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懷瑾:職員要向你領薪水,只好聽你的,但他心裡不一定佩服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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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哉孔子

曰:“伯夷、伊尹何如?”

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

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公孫丑又說,老師既然不願談冉牛他們這些人,那麼像伯夷、伊尹這兩個人怎麼樣?這兩個人是不同的典型。伯夷薄帝王而不為,連國君都不願當,而且看不起周武王的所為,所以不食周粟,寧可餓死在首陽山上,他是高士。至於伊尹,就怕沒有機會出來做事,他只希望施展他平天下的抱負,所以背了一隻鍋去給商湯做廚師,用他優良的烹飪術獲得了商湯的欣賞。後來召見談話以後,更欣賞他的才華,結果便請他當了宰相。歷史上稱掌握相權為調和鼎鼐的美詞,就是由於伊尹這段歷史典故演變而來的。

公孫丑好似用螳螂拳的拳法,一拳一拳連續鉤出去,又舉出這兩種完全不同型別的人,帶著探測的意味,想問出孟子的看法。

孟子師生間的這一段談話,要特別注意,這個主題涉及人生觀的確定問題:人生到底要做什麼?現在許多人學這樣、學那樣,甚至學出世法,如學佛、學道、學打坐,學了老半天,人生觀都還沒有確定。問他將來要做什麼樣的人,他自己也不知道。一個人首先要確定自己的人生觀,立定自己要以何等人物作目標,才有努力的方向和路線。最好是做世界上第一等人,估量自己做不了第一等人,即使做末等人,也要有一個目標。或者你說想從事政治,想做外交官,或想當總經理,這些只是職業,並不是人生觀。確定人生觀是說做聖人或英雄,或豪傑,或富翁,或凡夫。在女性而言,則或為賢妻,為良母,或為女英雄、女聖人,這才是人生觀。這一段談話,就是以這個為主題的。

我們再看孟子答覆公孫丑,這兩個人的道不同,人生觀的路線也不相同。伯夷這個人的觀念是,不是他認為夠水平的好老闆,他不侍候的,即使請他,他也不幹。他認為值得自己擁護的,值得自己去抬轎子的,他才去幹。其次,對於不夠理想的社會,不夠理想的群眾,他也不願意去領導,不願意去管事;必須是大時代的整個環境處在一種安定的狀態下,他才肯貢獻自己的力量,施展自己的抱負。如果整個時代環境擾擾攘攘,官爭於上,民亂於下,他就遺世獨立,不看更不管。

至於伊尹則不同,他的觀念是“何事非君”,每一個人都可以做自己的老闆,只要他肯幹,就可以去幫助他,改變他。像後世漢高祖與張良君臣之間的情形一樣,漢高祖那樣粗魯不文的脾氣,當韓信要求漢高祖封他為假王的時候,漢高祖聽了立刻火冒三丈,開口就罵,粗話剛出口,張良偷偷踢了漢高祖一腳,漢高祖就懂了,粗話下面馬上接著說:“要封就封真王,還封什麼假王?照準!”因此無形中消弭了一次重大危機。漢高祖能被踢一下就改過口來說話,所以張良說我對別人說話,他們都不懂,也聽不進去,只有他,一點就透,此乃天授也,只好幫助他。因為除了劉邦以外,還沒有第二人能夠如此。漢高祖這樣的老闆雖然不夠理想,但張良還是輔助他。所以伊尹說“何事非君”,老闆好不好沒有什麼關係,只看我們如何去幫助他,輔助他。

假使今天有伊尹這樣的部下,不管在任何單位,當主管的可真舒服,這個部下把你的事當他自己的事辦,什麼都辦得好好的,主管樂得清閒了。但是主管也需要真認識他、信任他才行。伊尹對於領導下面的幹部也是一樣,不問是什麼樣的群眾,他都照帶不誤。善於帶兵的人就體會到這個道理,不管這個部隊的素質如何,一個好的帶兵官,對任何樣子的部隊他都能帶,而且能把部隊帶好,他自有他的辦法。即使一群笨人,如果有好長官帶領的話,他們照樣會發揮出力量來。如果領導人差一點,那麼他們還是一群笨人;如果領導人高明,笨人也會變成有用的人。伊尹就有這個本領,所以他說“何使非民”,哪裡有不能領導的群眾呢?對於社會形態,上軌道的也幹,不上軌道的也幹,這是他處世的原則,等於佛家大乘道的精神。而伯夷則不過是佛家小乘的氣象。

隨後孟子又提出第三種典型來,就是有機緣可以施展抱負的時候,就出來擔當大事;輪不到自己上去的時候,就潛修默化;可以久留就久留,必須速去就速去,不論環境如何都任運自在,這就是孔子。無可無不可,出世入世都能坦然處之而勝任無怨,這就是佛家所謂的“圓通自在”,也是孔子曾經對子貢說過的話。

有一次子貢問孔子:“老師,你看我到底怎麼樣?”孔子說:“瑚璉也。”你像是被妥善包裝珍藏起來的貴重祭器瑚璉那樣,在國家有重大祭典的時候才小心翼翼拿出來,鄭重地放在供桌上。這東西雖然非常貴重,但是平常不大用得到,這就是瑚璉。孔子又說“君子不器”,君子不是一樣東西,如果成為一樣東西,就定了型,限定了用途。所以君子不把自己固定為任何一種形態,任何時間、任何環境,只要自己認為值得做、應當做,就去做,孔子就是這樣的一個人。

孟子說這三種人都是古代的聖人,對這三種典型的聖人,我都還做不到。不過如果要學的話,我願意學孔子,當然,管仲、晏子根本不必談了;也不願學伯夷,走出世的路子,但也不願走伊尹那種“不擇手段完成最高道德”的路子。

公孫丑又問孟子:伯夷、伊尹、孔子是三種不同的古聖人,可是,老師你怎麼又把他們三人排在一起,好像是一個等級呢?

孟子立即說:不!不!伯夷、伊尹雖然也是古聖人,可是孔子這位聖人與眾不同,“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自有人類以來就沒有人能夠比得上孔子的。孟子這句話,把孔子推崇到極點。

講到這裡,我們暫時擱置一下原文來討論討論。

孟子說自有人類以來沒有任何人像孔子那樣崇高,因此可知孟子是孔子真正的知己,也是他真正的門人。歷代的人捧孔子,都捧得不過癮,只有孟子這句“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捧得最過癮,也可以說是最誠懇的話。可是他不像宗教徒那樣,認為他們的教主是非人的、超人的;儒家的教化是始終不離“人”本位,而且不去說些超越人本位的話,這是儒家的平實處。

至於歷代對孔子的尊稱,則推元代的為最高,孔子“大成至聖文宣王”的尊號就是元代封的。可不要以為元朝是沒有深厚文化基礎的蒙古民族政權,在元朝九十年間,政治上有許多過人之處。尤其對於尊孔這件事,做得最好,從元成宗大德十一年七月制加孔子號曰“大成”,就可看出。

詔曰:

蓋聞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也。朕幕承丕緒,敬仰體風,循治古之良規,舉追封之盛典,加號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闕里,祀以太牢。於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永惟聖教之遵。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罄名言之妙。尚資神化,祚我皇元。

這是千古名文,雖然起草人還是漢人,但仍應歸功於元朝。歷代對孔子的頌讚都沒有這麼好的。“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這兩句加到孔子身上,正是推崇極致而又恰到好處。而且妙的是,如果照抄到任何地方的文化,任何地方的宗教,都可以引用。如西方文化談宗教,便可說“先耶穌而聖者,非耶穌無以明;後耶穌而聖者,非耶穌無以法”。在東方文化中如佛家,也可以說“先釋迦而聖者,非釋迦無以明;後釋迦而聖者,非釋迦無以法”。我們看所有佛經,都是“佛說,佛說”的;後世儒家著書,也無不是“子曰,子曰”的,不說“子曰”就不行。我們如果早生一千多年,甚至只要早生五百年,除非引用孔子的思想和語言,否則寫文章時則“無以明”。

當然,有的人寫文章捧孔子也未免捧得不得體。像後來有一位道學家常說“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如果孔子不出生的話,那我們永遠都在黑暗中。他這個話,似乎把孔子以前的歷史文化都一筆抹殺了。當時就有一位名叫劉諧的翰林諷刺這位道學家說:“怪得羲皇以上聖人,盡日燃紙燭而行也。”怪不得伏羲以上的那些聖人們整天都要點亮蠟燭來走路。這也挖苦得夠缺德了,所以有人評論劉諧這個人天生就很刻薄。固然這位道學家捧孔子的話過火了,沒有孟子說得那麼恰當,可是劉諧的諷刺則未免失之敦厚。

劉諧個性刻薄,可是口才非常好,他和哥哥分家的時候,堅持要求他的父親劉巨塘把一個能幹的男傭人分配給他,可是他父親已經把這個男傭人分配給他哥哥了。於是,他父親開導他說,兄弟就如同左右手一樣,把這個男傭人分配給你哥哥和分配給你,有什麼不一樣?何必爭呢?後來有一天,他去探他父親的病,他父親伸出右手來,要他搔搔癢,他卻故意在他父親的左手上大搔其癢。他父親說你搔錯了,我是右手癢,不是左手癢。他說:你不是說過左右手是一樣,沒有分別的嗎?他對父親尚且要報復,刻薄的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唐明皇與孔子

至於歷代讚歎孔子的詩,也非常之多。在我個人認為,其中最好的一首,還是唐明皇《經魯祭孔子而嘆之》:

夫子何為者 棲棲一代中

地猶鄹氏邑 宅即魯王宮

嘆鳳嗟身否 傷麟怨道窮

今看兩楹奠 當與夢時同

這是唐代詩中最正派規矩的詩。詩就是文章,不同的只是變成可以歌唱出來的韻文。中間抑揚頓挫的平仄安排,就是要求歌唱時有音韻美感。如果平仄的安排不合規矩,就不能用。其次,在這短短几句美妙的辭藻中,還要蘊涵著深遠的含義,以發人深省而堪回味為主,其中要有思想,要有感情,要有意境等,而成為一件完美的文學藝術作品。

唐明皇這首詩,第一句“夫子何為者”就很巧妙地提出問題。孔子是古今一致稱頌的聖人,又稱素王,他是大家的老師,人們都稱他為夫子。可是這位大家的老師,他的一生究竟是為了什麼?第二句“棲棲一代中”,敘述他一生的情況,也是上句的答案。“棲棲”兩個字引用了《論語》的掌故,在《憲問》篇中,一位隱士微生畝曾經問孔子:“丘,何為是棲棲者與?無乃為佞乎?”孔子告訴他:“非敢為佞也,疾固也。”意思是我不是到處逞口舌吹牛,只是看見世人的固執不通而以為病,所以想說服大家明白事理而已。

還有一次,孔子到鄭國時和弟子們走散了,子貢到處找人問,後來一個鄭國人就對子貢說,東門有個棲棲遑遑、如喪家之犬的老頭子,這鄭國人所指的就是孔子。所以“棲棲”就是忙忙碌碌,也就是形容孔子救世心腸之迫切,憂心忡忡,不可終日。

經此一解釋,就可知道要多讀書。這一句詩很簡單,只有五個字,可是它包括了有關孔子的這些故事,涵蓋了那麼多的意義。在那個時代裡,孔子一心一意地要救世救人,那種忙忙碌碌的樣子卻被人誤會是為了逞口舌之利、求瞰飯之地,甚至被人看成沒人收養的野狗,這是多麼可憐!但是在這種情形之下,孔子絲毫不改變他淑世的初衷,這又是多麼偉大!其中的意義和感情、讚歎,都在這寥寥五個字中表達出來了,而且說得溫柔敦厚。

第三句“地猶鄹氏邑”,孔子是出生在鄹地,唐明皇是經過鄹地去祭孔子,這是寫眼前的即景,看到當場的景物而興起懷念,崇敬一千多年前這位聖人的“思古之幽情”,表現了一種相當深厚的情懷。

“宅即魯王宮”,孔子的老家在漢朝的時候被一個被封為魯恭王的漢高祖的後代準備拆掉,蓋他的王宮。在開始要拆房子的時候,他走到裡面去視察一番,忽然之間聽到絃歌之聲,宛如孔子還帶著那些弟子在裡面讀書、彈琴、吟詠。他這下子害怕了,聖人就是聖人,自然就有那股威力和神力。以宗教來說,那是有神靈在保護的,所以他趕快下令停工,不敢再霸佔聖人的遺產了。可是,在他已經拆了的一段牆壁裡面,發現了古文的經書。據說,這是秦始皇焚書以後再度發掘出來藏在孔府壁中的第一手經文。不過,後人也有懷疑是偽造的。

這兩句詩只有十個字,但所流露出來的情感真是感慨萬千。唐明皇這首詩,是離開了皇帝的本位,完全以詩人的身份寫出來的,寫得非常好,也非常感人。像孔子那麼偉大的聖人,千年以後,連古蹟都被有權力的人擅加摧毀,真是成什麼話!

“嘆鳳嗟身否,傷麟怨道窮”,這兩句是詠歎孔子的一生。

在《論語 微子》篇中,楚國有一個叫接輿的隱士,是道家人物,看見孔子來了,就裝瘋賣傻地唱起歌來:“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鳳凰呀!鳳凰呀!你來得可不是時候啊!現在這個時代人心不古啦!你現在出來等於跑到荊棘叢中,人家可會把你當做山雞,捕去殺了吃火鍋的啊!過去的不去說了,現在轉身還來得及的。算了吧!算了吧!如今從政當官可危險得很啊!這是楚狂接輿給孔子的警告。

孔子自己也作過類似的感嘆。在《子罕》篇裡孔子說:

“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這是孔子感嘆當時既不像鳳鳥出現時的大舜時代,又不是洛書出來時的伏羲時代,沒有明君在上以為輔政,悲嘆自己的道不得行於世。孔子在著《春秋》的時候,有人打獵打死了一隻怪獸,不知是什麼獸,抬來問孔子,他一看是麒麟。據說太平盛世才出麒麟;現在出來,卻被打死了。因此他知道世界將更亂,而自己也和麒麟一樣快完了。所以孔子“獲麟而絕筆”,當時他正在著《春秋》,當他看到麒麟後就不寫了。唐明皇用這兩句詩來描寫孔子一生行道的坎河,也為孔子發出無限的感慨。

“今看兩楹奠,當與夢時同”,這是唐明皇對孔子的祝文。

他說,我現在親自來看你這前後兩進的故宅,並且向你叩首祭奠。“當與夢時同”,是指孔子在快要死的時候,經常夢到周公,而孔子在死前最後一次,是夢見自己在周公祭殿的兩楹之間,因此孔子也知道自己快要死了。唐明皇的“當與夢時同”是說,我今天來祭奠離人世久遠的你,這種心情和你當年夢到在兩楹之間祭拜周公時是同樣的沉重。

唐明皇以帝王之尊對孔子作如此之詠歎,也可知道唐明皇的風流蘊藉,還是有他的一套。所以我認為他這首詩不但是唐詩的正宗,而且比一般對孔子的誥文、祭文都要好。雖然沒有孟子的“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這句話那麼簡捷有力,但比其他的詩文實在好得太多。在文學藝術的觀點上,他這一首五言律詩,四十個字,表達了那麼多的感觸,那麼多的歷史事蹟,這就是作詩。一般不懂的人就指作詩為無病呻吟,其實並不是無病,實在是有病!而且還呻吟得有深度。

我們現在說這是古詩,在當時卻是白話。今後的白話詩發展如何,“姑舍是”,且不去討論它。但從這首詩上看,作詩一定要有深度,這裡唐明皇一開口就是“夫子何為者,棲棲一代中”,這十個字幾乎可以用在任何一個落魄的書生或知識分子的身上。今天不得志的任何一個讀書人,都可以吟唱一下這兩句詩,那也是很有味道的。用現代文學批評的術語來說,這就是所謂“共鳴”。一首詩經過千年以後,其文學價值與境界沒有被漫長的時間沖淡,仍能新鮮而強烈地引起共鳴,即可譽之為不朽,當然也可以絕對肯定它是一首好詩了。

還有剛才說過,詩就是韻文的一種。古代的散文,也多少包含韻律的。古文中為什麼那麼多“之、乎、者、也、然、焉、哉”等語助詞?就是在朗誦起來,可以抑、揚、頓、挫,幫助長哦慢詠,並且加重語氣,也加深了印象,易於記憶。我認為古代的讀書方法比現代好,不但有上述的好處,而且高聲吟哦朗誦起來,把自己的感情放進去,可以與書中人打成一片。如讀《論語》,有時好像自己就是孔夫子了,在無形之中又是一項德育的潛移默化。而在生理方面,又等於做了深呼吸,練了氣功。不像現代人讀書那樣,低著頭默不作聲地死啃,把知識向腦子裡硬塞硬填,強迫腦子死記,這是多麼痛苦!今天年輕人近視那麼多,和讀書方法大有關係。我們幼年時讀書,是把知識像唱歌一樣唱進腦子裡去的,當然那個時代是拉不回來了。

今昔相比,文學的組織方法已大不相同了,現在的語體文和說話一樣,如“張三走路快一點”可以用嘴說,也可以寫成文字,可是如果像朗誦古文的方法一樣朗誦起來,那不是“快一點”而是“十三點”——神經質了。

有一則笑話,一個人口吃,一句話說了半天還說不出來。

可是他唱起歌來,一點也不口吃。有一次他家裡失了火,他打電話報警,本來就口吃,現在又加上心急,更對著電話聽筒結結巴巴說不出話來了。總算他急中生智,想起自己唱起歌來就不會口吃,於是把報火警的話用唱歌的方式唱出來。可是等他把“報警歌”唱完,家裡的房子差不多快燒光了,而消防隊裡接電話的人還以為他在開玩笑哩!

孔子外傳

另外,唐末五代時期的馮道也有一個與孔子有關的故事。馮道還沒有當宰相之前,在外面做官鎮守同州,大約和現代的省主席或行政專員的地位差不多。那時,當地的孔廟年久失修倒塌,卻沒有人過問。在他下面有一名專管酒稅的科長之流的小官吏,對這種情況看不下去了,覺得孔廟都弄到如此衰敗,太不成話,於是上了一個報告給馮道,要求准許他自己出錢來修復孔廟。馮道收到他的報告,因為是一名小科長遞來的,就交給判官——等於現在的秘書長兼管司法的去辦。這位判官的個性也蠻滑稽的,看到馮道交下來的這件公文,於是在上面批了一首詩:

槐影參差覆杏壇 儒門子弟盡高官

卻教酒戶重修廟 覓我慚惶也不難

意思是說,孔夫子教書的地方杏壇四周都長滿了荊棘啦,可是口稱孔孟之學、自認為是儒家出身的讀書人都在高官顯貴的位子,只圖自己偷享安樂,對於孔老夫子四周的環境衛生也不去管了。如果叫一個管酒稅的小吏去花錢修孔廟,我看了也感到臉紅而惶恐,對這份公文我實在很難下筆籤具什麼意見了。

然後他把這件公文退回到馮道那裡,馮道一看這首詩,真的不好意思,臉都羞紅了,趕快自己掏腰包出錢來修孔廟。

差不多在同一時期,陳州的衛士使李谷,相當於現代的警備司令,他到任三個月,依照當時的規定去拜孔廟。當時陳州的夫子廟只有三間破房子,裡面只有一尊孔子像,簡陋得很。由於唐代的帝王們愛好歌劇,出了不少有學問的伶人,一直到五代時都繼承這一遺風。唐時陳州一個著名的優伶李花開,看到這孔廟的破陋情形,口吟一首詩:

破落三間屋 簫條一旅人

不知負何事 生死厄於陳

孔子生前絕糧陳蔡,曾在陳州落難,無飯可吃。而死了以後,在陳州的廟宇又破陋到這個地步。所以他說,孔子對陳州來說,是一個過路的旅客,不知道他到底做了什麼對不起陳州這個地方的事,以至於生前死後都在這裡倒黴。李花開的這首詩也等於是一種民間的輿論,李谷聽了以後又驚訝又感嘆,於是趕快自掏腰包來修孔廟。

由這些故事我們可以看到,孔子之成為千古之聖人,確實是不容易的事。聖人永遠是寂寞的。明代洪自誠所寫《菜根譚》中說:“棲守道德者,寂寞一時。依阿權勢者,淒涼萬古。達人觀物外之物,思身後之身,寧受一時之寂寞,毋取萬古之淒涼。”我們借用這段話,作為討論孟子“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這句話的結論。

所以說,一個人必須先仔細研究,確定自己的人生觀。有許多事業,是一時的成功,短暫的光耀,只能保持三十年、五十年,最多保持一百年便過去了。所以只有少數人做的是千秋事業,像孔子,像那些宗教的教主們,除非沒有人類,除非太陽不再出來,否則的話,他們是永遠存在的。這就是千秋事業,就是確定人生價值的問題,大家做的到底是千秋事業,抑是一生一代的事業,就要自己去考慮了。

曰:“然則有同與?”

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

前面孟子答覆公孫丑,認為伯夷、伊尹雖然也是古聖人,但並不能與孔子等量齊觀;孔子是自有人類以來沒人比得上的聖人。於是公孫丑這裡接著問孟子,那麼伯夷、伊尹、孔子他們三個人有沒有相同的地方呢?孟子說:有啊!只要有一百里這麼大的領土給他們治理,結果都可以做到富強康樂,使得各國諸侯心悅誠服地前來依附而統一天下。不過,假如叫他們用手段做一件不義的事,或者殺一個無辜的人而取得天下,他們也一定不肯這樣做的。這就是他們相同之處了。

曰:“敢問其所以異?”

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太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公孫丑又問孟子說:他們不同的地方在哪裡呢?

孟子在《公孫丑》這篇裡,藉著和學生的討論,表達出中國文化的精髓——“內聖外王”的中心思想。“內聖”修養方面,他提出養心、養氣的要點。“外用”功業方面,我們曾經提到,他借用伯夷、伊尹、孔子這三種不同的典型,影射出立身處世的楷模。全篇精神實在值得後人用心體會和效法。至於在文體方面,如果從孟子的時代退回一百年,換成《論語》筆法的話,就要簡單多了,幾句話就把意思表明出來,不會像孟子這樣說了長篇大論。孟子此時,一方面,受了時代文風的影響——時代越向後發展,文章筆法越詳盡;時代越向前追溯,文章筆法越簡練。另一方面,也是孟子個人的文學素養好,起承轉合,發揮得淋漓盡致。

對“內養”方面的闡述,《孟子》比《大學》、《中庸》、《論語》都要詳細、具體得多。孟子提出養心、養氣的方法,導致後世儒家“養心、養氣”的學說和體系在中國文化中和道家的“煉心、煉氣”、佛家的“修心、修氣”相互輝映,蔚為大觀。“外用”方面,他則列舉伯夷、伊尹、孔子三人,烘托出萬世師表孔子的典範,同時隱喻這條道路的艱難。

難在哪裡呢?這也就是莊子所謂“有聖人之才,無聖人之道”則不足以成聖人;“有聖人之道,無聖人之才”也不足以成聖人。真正的大聖人必須有聖人之才,也有聖人之道。假如從莊子這個觀點來看的話,道家可以說是有聖人之才,也有聖人之道,不過比較側重於聖人之才;而佛家則可以說是有聖人之道,也有聖人之才,不過比較側重於聖人之道。才、道兩者周全的確是難能可貴的,這也就是佛家所謂的“根器”。

在座諸位都有志於學聖人之道,這一點是不錯,但是,諸位不妨自己檢點一下,是不是具備了聖人之才?這一點,恐怕大家還要多加充實。才、德、學三者是息息相關、相輔相成的。佛家注重功德,主要的目的也就在於“器識之才”的培養,才器如果有所不足,那就要靠“力學”,也就是努力多學來加以彌補。如果才、德俱佳,那麼更要“博學”,以精益求精,因為這是一條任重而道遠的路。至於能否得其時,那便另當別論了。正如唐杜牧的詩所謂“由來才命兩相妨”。

《公孫丑》這半篇的要點就在於此,如果把握了這個關鍵,那麼一路讀下,味道就出來了。同時我們也才知道《孟子》為什麼如此記載,為什麼如此編排。否則,也和前人一樣,把它圈成一段一段,支離破碎的,對全篇連貫的精神就沒有辦法掌握了。

現在讓我們繼續看《孟子》的原文。孟子借孔門三子宰我、子貢、有若對孔子的贊言,作為他對孔子的結論;同時也表明自己的態度、立場——效法孔子,立志於聖人之道。不過這一點孟子並沒有講明,而要讀者自己去領會。這種文章的寫法就好比“歇後語”。譬如“瞎子吃湯圓”,歇後語的意思就是“肚裡有數”,主要意思在“肚裡有數”,但是這句話不說出來,只說“瞎子吃湯圓”。孟子在此引用宰我、子貢、有若三個人的話表達對孔子的讚歎,其中隱含的寓意他也沒有明說,而要我們自己體會。

宰我說:“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宰我認為他的老師孔子比堯舜還要偉大得多。我們如果只從表面看,學生投老師的票,是當然的道理,偏私之意在所難免。事實不然,我們如果詳加研究的話,宰我這個論點可以說是公正無私。堯舜固然有聖人之才、聖人之道,可以君臨天下,但是卻沒有建立萬世師表的精神世界;而孔子在當時很可以一統天下,但是他卻仍然安守其分,以平民之身開創有教無類的先河,致力於百代千秋的大業。如果更深入研究,這其中還有更多道理,我們在此也是隻點到為止。

宰我和子貢這兩位同學的觀念相同,但是表達的內容、方式有異。子貢在這裡稱道孔子的偉大,首先舉出“見其禮而知其政”這個特點。

春秋戰國時,各諸侯國的語言、文字、政令、法規等都沒有統一,文字、政規等的統一是秦漢以後的事。因此,當時各諸侯國的禮儀、文化,包括了政治、經濟、律法等互不相同。而孔子的智慧可以“見其禮而知其政”,隨便到各地一看,由當地的民俗風情、社會狀況就可以斷定那個地區政治設施的成敗。

子貢接著說,孔子還有更高明的一著,“聞其樂而知其德”。當時各諸侯國的音樂也都不相同,就好比現在世界各地音樂的樂風、韻味都各不相同一樣。而孔子能夠一聽音樂,就知道當地的社會風氣、國民道德如何。這兩句話看起來好像有點玄虛,有點離譜,好像是學生為老師送出來的一頂高帽子,其實這頂帽子一點也不高。我們舉個例子,看看《史記》中《吳太伯世家》——吳太伯是吳國的祖先,本來是周朝的世子之一,後來由於家庭問題,他為了成全孝道就離家出走,躲到偏遠的南方吳這個地方,就是現在的江蘇,當隱士去了。久而久之,這一帶的百姓自然受他的感化,大家一致擁戴他為君主,於是就成為後來的吳國。或許由於吳國的開國先祖吳太伯的影響,吳國世代都有髙尚的流風。

又譬如吳季札——吳王夫差的叔祖,也是捨棄王位遠走他鄉的一位奇人。《吳太伯世家》裡稱他為延陵季子(延陵是他的封邑)。後來他出使各諸侯之間,每到一個地方,他只要隨處看一看,就能對當地政治、文化的興亡得失有個大概的認識,並且有獨到的見解。譬如他到了齊國,那時正好是晏子輔相,齊國勢力相當強大。但是他已洞燭機先,警告晏子齊國不久會發生變亂,勸告晏子及時安排後路以保全性命。晏子不愧為一代名相,接受了吳季札的建議。後來吳季札到了鄭、晉等國,又向鄭國的子產、晉國的叔向提出了寶貴的意見。總之,他在周遊列國之時,各國的君相幾乎沒有不向他請教的。因此,孔子對他也是非常佩服。

關於他,還有一則千古流傳的美談,就是“季子掛劍”的故事。古時候是文武合一的教育,士大夫們身上都會佩掛一把寶劍。當吳季札訪問到徐國的時候,那個國家在當時是一個小國,徐君對他身上佩的寶劍非常喜愛,很想向他索取,但是沒有明講;吳季札懂得徐公的意思,但他也沒有表示什麼。後來他這趟大使的任務完成了,再過徐國,就準備把這把劍送給徐公,無奈這個時候徐公已經死了。於是吳季札親自到徐公的墳上,解下寶劍掛在徐公的墳前。隨從的人看了說,人都死了,何必如此呢?吳季札有他的道理,他說:“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當時徐公心裡想要,而我心裡也想給,只不過當時雙方都沒明講,現在徐公雖然死了,但是大丈夫不能負心,所以我一定要實踐自己的許諾。這就是延陵季子的風範。

現在我們這裡的重點不是介紹奇人軼事,引用這段故事,主要是說明《史記》在《吳太伯世家》裡也記載了延陵季子具備“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的才智。現在我們翻開《史記》,看了這段記載,就像看普通文章一樣,不會有什麼特別的感觸。如果我們設身處地,退回到當時的歷史環境和複雜的時代中,看到一個人能夠早許多年見人之所未見,預言出一個國家社會的興亡成敗,這是多大的智慧、多高深的修養!

子貢這裡稱頌孔子就具備這種高明的智慧,事情的前因一動,他就已經預測出將來的結果,這是何等遠大的眼光與過人的見地。所以子貢接著說:“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就算經過千百年時間的考驗,經過多少英雄豪傑的崛起,也沒有辦法動搖孔子在人類文化歷史上的地位。“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子貢對孔子佩服得真是無以復加,所以他結論就說,自從人類世界開始以來,從來沒有像我們老師這麼偉大的人。

我們如果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孔子的三千弟子、七十二賢人中,子貢應該算是表現最突出的一位。我們甚至可以說,孔子之所以在歷史上留下千古之名,生前身後,得力於子貢的宣揚之處很多。子貢當時在國際間也頗負盛名,而且有的是錢,在外交界又是位高手,有眼光,有辦法。說句笑話,他是官僚,又是資本家,做什麼像什麼。孔子的晚年生活大概都靠他供應。例如有關堪輿的書籍記載,孔子死後,他弟子裡面很多研究《易經》的,對陰陽、八卦頗有心得,經過會商討論後,選出一塊墳地,最後請子貢來加以裁定。子貢到場一看就說:這塊地只足以葬帝王,不足以葬夫子啊!葬一個小小的皇帝嘛,還可以,我們的老師怎麼可以葬在這裡。最後由子貢選擇了曲阜這塊百代帝王師的名地。

孔子安葬之後,經過了三百多年的冷凍,到了漢武帝時,終於時來運轉,董仲舒提出“獨尊儒術”的建議,從此奠定了“至聖先師”的聲威,孔子果然成了百代帝王之師。而原先為孔子準備的那塊墳地,後來就成為漢高祖的安葬之處。據說是如此。風水之說是耶?非耶?其中涉及論辯太多,在此不用多加討論。孔子死後,三千弟子、七十二賢人中獨獨子貢廬墓六年,在孔子墳墓旁邊搭了個小茅棚,守了六年孝。其餘弟子皆服“心喪”三年。這是事實。子貢對孔子的衷心敬仰由此可見。所以我們這裡看到子貢對孔子的讚歎,真是捧得過癮。

第三段,孟子引用有若對孔子的讚揚。有若順著子貢的話說下來,師兄弟兩人好像唱雙簧似的,有若說“豈惟民哉”,豈止人類如此。有若對子貢的讚歎再來一個引申強調,有若舉出走獸中的“麒麟”、飛禽中的“鳳凰”來作比喻。現在有些生物學家認為麒麟就是生長在南洋一帶的長頸鹿。我對這個看法是非常懷疑的,就好比現代學者把我們中國文化中的龍當成西方的恐龍一樣的荒謬。恐龍是恐龍,不是中國文化裡的龍,西方的恐龍只不過是我們中國龍的子孫。當然,到底有沒有龍又另當別論。不過據中國文化的傳述,龍生九子,形狀各不相同,所以如果一定要把中國龍和西方的恐龍扯在一起的話,我們就只好說恐龍是中國龍的子孫,而且是個笨子孫。因為中國龍是神龍見首不見尾、變幻莫測的三棲神物,既能在天上飛,又能在水裡遊,更能在地上走。在中國文化裡,麒麟和龍居於同等地位,都是中國文化特有的標誌,我們把它隨便比成長頸鹿或恐龍,實在是很成問題,至少我站在擁護傳統文化的立場上是不同意的。在中國文化裡,麒麟是走獸中最高貴、最了不起的,千百年難得一見。方才我們提到過孔子“獲麟而嘆”的典故了;至於“鳳凰”則是百鳥之王,在飛禽當中是最珍貴的。

有若提出了麒麟和鳳凰的比喻以後,接著又舉“太山”為喻,“太山”就是魯國人常引以為豪的泰山。太山並不是中國最高的山,太山在中國文化裡所以佔了特殊的地位,是因為在上古時代,它被塗上了一層神話色彩。“丘垤”是普通的小丘陵。“行潦”是小河溝、小溪流,“類也”,是同類的。麒麟是走獸,阿貓阿狗也是走獸;美麗的鳳凰是飛鳥,天天生蛋給我們吃的雞也是飛鳥;神秘的太山是山,公園裡一堆假山也是山;浩瀚無邊的江海是水流,馬路旁的髒水溝也是水流。我們頂禮膜拜的聖人、仙佛是人,我們這些凡夫俗子也是人,都是同類。所不同的是,麒麟、鳳凰、太山、江海、聖人是“出於其類,拔乎其萃”,在同類中表現得最優異,從平凡中昇華、超越,而至於崇高、偉大的境界。“拔乎其萃”的“萃”就是草類,當一片種子撒下去以後,沒多久就發了芽,隨後長成一片草木,良莠不齊,經過了風吹雨打的鍛鍊,經過了地利天時的考驗,最後碩果僅存,發展成了凌雲之幹。人為萬物之靈,更應該效法這種“出類拔萃”的精神,踏踏實實地修煉自己的學養,日久功深,精誠所至,金石為開,有朝一日,平凡中自會有非凡的成果。

就像孔子,也不過是個普通人,但他是個了不起的普通人,能夠學不厭、教不倦地從平凡中昇華到“從心所欲不逾矩”的聖人境界。所以有若結論說:“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自從有人類以來,的確是沒有比我們的老師孔子更偉大的了。有若這句話,比子貢說得更重。

我們看這篇文章,從公孫丑一些不相干的問題開始,說到動心、不動心的修養,一路說下來,說到這裡作了結論。究竟這一段話和動心不動心有沒有關聯呢?絕對有關聯,關聯在哪裡?就在於孟子說明了自己“志心於聖人之道,志心於聖人之境”,這兩句話是我照他的意思代他說的。他立志以孔子為榜樣,可以出世,可以入世;可以治平天下,也可以默默無聞。所以孟子這裡借孔子的修養典範,說明自己“志心”——內養不動心,以及“修身”一-調養浩然之氣的原因,以期外用濟世救人——“齊家、治國、平天下”。這個是歇後語,他並沒有完全點明。所以我們讀書呀,不但自己要多讀,還要能透過文字,運用我們的智慧瞭解它的內涵,瞭解它的真正精神,那麼就可體會出《孟子》的味道來了。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孟子提出的王道精神,是中國政治哲學的一個大原則。自孟子提出這個觀念以後,中國曆代的政治思想均以此作為政治的大原則。

孟子說“以力假仁者霸”,以權勢及武力為手段,而又假借仁義為口號的,這種政治就是“霸道”。中國歷史自堯、舜、禹三代以後,政治路線變了,所行的差不多都是霸道。而行霸道的先決條件,必須自己先能成為一個大國,也就是說國家本身的軍事力量要強大,經濟力量要雄厚,人民要眾多,領土要廣闊,等等。必須先具備這些厚實的國力,霸道才能行得通,所以孔子、孟子都認為,自周朝以來,王道就開始逐漸衰微了。孔子在《禮記》的《禮運篇》中,說到人類文化衰微的演變,就感嘆後世已失去了王道。世界大同思想體現於《禮運篇》中的一段,描寫王道政治普遍實施以後理想的社會狀況。他說,中國在上古時候的人類社會,就是這種大同世界的“太平”盛世;等而下之,王道的精神變了,王道的政治也沒有了,但還可以致“昇平”的社會;再等而下之,便是衰亂之世了。而孟子在這裡,就更加強調失去大同世界理想、失去王道精神以後的政治,都只是假借仁義的“霸道”而已。但是他為霸業下了一個定義——霸業必須具備一個強大的力量來行使治權。然而,縱使是一個具有強大力量的政權,要想圖強稱霸,還是要假借仁義之名,利用仁義做它的號召。換言之,霸道的政權、霸道的君主、霸道的大國,如果不借仁義為名,還是不行,不能成為霸。歷史上這類事例很多,一定要兩者摻和來用,雖然有政權、有實力,但也還要藉助仁義這塊招牌。

例如十九世紀以後,西方政治思想所標榜的“自由民主”,表面聽上去無可厚非,其實真正的“自由民主”也就是中國傳統所講的做到“王道”精神的一個渠道。可是直到現在為止,全世界的國家民族中哪個真正做到了“自由民主”呢?即使有,也不過是假借自由民主之名而行霸權之實,不也正是孟子所說的“以力假仁者霸”嗎?

孟子再為王道下一個定義,“以德行仁者王”,以最高的道德政治為中心來施行仁政,就是“王道”。而以道德為基礎的仁政,則不在乎土地是否廣大,人民是否眾多,武力是否強大,經濟是否雄厚等問題了。他並且舉出歷史的例子作說明。這裡要注意,引申孟子的思想,姑且裁定堯、舜、禹三代是上古最純粹的、不著意的、本然而行的王道。他在這裡所舉的,是後世所稱道的弔民伐罪——有所為而為的王道的代表。然而這一典型,也往往被後世假借而利用。他說,像商湯開始起來的時候,領土只有七十里;而周文王在開始建國的時候,領土也不過百里而已。幅員如此之小,他們卻能夠實行仁政,因為他們在實行之初並不是企圖擴大領土,成為大國,也沒有其他的野心。那是以一個道德的政治思想做原動力,所以不需要假借一個大國的力量去行使仁政。

中國的歷史哲學中充滿了儒家的色彩,而儒家從孔子開始,首先提出湯武弔民伐罪的革命事業。孔子平常不多談湯武革命,到了孟子的時候,才比較提到湯武革命弔民伐罪的王道精神。但是,我們前面曾經提過,古人很多對於湯武的革命抱有懷疑的態度,尤其是司馬遷。在《史記》的《齊太公世家》裡,他很巧妙地表明瞭對湯武革命的看法,《史記》之難懂,就在這種高明的處理手法。當他記敘周文王、周武王如何創業、如何興起時,全篇都是好話,但是他的文章裡有塊“骨頭”,這塊骨頭沒有擺在這裡,而是擺在《齊太公世家》裡。齊太公就是姜太公,當他遇到文王、成為文王的輔政以後,司馬遷用“陰謀修德”這四個字點出文王把道德仁義作為陰謀的手段,說明文王、武王還是假借仁義而已。文王與姜太公兩人“陰謀修德”,這四個字,就表明了司馬遷的看法,說出了歷史事實的真相。他的文章真厲害,好像把一個釘子釘到另一個不受注意的地方。你不把這個釘子找出來,則全篇的關鍵、整個的觀念就搞不清楚了。

不過話說回來,這是歷史哲學家司馬遷的觀點!歷史哲學家們所要求的,是站在中國文化的立場,對民族文化的精神負責,所以他是不顧一切的,只為發揮正義而秉筆直書。但是,歷史上多少還是有些隱晦的地方,基於私德,司馬遷不便作露骨的批評;基於公道,司馬遷又不得不說出微言大義。於是他運用高明的智慧、優美的文字以及巧妙的手法,完成了這部鉅著。所以,這部《史記》傳下來,他敢吹這個牛說“藏諸名山,傳之其人”。因此我們讀《史記》,必須細心體會。否則,很多關鍵就忽略過去了,而不能懂得《史記》的真義。

孟子更進一步引申王道精神說:“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後世的霸道以權力、武力去征服別人、懾服別人,而在表面上被征服、懾服的那些人,內心並沒有真正地被降伏或佩服這種征服者。實際上,只是因為自己力量不及,無法對抗,只好投降,作出服從的表示而已。做人也是同樣道理,假如你比別人狠,比別人能幹,比別人有錢有勢,別人只有聽你的,只好對你好了。譬如說你是一個有錢的老闆,你公司裡的職員因為要向你領薪水,只好聽你的,但是他心裡不服你,也不一定佩服你。

素王的道德榜樣

孟子又提出另一面:“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凡是以道德來服人的,是使別人內心高興、心甘情願去服從他,這就是王道。像孔子,只是一個平民老百姓,既無財又無勢,什麼都沒有,自己還一度落魄到沒有飯吃。可是三千弟子中的七十二賢人,這些忠誠耿耿的學生,在任何情形之下都跟著這位老師,連餓飯的時候都跟著老師一起餓飯。因為孔子的修養、道德使他們衷心地敬仰,故而服從他,這就是以德服人的道德精神。

孔子也因此成為“素王”。這個“素王”是非常崇高的尊稱,也就是千秋萬世的王,等於佛教尊稱釋迦牟尼佛為“空王”一樣。空王的含義則更為豁達,什麼都不要,他並不想坐在大殿裡垂目而稱王。你來燒香是如此,不來燒香也是如此。所以空王、素王,都是一樣的極端高明。

孟子這一段畫龍點睛之筆就在“七十子之服孔子也”這一句話,點出孔子“以德服人”而成就千秋素王之業。素王不是爭取一時的功名富貴,不是要富有四海或保有天下的一代王業。換句話說,真正的王道德業有兩種,一種是有實際的行為,見之於齊家、治國、平天下所表達的,如堯、舜、禹、湯、文、武;另一種便如孔子一樣地有素王之尊,永垂萬古。我們拿西方文化的名詞來說,這是精神文化的王國,永遠屬於孔子的天下。

“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孟子接著又引《詩經 大雅篇》頌揚文王的話,東、南、西、北四方四境,普天之下,凡是有思想的人,沒有人不心悅誠服文王的。這種詩句的詠歎,就是歌頌王道的精神、王道的政治。所以王道就是這樣,誰都會心悅而誠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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