的政治基地,而莫洛托夫不過是一箇舊時代的人物,反對者們的其他大多數成員都是一些政治幽靈。

還有一個令人棘手的例外,赫魯曉夫的門徒、時髦的外交部長和主席團候補委員德米特里·謝皮洛夫,在最後一刻頗為衝動,也加入了反對者行列。

這對赫魯曉夫確實是一個沉重的打擊,當謝皮洛夫還在《真理報》當編輯時,他們兩人就保持著非常密切的工作關係。謝皮洛夫開始負責外交事務時,赫魯曉夫也歡迎他扮演的角色,讓納賽爾和莫斯科保持更密切的關係。

赫魯曉夫的煎熬沒有等待太長,到6月22日,一切都過去了。中央委員會投票決定支援赫魯曉夫,反對者們放棄了抵抗,赫魯曉夫有驚無險的度過了難關。

反對集團的四個首領,莫洛托夫、馬林科夫、卡岡諾維奇和謝皮洛夫都被免去中央主席團的職務。但是,他們沒有被槍斃,也沒有被逮捕。那些參與者後來也都宣告不反對赫魯曉夫,幾乎也沒有遭受降職處分。

布林加寧被允許繼續留在主席團,但是,最後他還是失去了部長會議主席或總理的職務。別爾烏辛從主席團被調整出來,轉任蘇聯駐東德大使。年老的伏羅希洛夫元帥因為深受蘇聯人民的愛戴,沒有處罰他,仍保留原職務,但好像沒有具體的事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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