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子:慎獨,人生最高階的自律

曾子:慎獨,人生最高階的自律

“慎獨”是儒家之為儒家的一個重要思想符號。梁漱溟先生甚至斷論:“儒家之學只是一個慎獨。”(《人心與人生》)先秦文獻中常見“慎”,而“慎獨”一詞則源出於和曾子密切相關的《大學》,牟宗三先生斷定曾子是首創者:“慎獨這個觀念孔子沒講,孟子也沒講。如果你要追溯這個觀念的歷史淵源,那當該追溯到誰呢?當該是曾子。”(《中國哲學十九講》)探討曾子的“慎獨”觀,有著獨特的思想史的認知意義,特別是對於理解儒家而言。

《大學》第六章中,先後兩次出現了“慎獨”一詞。前者:“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後者:“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文中“慎獨”之“慎”,本義是“謹”,許慎《說文解字》:“慎,謹也,從心真聲。”又有“誠”之義,《爾雅》:“慎,誠也。”而“獨”則與群相對,意為孤處,段玉裁《說文解字注》釋為“獨而不群”。

前一句“慎獨”,意為誠意則必內心端愨真誠,不虛驕造作,就如“惡惡臭、好好色”一樣,坦誠老實,不自欺而欺人,故君子於幽暗處亦必磊落、謹嚴,“慎獨”自處。這裡的“慎獨”,更顯著的是針對“自欺”而言,是反“自欺”的。

下一句“慎獨”則由“閒居”引發,抨擊小人之“掩”,論誠中形外,人前作秀只會弄巧成拙,也無異於自欺欺人,故君子隱私處亦必謹守。

這兩段話意思微異,但都涉及“獨”的私處性以及戒備的顯著意涵。歷代學者也都關注到這一點,如漢鄭玄:“慎獨者,慎其閒居之所為。”唐孔穎達:“故君子慎其獨也者,以其隱微之處,恐其罪惡彰顯,故君子之人極慎其獨居。”宋代朱熹也襲此意緒:“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也……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此君子所以重以為戒,必謹其獨也。”

顯然,文中“慎獨”強調的是即使在無人知曉、沒有監督的“閒處”,亦即私密情境下,君子依然應懷有敬畏之心,嚴格自律,克己復禮。文中“閒處”一詞也同時揭示,生活中無疑有群居與獨處兩種生存場景,這也就帶來了兩類倫理空間,前者是群處而公開的(人前),後者則是獨處而隱秘的(人後)。群居空間的公共生活,一是因有禮法的外在約制,且處在曾子所謂“十目所視,十手所指”的嚴密監視下,加之曾子時代,社會充滿“求聞”“求名”的衝動,奉法守禮、循規蹈矩之外,又或“巧言令色”,求媚賣佞於大庭廣眾,而刻意“著其善”;而“閒處”則大為不同了,禮法未及,“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又未達,這不啻於一個無拘無束、可恣意妄為的“自由天地”,此時君子或會自律,而小人就恣肆了。

上文“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尖銳地揭示,“閒處”和群居的不同空間場域,不僅形成了人前、私下的雙重倫理空間,而且還造成了公私操守的異化和倫理的分裂。顯然,曾子所倡導的“慎獨”,以突出的“閒居”自持自守,使獨處亦如群居一樣,這就消解了私人之境的道德風險,從而化獨入眾,揚棄群、獨之異,又超越兩者之別,消融群、獨的分裂與異化,彌合公、私倫理空間的衝突,從而實現“吾道一以貫之”的倫理圓融。

曾子慎獨之獨,除了上述“閒居”的私處或說私人空間之外,還有一層意思,即指意念的隱秘之境。上引“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對句中的獨,朱熹註解為“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也”。其中的“地”既實指一種隱私之境,而又與“獨知”一起,意指他人不知、只有我知的“念慮”上的精神之域,它具有內在性和封閉性,因為它還是未曾經驗性存在的“形而上”的意念。

此似如《中庸》所描述的“不睹、不聞”,又誠如朱熹所註解的“跡未形”。在此超驗的只有意念自感的隱微之境,曾子亦如“閒處”一樣要求“慎獨”——“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其意涵朱子有深切的闡釋:“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所謂“審其幾”,即不能因己“獨知”而忘乎所以,或著意偽飾,或刻意扭曲,相反,應戒懼審視,精誠其意,一念之際,即必須存誠而去偽,即如曾子所強調的“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追求真誠而純粹,在靈魂深處“正心直內”。

不論是正心,還是誠意,都是主體自我的主動內在修為,它追求的是一種很高境界的內心忠誠。當然,曾子也指出“不自欺”有不得不然的“誠中形外”的邏輯關聯性,“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大學》)。

但是即便如此,在“獨知”之境講求“慎獨”,仍然是很難的。因為如果說“閒居”已屬私秘,而“獨知”的“念慮”之際,則是更進一步的“獨”,是隱之又隱的形而上秘境,它的難以言傳,顯然是外界不易窺知的,當然也是很難監察的。因此,這種情境下的“慎獨”,相較於“閒居”就難上加難,因為它觸及了“心諾”的他人無法感知的隱微。季札掛劍之動人,正因為他堅決踐行自己內心的許諾,是完全自願、自覺而自由的,真正做到了內心的忠誠,充分顯現了高度的精神自律和靈魂純一。曾子的“吾日三省吾身”,以及他的絕對的“守約”,就反映並印證了這一精神自律。

曾子的“慎獨”,以其極限化的修身追求,蘊含了極致化的至善企慕。《大學》開篇就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所謂“止於至善”,即一定要達到一種道德的理想境地,“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朱熹《四書章句集註·大學》)。文中“當然之極”深刻地揭示了曾子明德追求的高遠性。

《大學》中下面這段話,更為直白地表達了這種極致化的訴求:“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文中之“極”,“猶盡也”,有窮盡無以復加之意,實即極限化;而“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更顯豁出一種絕對無條件的極限追求。這種追求,正傳神地折射出曾子“慎獨”的精神意蘊,即強調盡其在我者,而不論是“閒居”還是“獨知”,也不論情勢有何種變化,都嚴守一種絕對的律令,並將自己的言行甚至思想,無限向此律令接近,心嚮往之,亦念茲在茲,無限地“求諸已”。

所以,曾子讚許“寄命”:“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論語·泰伯》)也因此,曾子嘉賞“死而後已”為仁:“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論語·泰伯》)這既表現了曾子的品節與情懷,也生動宣示了曾子追求“其極”的道德理想主義,以及矢志不渝追求這一理想的“日新又日新”的精神。

眾所周知,儒家主張“內聖外王”,既追求天下大治,也著意人性的淳化,講究進則兼濟天下,退則獨善其身;而隨著濟世訴求的強烈,往往更加關切修己養性,故而《禮記·大學》《禮記·禮器》《禮記·中庸》《荀子·不苟》和出土簡帛《五行》等儒家經典文獻中,屢見“慎獨”這個詞。

嚴格說來,在儒家的理論體系中,可以說“慎獨”只是儒家“內聖”信仰下的一種德性工夫,它既指向操守上的純粹,又包含“明心見性”的本體自覺,故而“慎獨”既體現了儒家的德性之美,又凸顯了儒家性命觀的通透。

◎本文原載於《光明日報》(作者馬愛菊),圖源網路,圖文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權,請聯絡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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