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乙己》中的知識分子是什麼樣的?為何說他們是時代精神的棄兒?

回首魯迅塑造的諸多知識分子形象中,小說《孔乙己》裡的傳統知識分子形象“孔乙己”一直是受到關注和闡釋的重要物件。但是大多數解讀都就侷限在了宏大主題上,而沒能從孔乙己具體的悲劇生存境遇中加以闡釋。

知識分子在失去了家庭之後,到底是如何失去了自己的精神家園,成了時代精神荒原上的棄兒,需要我們的探討。

重讀《孔乙己》之後,我們才發現:年少不懂孔乙己,讀懂已是書中人。

淮劇孔乙己劇照

個人困境:知識分子的隔絕與落寞

依據文字的字面意義,我們可以得出悲劇的最淺一層原因。孔乙己其人“身材很高大”,因此其實存在透過體力勞動來養活自己的可能,但無論何時,他卻始終穿著長衫,哪怕已經窮到竊書的地步,也沒有想過透過體力勞動來地自食其力。

這樣一個身無長物、沒有立身之本的孔乙己,卻一貫以一種不屑置辯的清高態度對待短衣幫的酒客們,他無法融入民眾之中。

淮劇孔乙己圖

在所有人的眼中,他與短衣幫之間有著無法消弭的隔閡,因此面對他的窘境乃至性命之虞,周遭百姓向來冷眼相待,態度麻木而不加相助,甚至將他視作下酒的笑料。

儘管在他最後一次來到酒店時,小夥計彎腰將酒放在了他坐著的門檻上,但這短暫且微小的溫情無法驅趕孔乙己無解的寂寞與困窘。

或許是命中註定,他要用自己的雙手默默無聲地走完知識分子這迂腐而悲涼的一生。

淮劇孔乙己

集體困境:科舉制的悲劇

向更深一層探索,孔乙己之所以自矜自榮於“知識分子讀書人”的身份,百姓之所以麻木冷漠地對待孔乙己的遭遇。

除了孔乙己自身深受儒家傳統文化的薰陶,囿於“君子不器”等

觀念而無法邁入現實的社會生活的原因之外,更多的還是由於“身份認同問題”與“語言形式問題

”的雙重作祟。

其一,“身份認同問題”主要是圍繞著“長衫”與“短衣”的不同身份或階級展開的:小說開篇便指出,做工的短衣幫通常是靠在櫃外站著,“花四文銅錢溫一碗熱酒喝”,而只有穿長衫的人才會“踱進店面隔壁的房子坐下來慢慢喝”。

淮劇文化孔乙己劇照

從這兩個細節中我們足以看出兩種不同身份間的對立感。

在晚清年間,通常只有上層地主階級、有錢人和讀書人才會身著長衫,“

路上平民與秀才相遇,平民要給秀才讓路;如果平民敢對秀才無禮,就按侮辱官吏罪懲處

”。

由此不難推測出當時的“知識分子”身份象徵著一種通向榮耀與特權的可能,以及知識分子與普通民眾的身份或階級之間有著潛在的鴻溝。

孔乙己劇照

而在《孔乙己》中,一方面,對於咸亨酒店的短衣幫酒客而言,孔乙己唯有考中秀才,他頭腦中的知識才能夠兌現為現實的權威,因此作為“萬年童生”的孔乙己只能淪為他們取樂的笑料,淪落成一個既不屬於他們所身處的群體,又不屑於與他們同伍的狼狽不堪的局外人。

也是因為這個原因,他們理所當然地會對孔乙己的不幸施以冷眼與嘲諷。

另一方面,

孔乙己始終以“讀書人”的身份為榮,哪怕科舉無望、窮困潦倒,也依舊信仰著“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理念,拒絕成為體力勞動者,強行保持著其實早就不復存在的“文人”的身份與體面。

孔乙己劇照

而正是因為孔乙己與勞動人民群體之間始終無法達成對彼此的身份認同,致使其漸漸地愈發遠離勞動群眾,最終成為一個被排擠於社會各群體之外的不倫不類的邊緣人。

換言之,孔乙己之所以被孤立於社會之外,責任並非全在於民眾,很大程度上理應歸咎於他率先親自將自己孤立於社會主流群體之外。

其二,“語言形式問題”主要圍繞著“文白之爭”展開:著名語言學家王力在《古代漢語》中指出:“文言是指以先秦口語為基礎而形成的上古漢語書面語言以及後來歷代作家仿古的作品中的語言。”

隨著歷史的變遷,文言文和口語的差別逐漸擴大,“文言文”幾乎成為讀書人的專屬語言形式,而白話文是唐宋以來在口語的基礎上形成的,起初只用於通俗文學作品中;在市井生活當中,缺乏文學素養的普通民眾通常採用當地的白話作為日常會話用語,而非文言文。

孔乙己劇照

至晚清時,“文言文”與“白話文”在一定程度上是雙線並存的。在《孔乙己》中,每當被眾人擠對“偷竊”“屢試不中”時,他總會放棄使用白話,轉而講起民眾難懂的文言文。

這也恰恰說明孔乙己對自己“知識分子讀書人”的身份持有的強烈認同感,並且認為文言文才是屬於讀書人、屬於自己的語言,只有講起文言文時,在由文言文支撐起的精神空間裡,他才能短暫地逃避現實,重獲自由與驕傲。

孔乙己劇照

但正像丸尾常喜所說:“他正是在用文言文構建的他的觀念世界裡才是自由的。而他的觀念世界恰恰完全堵死了參與現實中與民眾共有的日常世界的通路。”

值得玩味的是,孔乙己用文言詞語“竊”來表達自己“偷”的行為,以此來自欺欺人,企圖為自己的醜行加以合理的粉飾,這似乎也可看作是魯迅對文言文的一種諷刺與批判。

淮劇劇照

再者,導致“身份認同問題”的出現以及“語言形式問題”的嚴重性加劇的真正原因與“孔乙己”式悲劇的根源具有同一性——科舉制。

科舉制自開創至光緒三十一年為止,共見證了一千三百餘年的歷史,其創立打破了由九品中正制帶來的“

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

”的階級固化,為出身中下層社會者提供了入仕的平臺,但同時也帶來了不利影響:

其一,儘管各朝各代的科舉考試製度各有革新之處,但毫無疑問的是各個朝代科舉考試的內容都以儒家經典為主,甚至在北宋時王安石一度廢除了原進士科中的詩賦、墨義、帖經,改為經義,把進士科的內容限制在了儒家經典之中。

統治階級對讀書人所要求的是一種體察君心、關切民生時政的宏觀效能力,而非“行政上的專門知識與實務上的能力”。

到了明朝中葉,八股文橫空出世,讀書人越發不講求實際學問。

其二,在漢武帝時被舉為正統的儒家向來推崇“君子不器”的理念,儒生將“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這樣的觀念奉為圭臬,儒家理念的教誨使得一代代的知識分子相信其責任便是走向仕途,擔起治國安邦之重任。

而科舉制恰好為實現這一儒家理想提供了跳板,導致了“官本位”思想的盛行。

與此同時,當科舉成為入仕最主要的途徑時,只有讀書人才最有可能進入統治集團內部,擁有仕途的榮耀與權威。

而缺乏“經典”教育的勞動人民卻往往難以走向官僚階級,而這也導致了知識分子讀書人與普通民眾的身份階級間潛在的罅隙與對立感不斷強化,也致使文人“高人一等”的優位意識的萌生。

目連戲劇圖

但科舉的競爭十分激烈,古往今來無數懷抱著“入仕夢”的青年讀書人屢試不第,鬱鬱而終,成了《目連戲》中的“科場鬼”。

而根據原文中“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現在每碗要漲到十文”的語句,我們可以推斷出這篇小說中人物所處的年代大約是19世紀90年代中期,即正值清末光緒年間,此時科舉制尚未被廢。

考生們通常只有透過童子試成為秀才後,方才有資格參加鄉試,以期成為舉人,從此正式敲開官場的大門。

因此,一方面,孔乙己根深蒂固於腦中的優位意識使他將“讀書人”的身份作為其偷竊的遮羞布,不願成為勞動大眾的一員。

孔乙己劇照圖

另一方面,孔乙己數次應考卻連“秀才”都沒能考取,最後落魄收場,成了又一名“科場鬼”。

而晚清封建社會中,在無數讀書人的身上都可尋得“孔乙己”的投影,譬如《白光》中的“陳士成”一角,陳士成連續十六次參加縣考不過,終於精神錯亂,因循月光掘寶而溺亡,最終大約也變成了一名“科場鬼”。

其三,科舉考試一向將文言文作為卷面語言,因此文言文與讀書人的聯結越發緊密,文言文進一步成了讀書人心中的“官方語言”,這也使得知識分子與民眾在語言使用上的分歧愈發嚴重。

一窘迫便滿口“之乎者也”的孔乙己彷彿是在逃避與自救,他透過使用文言來強調自己“頗具優越感”的身份,拯救自己零落滿地的顏面。

他與短衣幫酒客之間始終有一堵厚牆,將彼此隔絕在自己歸屬的世界以外。

總而言之,正是科舉制從根本上導致了孔乙己的悲劇——它擴大了知識分子與民眾的身份地位間潛存的罅隙,導致雙方皆無法對彼此的身份具有認同感。

同時科舉考試對文言文的選擇加劇了二者間語言形式問題的嚴重性,而最終由以上種種引起的隔閡與偏見將他推向孤寂而終的悲涼結局;

科舉制也導致了無數與孔乙己相似的讀書人陷入了相近的個人困境之中,無從自立,無以求援,最終化作科舉場下的一縷縷鬱郁冤魂。

孔乙己劇照

另外他的悲劇其實恰可以影射清末儒士在民眾間的“遇冷”,普羅大眾並非真的尊崇儒說,畢竟無論是“為政以德”還是“齊之以禮”,其主要目的都是為了治民,而非為了民眾本身。

本次重讀《孔乙己》,著眼於《孔乙己》中“孔乙己”的一生,解析了孔乙己一角的悲劇來源,從其個人困境追溯至“科場鬼”的集體悲劇,由表及裡地探析造成孔乙己悲慘結局的根本性因素,追問導致“孔乙己”們深陷於困境之中的根源。

同時筆者也衷心期望當代的青年能夠始終有勇氣、有機會坦蕩地發聲,果敢地做事。

不要忘記中國的脊樑並非僅由幾位猛士便可肩起,而是需要每一位自信而有骨氣的中國人的力量,不要遺忘那位“在鐵屋中吶喊”,向所有倒行逆施“扔出了投槍”的魯迅先生的諄諄教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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