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晉滅亡,不能只怪司馬氏八王,也不能片面盯著所謂的五胡

那些結束分裂的大一統王朝通常不長命,但西晉的迅速滅亡還是有些特殊。至於原因,可以用一句濫用到惡俗的話來形容:雪崩時,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西晉滅亡,咱們不能只怪作亂的司馬氏“八王”,也不能片面盯著所謂的“五胡”,整個西晉王朝的既得利益群體,都應當對這一歷史悲劇承擔責任。

公元265年,晉武帝司馬炎建立晉朝後,有感於曹魏由於宗室力量弱小而被奪權,於是迫不及待地大規模分封諸王;其後一直到他去世前,這一動作從沒停止過。

而在司馬炎死後不久,西晉朝廷內部爆發了著名的“八王之亂”,十六年間,司馬氏藩王為了爭奪對中央政權的控制而爆發了殘酷的搏殺,對西晉王朝各方面造成了不可估量的破壞,內遷的各大少數民族趁勢崛起,司馬氏的統治迅速走向了崩潰。

因此,對於西晉的滅亡,我們很容易形成這樣的因果邏輯:司馬炎分封藩王→八王之亂→五胡作亂→西晉滅亡。

分封制真的是罪魁禍首嗎?出人意料的是,從初唐時期房玄齡等人編修的《晉書》來看,那時的史學界並不這麼認為。

站在我們今天的視角來看,分封制無疑是古代歷史發展中的一大毒瘤;但在《晉書》第五十九卷的開篇,曾大篇幅分析了分封、郡縣兩大制度的利弊,當時代表著統治階層意志的史學家與我們的觀點相反。在他們看來,施行單純的郡縣制,才是前代王朝迅速滅亡的原因。

比如他們說秦朝“事不師古,二世而滅”;指責曹魏“實傳虛爵,本根無所庇廕,遂乃三葉而亡”……

對於分封制,他們將其則視為鞏固政權的重要舉措,即“自古帝王之臨天下也,皆欲廣樹蕃屏,崇固維城”,在列舉了周朝、漢朝各自持續數百年的例子後,房玄齡等人得出了“夫為國之有籓屏,猶濟川之有舟楫,安危成敗,義實相資”的結論,即:分封制是對皇權的有效輔佐,甚至是保證王朝長治久安的重要舉措。

因此,對於西晉的崩潰,那時史學家認為是“八王”自身存在的問題,而不是分封制的毛病,

即問題出在人身上、而不是制度的鍋

。所以,唐朝建立後也曾大肆分封藩王,公元631年,李世民頒佈了這樣一道詔令:“皇家宗室及勳賢之臣,宜令作鎮籓部……”

事實證明,唐朝並沒有因為分封制而迎來滅亡。

難道西晉的崩盤真的是因為司馬懿的子孫們太不像樣嗎?

有這層原因,但並不完全如此,

西晉的快速崩潰,是多重矛盾共同作用的結果,也是中原王朝制度弊端的集中爆發

第一,極端的階級固化

魏文帝曹丕設立的九品中正制,開啟了將“出身決定仕途”制度化的先河;

司馬懿執政期間設定州大中正,進一步操縱了入仕途徑;

在西晉建立後,中正一職已經牢牢掌握在以司馬氏為首的世家大族手中,在利益的驅使下,對士人的評判標準中,品行、才幹已經名存實亡,門第成了主要(甚至可以說唯一)的依據,形成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格局。

公元280年,司馬炎滅吳、再度統一天下後,頒定了戶調之式,其中規定,官員可以依據官品佔有大量土地和人口,並且可以代代世襲。這就意味著,世家大族的土地兼併是合法的,他們的政治、經濟的特權由此徹底固化下來,這就是所謂計程車族門閥制度。

司馬氏發展這一階級固化制度,實際上也是基於穩固自身權利的考慮。畢竟他們正是以世家大族的優勢攫取了曹魏政權,由於得位不正,更加需要那些掌控了社會資源的同僚們支援自己,這與後來宋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有異曲同工之處。

然而,這一制度的副作用也很明顯,其中重要一點就是士人階層內部的分化。所謂“高門華閥,有世及之榮;庶姓寒人,無寸進之路”,諸侯王們利用寒族士人對現有體系的不滿,任用封國內那些力求上進的寒族士人,從而形成了眾多與中央政權離心離德的政治集團。這種統治集團內部難以調和的矛盾,才是八王之亂能夠持續上演的根本原因。

其二就是階級矛盾愈演愈烈。在門閥世家肆無忌憚地兼併土地的同時,大量老百姓淪為失去生存之本的流民,在八王之亂爆發期間,這一群體成了推翻西晉政權的生力軍。

第二,分封制與都督制度混合,催生了擁兵作亂的土壤。

司馬炎統一天下後,一方面拆撤各州郡的兵力,只是“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維持基本的地方治安;另一方面將曹魏時期的都督制進一步規範化,眾多宗室藩王、功臣勳舊被任命為都督諸軍、監諸軍、督諸軍之職,各自掌握地方一州或數州的軍事大權。

司馬炎此舉,也許是想把“槍桿子”牢牢把握在家族手中、進一步鞏固司馬氏的統治。但所謂“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分封制與都督制的結合,讓本來應被中央帝王掌控的軍權、政權下放到地方藩王手中,造成了西晉政治、軍事的巨大混亂,為持續十餘年的皇族內都埋下了禍根。

但以上還不是最糟糕的,佔據了權利核心的世家大族醉心於消極避世,讓西晉的統治集體越發腐朽不堪。

第二,清談誤國

“漢經學,晉清談”,所謂的清談,指的是那些士大夫們聚在一起不談俗事,即不談國事、民生、執政之道,只談老莊之術的相關理論問題,並且就一些議題進行邏輯分析、辯論。用今天的概念來理解,就是空談、瞎扯淡。

有人會說了:那時計程車大夫熱衷清談,只是表達對朝政的不滿而已。

確實,一般文人聊聊天、扯扯淡倒也沒什麼,甚至還有些思想活躍的意味。然而這些清談計程車大夫並不是閒人,絕大多數都是身居要職的朝廷官員。比如後世熟知的竹林七賢,有五位都是體制內的公務人員,其中的山濤長期主管吏部,王戎出自琅琊王氏、世世代代掌握朝廷大權。

重點說說王戎,他長期貴為西晉朝廷三公,但其最熱衷的,是遊山玩水、點評人物、開辦清談活動;在提拔官員時,他的標準只是對方的家世、名氣。

王戎的堂弟王衍更不得了,擔任尚書令期間,他的清談水平冠絕一時,以至於“名重當世,朝野之人,爭慕效之”;在他的影響下,當時的士大夫“皆以浮誕為美,弛廢職業”。

除了清談外,這些人還熱衷於排斥異己。那些出身寒門、積極幹實事解決問題的人才,大多被他們視為異類。比如奮力討伐氐羌齊萬年叛亂的周處,被梁王司馬肜以及眾多朝臣心照不宣地做局坑死;馬隆毛遂自薦為司馬炎征討鮮卑叛軍禿髮樹機能,結果在他出發之後,那些掌權的世家大族從未停止對其造謠中傷;協助賈南風執政、維持了西晉朝野數年安穩的寒族人才張華,也落得族滅的下場。

對於王衍等人的責任,可以借鑑兩位“壞人”的評價。

公元311年,羯族將領石勒追殺、殲滅了由王衍率領的十餘萬朝廷將士,隨後他詢問被俘的一眾朝廷官員,西晉為啥落到這般田地。能說會道的王衍一直強調跟自己沒關係,並且還說自己是被逼當官。石勒深表震驚:“君少壯登朝,名蓋四海,身居重任,何得言無宦情邪!破壞天下,非君而誰!”其後還感嘆:“我縱橫天下多年,從沒見過這樣的人”。

無獨有偶,公元356年,東晉名將桓溫率軍第二次北伐。在途中,他登上戰艦、遙望殘破的中原故土,不禁嘆道:“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異族橫行,王夷甫等人難辭其咎啊!”王夷甫,也就是王衍。

當掌握了社會資源的權貴們整體墮落,西晉的滅亡自然是遲早的事了。

第四,民族壓迫制度

從東漢至三國、魏晉時期,大量少數民族被遷徙到中原地區。這一政策的出發點,是為了緩解常年戰爭帶來的勞動力短缺問題,以便西晉朝廷發展生產、促進經濟、增加稅收。就像郭欽解釋的那樣:“魏初民少,西北諸郡,皆為戎居,內及京兆、魏郡、弘農,往往有之”。

因此,這些少數民族,實際上也是西晉王朝的百姓,所以西晉朝廷讓他們“服事供職,同於編戶”,即跟所在地漢人百姓承擔同等的義務(也就是同樣被剝削)。

但在另一方面,也許是由於常年形成的優越感,那時的統治者對這些內遷百姓額外採取了高壓、歧視政策,就像江統在《徙戎論》裡所寫的那樣:“苦漢人侵之……士庶玩習,侮其輕弱……”。作為弱勢群體,他們大多淪為奴婢、佃客,以至於“怨恨之氣毒於骨髓”。

正是由於這一原因,早在司馬炎在世時,西、北地區就經常爆發少數民族武裝叛亂,但西晉朝廷憑藉強大武力最終於以鎮壓。

而到了司馬衷在位期間,隨著八王之亂、自然災害的同時爆發,天災人禍雙重打擊之下,處境本就艱難的各族老百姓越發窮困潦倒、餓殍滿地,在那些心懷不軌的梟雄挑撥下,他們揭竿而起;但在這種危機下,司馬氏藩王仍熱衷於爭權奪利,王衍等掌握了朝廷大權的門閥世家首要考慮的是如何維護自己家族的利益,在這種困境下,西晉的滅亡迎來了倒計時。

因此,與其說司馬氏藩王滅亡了西晉,不如說是西晉朝廷的制度害死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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