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發現河洛古國,真是黃帝都邑嗎?事實沒那麼簡單

作者: 郭放

前幾天,一位網友看到有人把紅山文化與黃帝聯絡起來的觀點後,便來詢問我的看法。這兩天,網路上又爆出北京大學教授李伯謙先生把黃帝文化與河南省鞏義市的所謂“河洛古國”——雙槐樹遺址聯絡起來的報道,引起了一些網友的圍觀。筆者在網路上檢索了相關新聞。下面,引述其中兩條。

第一條,來自新華網5月8日的訊息。在該報道中,李伯謙先生稱:“不排除雙槐樹遺址是黃帝時代的都邑所在,至少是早期中國的醞釀階段。”

河南發現河洛古國,真是黃帝都邑嗎?事實沒那麼簡單

第二條,來自《大河報》5月11日的報道。在該報道中,李伯謙先生稱:“《史記》的第一篇就是《五帝本紀》,而五帝第一個就是黃帝。他的年代根據推算和碳十四的測定,應是在距今5000多年前後。我曾經寫過文章,提出黃帝並不是一個特定的人,而是這個部落的代表人物。文獻中有記載,黃帝有三十世,顯然應該是一個部落。所以我們把距今5500年至5000年這一階段,稱為黃帝時代或五帝時代。那麼在這個時代,有了雙槐樹遺址這樣的重大發現,所以我們認為這裡就是黃帝文化的核心所在。”

筆者研究先秦史已有數年,現就李伯謙先生的觀點提出一點自己的看法。

第一,所謂黃帝時代的問題。

根據夏商周斷代工程的意見,夏朝的起始時間為公元前2070年。另外,《大戴禮記·五帝德》有“黃帝三百年”之說,按此,則黃帝時代始於公元前2370年;而雙槐樹遺址公佈出來的年代是5300年到5000年,顯然,這與《大戴禮記》記載的年代不合。

李伯謙先生提到了文獻“黃帝有三十世”的記載,這條材料出自《路史·發揮》所引的《竹書紀年》。以《說文》所說的一世為三十年計算,李先生把雙槐樹遺址稱為黃帝時代遺址似乎並沒有問題,但問題是,《竹書紀年》所稱的黃帝時代與《史記》所稱的黃帝時代根本不是一回事。

在《史記》中,夏、商、週三代之前是五帝時代,五帝時代以黃帝為始。根據《五帝本紀》介紹,司馬遷的這個體系是參照《大戴禮記·五帝德》的記載而形成的。現在,夏商周斷代工程擬定的《夏商周年表》也是按照這個體系得到的。此為大家所熟知。

我們知道,《史記》以大禹為夏朝的開端。但是,《左傳·後序》和《晉書》所引《竹書紀年》均明確稱,《竹書紀年》的記載是從夏代開始的,換句話說,《竹書紀年》是以黃帝為夏朝的開端。同時,《竹書紀年》明確稱“夏年多殷”,但是,《竹書紀年》又稱從禹至桀為471年,從湯至紂為496年,這同樣也證明《竹書紀年》的夏朝並不以大禹為開端。

正是根據《竹書紀年》的記載,筆者在深入分析先秦時期的各考古文化之後,提出了“夏分三段”的觀點,並稱第一段為黃帝之夏,其王都或即今陝西神木的石峁遺址;第二段為虞夏聯盟之夏,其王都為今廣漢的三星堆遺址;第三段為後杼復國之夏,其王都為今成都的金沙遺址。以此為年代框架,則我們可以對目前已知的中國境內青銅時代的大量考古文化(比如神木石峁、偃師二里頭、廣漢三星堆、天門石家河、武漢盤龍城、新幹大洋洲、阜南臺家寺、成都金沙、鄭州商城、安陽殷墟等)進行更有效的解釋。

河南發現河洛古國,真是黃帝都邑嗎?事實沒那麼簡單

三星堆青銅大立人像(三星堆博物館藏)

第二,黃帝文化來源的問題。

雙槐樹遺址位於河南省鞏義市,這裡屬傳統的中原地區。傳統的中原地區包括關中平原、豫西地區和晉南地區。這一地區,在西周時期是中國的政治中心。但是,黃帝文化是否就來源於中原地區呢?

這些年來,關於黃帝文化的起源問題,學術界不乏一些嚴肅的討論。歸納起來,這些觀點主要有石峁說、寶雞說、天水說、新鄭說、壽丘說、紅山說和巴蜀說等。其中,以石峁說和新鄭說討論較多。

從《史記》及先秦文獻來看,黃帝部族起源於中原地區的西部區域或者說整個中國的西北方向,可以說這並沒有多少可以質疑的餘地。比如,《國語》記載的炎、黃二帝生活於姬水、姜水,一般認為其地在今陝西寶雞。《山海經》記載,黃帝為犬戎與北狄的祖先;同時,《山海經》有關於軒轅的記載也都出自西、北兩個方向。《史記》記載,黃帝葬於橋山,其地也多被認為在上郡,即今陝北地區。

河南發現河洛古國,真是黃帝都邑嗎?事實沒那麼簡單

陝西黃帝陵

至於所謂的新鄭說,一方面新鄭至今沒有發現可與黃帝時代匹配的重量級遺址,另一方面從文獻上來說記載得也非常晚,而且最早明確把新鄭與黃帝聯絡起來的文獻還是學術水準廣被詬病的皇甫謐的《帝王世紀》。比如,唐代的劉知幾便批評《帝王世紀》多采緯書圖讖,南宋羅泌也批評皇甫謐“其學淺狹,不足取信”。

基於這些原因,沈長雲教授才指出:“河南新鄭和山東曲阜有關黃帝出生在自己那個地方的說法,都最早見於西晉皇甫謐的《帝王世紀》,顯然是不足為訓的。”[1]此外,呂思勉教授在深入分析後指出,新鄭的“有熊”之號是因“熊”姓楚人曾居其地而產生的附會。[2]筆者認為,呂思勉、沈長雲教授的觀點是可以採納的。

“有熊”一詞,始見於《史記》。從語言比較來看,有熊應是軒轅、獫狁等詞彙的左言。這裡需要說明的是,古代漢語文獻往往視獫狁為華夏之外的異族,但是從源頭來看,獫狁應當出自夏代古族。比如,《史記》稱匈奴祖先為夏后氏之裔淳維。東漢經學家服虔指出,秦人所稱的匈奴,就是周人所稱的獫狁。匈奴為夏后氏之裔,自然獫狁也是夏族後裔。此外,《國語》稱周人曾事虞夏,而《孟子》稱周文王曾事獫狁,二者記載正好呼應。

至於“軒轅”名號的由來,文獻一般將之與“黃帝造車”的傳說聯絡起來。蕭兵教授認為,軒轅氏“是原始戰車的人格化,是最早發明或使用車子的氏族的文化英雄兼祖先神。”[3]這種說法也比較可信。周人在崛起的過程中,始終伴隨著與獫狁的鬥爭,《詩經》對此有大量的記載。西周宣王時期的青銅器多友鼎記載,周人在與獫狁的戰爭中,一次就俘獲了一百二十七輛戰車,可見獫狁的軍事力量之強。

根據先秦文獻記載,商人祖先進行貿易時曾使用牛車。最近河南淮陽平糧臺遺址出來的材料也表明,中原地區最早使用的車輛是牛車,不是馬車。眾所周知,殷墟曾出土馬車,但數量稀少,可知商王要獲得馬車也極不容易。並且,從文獻來看,商王的馬車很可能還是周人從獫狁手中獲得之後所獻與的。《孟子》說周文王曾事獫狁,而《史記·周本紀》又說,紂王囚禁周文王後,周人曾用有熊氏的九乘馬車來向紂王的寵臣費仲賄賂。

河南發現河洛古國,真是黃帝都邑嗎?事實沒那麼簡單

殷墟車馬坑

目前,關於馬車的起源有中亞和東歐之說。中國西部民族無疑是最早將馬車引入中國的民族,古代中國大量飼養馬匹的地方也在西部和北部,這些材料都證明,黃帝部族起源於中國西北部才更符合歷史文獻的記載,也符合考古發現的結果。

從以上兩點可以看出,李伯謙先生把雙槐樹遺址與黃帝時代甚至是黃帝文化聯絡起來的看法,都是脫離掉先秦文獻的主觀臆斷。這種判斷明顯受到了《史記》將五帝和夏商周三代一以貫之的“一元史觀”影響,這種“一元史觀”被顧頡剛先生視為是史學研究的大敵,是一種必須要打破的魔咒。1923年6月,顧頡剛在《答劉胡兩先生書》中提出了推翻偽史的四項標準:

(一)打破民族出於一元的觀念。

(二)打破地域向來一統的觀念。

(三)打破古史

人化

的觀念。

(四)打破古代為黃金世界的觀念。

今天看來,顧頡剛先生所提出的這四條標準,無疑仍然有強大的史學意義。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中華文明和中華民族的形成曾經歷一個複雜的過程。今天,中國境內的各個民族能夠形成血脈相連、唇齒相依的歷史關係,歸根結底,就在於中華文明是一個包容性的文明,因而各個民族也都能衷心地認同自己為中華民族的一分子。

在先秦文獻中,“諸華”往往也被記作“諸夏”。由此可見,華、夏二字原本同義。中國的第一個王朝被稱作“夏”,而“夏”正是一個文化概念,不是血統概念。顧頡剛先生說:“劃分‘諸夏’的主要條件是文化而不是地區、氏族。……當所謂‘蠻夷’國家吸收‘諸夏’文化,具有了‘諸夏’國家的條件時,即可進入‘諸夏’的行列,正如‘諸夏’國家在喪失其條件時,即被視為夷狄一樣。”

再從歷史文獻來看“中”這個概念,其內涵也照樣有一個不斷轉移的過程。比如,《山海經》所稱的“天地之中”在廣都之野,即成都平原;甲骨文所稱的“中”在安陽地區;西周時代《詩經》所稱的“中原”為關中平原;及平王東遷,伊洛盆地又成為新的“天下之中”。就此而言,我們可以明確地說,“中華”二字原本就不是“中原”地區的專利。認識到這一點,無疑對於打破束縛我們上千年的“一元史觀”和建立起更為可靠的中國古史體系以及更為科學的中華民族史會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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