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錄了17—19世紀三山五園從興建、至全盛、繼而衰落的過程——...

原標題:記錄了17—19世紀三山五園從興建、至全盛、繼而衰落的過程——西方人遊記中的三山五園

尹凌 李澤坤

三山五園是對北京西北郊、以清代皇家園林為代表的歷史文化遺產的統稱。“三山”通常指萬壽山、香山、玉泉山,“五園”一般指頤和園、靜宜園、靜明園、暢春園、圓明園。三山五園作為中國清朝皇帝“園居理政”的主要場所,集政治、外交、文化等多重功能於一身。17—19世紀三山五園經歷了從興建、至全盛、繼而衰落的過程,這一時期來華的西方人留下了大量的遊記,這些遊記表現出了西方人對三山五園的認知。

遊記中的“物”

大多數遊記作者都會對所見到的景觀有所描述或評價,透過這些對於“物”的記載,可以瞭解到該時期遊記作者眼中三山五園直觀的外在形象。

17世紀末康熙建成三山五園中最早的暢春園,並在此開始園居理政,因此這一時期的傳教士和使臣能夠有機會進入暢春園並留下一些遊記。遊記中暢春園的特點是簡潔樸素,法國傳教士白晉寫道:“這個離宮(指暢春園)佈置得確實是整潔而樸素。”暢春園雖然風格簡樸,但不失莊重。從遊記中可以看出暢春園的建築體現出了皇家的風範。除了暢春園,遊記中出現最多的是圓明園。在18世紀,圓明園是西方人遊記中的記述重點。和暢春園相比,圓明園的形象更為奢華。法國傳教士王致誠1743年描述了圓明園的景緻,稱這裡美輪美奐,像是一副渾然天成的藝術作品。王致誠稱圓明園為“萬園之園”。

在1860年火燒圓明園事件之後,西方人遊記中對於三山五園景觀的描寫有兩點變化:首先遊記作者到訪的地點更多,很多人遊覽了圓明園、頤和園和香山等多地;其次,這一時期的圓明園已失去昔日風采,遊記作者見到的是鴉片戰爭焚燬後的圓明園,因此常選擇透過描寫建築物的裝飾細節等來表達這裡曾經的輝煌。

遊記中的“事”

遊記中所記錄的故事,是我們瞭解遊記作者對於三山五園認知的另一個重要元素,因此透過對事件記述的分析,可以瞭解遊記作者的綜合體驗。

1860年之前,遊記中所記錄的大都是外交事務,從中能夠反映出三山五園的功能、在政治事務中的作用、不同皇帝的風格、清朝大國的風範、西方人對中國文化的認知以及中西文化之間的衝突等內容。如法國傳教士張誠記載了1691年到暢春園為康熙皇帝講授幾何課程的經歷,在此期間他們受到了熱情的款待。貝爾記錄了1720年康熙皇帝接見使臣的儀式。巴羅1792年的遊記中的事件則多為一些英國使臣與中國官員的“非官方交涉”。比如馬戛爾尼勳爵拒絕向皇帝行跪叩禮,導致中國人降低了英國使臣的飯菜待遇;在接受皇帝賞賜的禮品時,使臣們被迫行跪叩禮等,從中可以感受到中英雙方的相互不滿。

1860年英法聯軍入侵北京,法軍總司令蒙託邦記錄了英法聯軍掠奪圓明園的全過程,其中包括軍隊攻入圓明園、瓜分財寶、燒燬宮殿等內容。

遊記中的“人”

在遊記中出現的人物是遊記中的重要元素,對於遊記中人物的分析,有助於我們更加全面地瞭解遊記作者對於景觀和事件感受的深層原因。

17-18世紀進入三山五園的西方人主要是傳教士和使臣。在張誠、白晉和貝爾的遊記中,康熙皇帝熱情接待這些西方客人,喜歡與他們討論歷史、科學、哲學等問題,並一起學習天文學、幾何學、數學等知識。約翰·巴羅的遊記中對於乾隆皇帝的評價較高,認為皇帝開明、和藹、熱情周到,但他對於朝廷中官員和太監的評價則比較低,如遊記中“令人討厭”的老太監、“排場極大”的官員以及他的陪同人員等。

19世紀西方人遊記對於中國人的評價繼續下降。1816年亨利·埃利斯的遊記中,有很多關於中國人的描寫。比如在使臣等候的小房子中擠滿了圍觀者,他們把使臣當作動物一樣觀看,遊記作者甚至認為皇帝也沒有對使臣給予友善的態度。

這一時期到訪的遊記作者,除使臣外還有軍人。在蒙託邦1860年的遊記中,由於圓明園已被英法聯軍攻佔,因此並沒有關於中國官員或者皇帝的記載。1860年火燒圓明園事件之後,遊記作者的身份變得更為多元,比如芮尼和密福特是英國使館的官員、恩斯諾是德國商人、羅伯特·福瓊是科學家等。前文提到這些人多是私人目的到訪,因此他們的身份實際上都是遊客。這一時期的遊記普遍是記錄所見到的景觀,沒有太多故事性,遊記中對人物的記錄也非常少,所涉及到的都是些普通百姓,比如密福特提到的僧侶、漁人和園林守護,還有恩斯諾遊記中的村民。

總之,透過對17-19世紀西方人遊記中三山五園文獻的梳理與研究,可以看到這一時期西方人對三山五園認知的發展變化過程,能瞭解這一時期中外文化交流的情況,這對於北京海淀三山五園國家文物保護利用示範區的建設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作者單位:北京聯合大學。本文是北京社科基金一般專案“三山五園海外文獻的挖掘與歷史學研究”(專案編號18JDLSB001)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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