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林:一個批評家的“傲慢與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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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快報訊(記者 王凡/文 施向輝/攝)每年歲末,在諸多文學排行榜中,王春林的“一個人的年度中國小說排行榜”頗為吸睛。

一個批評家的個人排行榜,榜責自負。這樣的氣魄,很符合作家賈平凹對王春林的評價:文學壯漢,能吞能吐。

在文學圈,王春林的閱讀量之大、閱讀面之廣鮮有對手,他被認為是新世紀以來中國長篇小說最勤勉、最敏捷的勘探師和研究者。也因此,一部有價值的新作問世,他往往是那個開“第一槍”的人。

自上世紀80年代發表第一篇關於王蒙《活動變人形》的文學批評文章至今,王春林的批評之旅,從山西小城一路走到了文學圈的中心地帶,王蒙、莫言、賈平凹、鐵凝、餘華、王安憶、張煒、韓東等作家長期在他的批評視野之中,在卷帙浩繁的小說之城中突圍,他迄今已寫就文學評述和研究性著作數百萬字。

如今的王春林享有批評地位和學術榮譽,擔任《小說評論》主編,多次擔任茅盾文學獎、魯迅文學獎評委,但他以“人生邊上的批評者”自居,希望儘可能在批評寫作上保持“邊緣”。他更願意看似有些笨拙地、老老實實地徜徉在文字之中,鍥而不捨地持續追蹤中國當代小說,尤其是新世紀以來的長篇小說。原因無他,僅僅是因為對文學全身心的熱愛,竭力為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和成就鼓與呼,“我是一個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 他自嘲道。

正是憑著這樣的底氣和這股熱忱,王春林已經堅持十年做“一個人的年度中國小說排行榜”,以充分廣闊的閱讀和獨特深邃的識見評介年度中國小說,構築著具有個人批評史和精神敘事史的文學理想景觀。“這是一個批評家做了批評家該做的事。”同行何平評價道。

這個排行榜,是一個批評家與自己的交鋒,也是一個批評家的“傲慢與偏見”。近日,王春林接受了現代快報記者的專訪。

王春林:一個批評家的“傲慢與偏見”

△王春林

1966年生,山西文水人。山西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小說評論》主編。中國小說學會副會長,山西省作家協會副主席,第八、九屆茅盾文學獎評委,第五、六、七屆魯迅文學獎評委,中國小說排行榜評委,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常務理事。曾先後獲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第九、十五屆優秀成果獎,山西新世紀文學獎,趙樹理文學獎,山西省人文社科獎等獎項。

一個人的小說排行榜

讀品:對自己每年的閱讀量,做過統計嗎?

王春林:沒有做過細緻的統計,四五十部長篇小說總是有的。中短篇小說加起來也有幾十篇。同時兼顧一些其他文體,比如一些非虛構,一些文學理論批評的著作。我的日常工作狀態除了讀書就是寫作,除了寫作就是讀書。我也不會幹別的,大概天生就是一個讀書、寫作的動物。

讀品:怎麼想到做“一個人的小說排行榜”?

王春林:我從2012年開始做的,出於對文學的熱愛。我經常自我嘲諷,說我是一個“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我對當代文學充滿了強烈的熱愛之情。

進入新世紀以來,我一直追蹤閱讀小說,主要是中國當代長篇小說創作。當追蹤閱讀積累到10年的時候,我突發奇想,能不能自己搞一個小說排行榜?就嘗試性地弄了起來。原來是一種遊戲的心態玩一把,所以一開始幾年,上榜的作品比較多,我沒有作篇數的限制。沒想到幾年下來,不少作家朋友們說對我的排行榜感興趣,我的態度也越來越嚴肅。這兩年我開始自我限制,長篇小說只選20部,中篇短篇各10部。

入選的標準是,看一部作品在本年度同類作品當中的表現,同時也會參照這個作家本身的創作歷程,看是進步了還是退步了。具體來說,從作品的語言、人性內涵、思想深度、藝術的原創,這些方面來做追蹤考量。我是非常認真對待這個事情,希望它能夠對當代文學的發展和建構盡那麼一點綿薄之力。堅持10年,在文學圈中還是有了一點影響。

讀品:一個人的排行榜,勢必會有“偏見”,你怎麼看待?

王春林:個人的偏見是必須的,沒有偏見,哪有一個公理存在?在文學史上,其實不存在所謂大家都認同的某種公共性的東西。因為文學創作是絕對的個人創造,類似於文學排行榜,甚至包括學術史、文學史,都應該是個性化的。我們每一個人都從自己的偏見出發,把對某一個問題的看法表達出來,放到一塊就會以相對完整的面貌呈現出來。“偏見”是必須堅持的。我對所謂的集體合作寫一本學術史、文學史,是比較懷疑的,儘管我們現在流行這種模式。像洪子誠先生一個人寫《中國當代文學史》,是非常值得認同的。我雖不能至,但心嚮往之。

讀品:2021年度的排行榜目前進展如何?可否提前劇透一些書目。

王春林:差不多大模樣已經有了。比如說林白的《北流》,是我最關注的一個長篇小說。林白看起來是弱小的一個女子,能寫出像《北流》這樣的龐然大物,它的體量大,它的思想內涵、精神內涵、文體內涵,甚至它的語言,對方言的應用,都令人歎為觀止。它是2021年出現的一個重要的長篇小說,可能放在一個更大的視野空間來看,它仍然是一個重要的作品。再比如陝西有一個作家叫阿瑩,他寫了一部長篇叫《長安》,填補了工業題材的空白。當然還有閻連科。

我對當代文學的熱情這一輩子都不可能消失了,只要生命還存在,還有寫作的能力、閱讀的能力,我想我的小說排行榜就會堅持下去。

過河卒子也有他的使命

讀品:最初是怎麼走上文學評論道路的?

王春林:在80年代那個文學的黃金年代,我狂熱地做著文學夢,迫切地渴望自己有朝一日能成為一名小說家。我大量地追蹤閱讀中國當代小說家的小說新作,大量地炮製自以為是的小說作品,樂此不疲地向全國各種文學刊物投稿,不過結果是竹籃打水一場空。在大四做畢業論文的時候,我看到了王蒙老師那部後來曾經產生過極大影響的長篇小說《活動變人形》,我寫了平生第一篇文學批評文章,由此放棄小說創作,專事文學批評。

讀品:為什麼把主要的批評精力放在中國當代長篇小說上?

王春林:大約從1990年代初期所謂的“陝軍東征”開始,有越來越多的實力派作家,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投入到了長篇小說的寫作之中,長篇小說寫作的風生水起。某種意義上,我們完全可以把從那個時候開始,一直到現在都沒有呈現絲毫衰頹跡象的這樣一個文學時代,稱之為長篇小說時代。這二十多年來,我之所以把主要的批評精力放在對於長篇小說創作的追蹤研究上的根本原因在於,透過這種研究,我們或許可以

更清楚地理解評判當下的文學基本狀況。這也是一個評論家盡一己之力,為當代文學的發展、當代文學的演進鼓與呼。用胡適的說法,過河卒子也有他的使命,用自己的能力盡可能為中國當代文學做一點事兒。

讀品:和作家們的交往,會影響你對作品的判斷嗎?

王春林:這麼多年來關注文學作品,首先是關注文字,讀其書而後知其人,在交往中成為朋友,而後知人論世。像莫言、賈平凹、王蒙老師,我和他們交朋友,並不影響我對他們文學作品品質的判斷,友情歸友情,文學面前人人平等,我堅持的原則是好作品主義。好處說好,壞處說壞。

賈平凹老師是我最好的忘年交之一,是文學知己、精神知己、思想知己。我們2011年第一次見面,是在北京《古爐》的研討會上,一見如故。有一個細節,我這輩子大概都不可能忘掉。那次見面第二天我的高鐵時間非常早,前一天晚上我和先生道別。他說,我一定要起床送你。結果第二天不到點,他就給我打電話,一直把我送到計程車上,名滿天下的一個小說大家,能這麼來對待我這麼一個名不見經傳的批評寫作者,讓我特別感動。

批評即選擇

讀品:你出版過一本《思想在人生邊上》,這種“邊緣化寫作”是出於什麼考慮?

王春林:之所以有這個命名,是因為我曾經給張煒寫過一篇評論的標題就叫《思想在人生邊上》,挪用來作了書的標題。有兩個層面的意思。一是客觀上我當時在太原,遠離像北京、上海這樣的文化中心、文學中心,在邊緣的狀態;另一個層面,在主觀上也有那麼點要跟熱鬧多少拉開點距離的想法,距離拉得開一點、邊緣一點,可能觀察得會更客觀、冷靜一點,判斷可能會更準確、到位一點。我現在好像離中心比以前近了點,但是在做文學批評的時候還是認為能做到“邊緣”可能更好一點。做不到冷眼看文壇,儘可能的理性看文壇。

讀品:有一種聲音認為你的評論說好話更多,你同意嗎?

王春林:很多人讀我的批評,總體上感覺我這個人就會說好話,其實不全面。我所認為有問題的一些作家和作品,我都要指出來的,儘管是充滿善意的。比如對王蒙的評價,我用嚴格的標準來衡量,他肯定是中國當代作家當中非常重要的一位,但我透過對王蒙晚年文化心態分析,認為與其說晚年的王蒙是一位現代知識分子,莫如說他是一位傳統的文人要更確切一些。還有比如對張煒的《刺蝟歌》、對餘華的《第七天》,我都發表過那種未必是肯定的看法。

但我也不想做一個酷評家,專門去挑刺兒,專門去製造一些轟動效應。我有一個未必成熟的觀點:選擇即批評,或者批評即選擇。能進入我的批評視野,這就包含著一種批評的選擇在其中。某一部作品或者某一個作家,如果沒有價值的話,不去關注他就可以了,為什麼一定要寫文章來“不說好話”?

讀品:作家蔣韻在評論你的專著《新世紀長篇小說研究》時說,從中看到了為中國新世紀長篇小說作史的想法,這是你從事小說評論的一個願景嗎?

王春林:現在回過頭來看我這三十年來文學評論的歷程,蔣韻的判斷還是有道理的。我的研究採取的主要是一種文字個案的深度解讀方式,但這種方式是建立在文學史的基礎之上,我在談論每一個文字的時候,都非常自覺地把它放置在了作家的寫作史和整個當下長篇小說演進史的背景下進行。我內心深處可能潛藏著這樣的願景,再過若干年,我可能會寫一部《新時期長篇小說史》,或者更大一點,《中國當代長篇小說史》,有這麼一點小小的野心,希望有機會能實現自己的理想。

建構起一種強大合理的批評主體人格

讀品:對當下的批評生態你怎麼看?

王春林:有那麼一個時期,非常引人注目的一個話題就是關於批評文風問題的探討。批評文風的問題固然重要,但我以為,導致當下時代文學批評不夠理想的更為重要的原因,恐怕在於批評家主體人格的建構問題。某種意義上說,批評文風是標,而批評家的主體人格才算得上是本。我認為,成為一名合格批評家的首要條件,必須是一位擁有獨到社會見解的批判知識分子;還必須是文學與文學批評事業的真正熱愛者;其主體人格建構中,自然也少不了專業批評修養的具備;一位優秀的批評家,還應該擁有一種突出的思想能力,在集中關注文學作品本身的同時,也需要把自己的視野進一步擴充套件到對於社會、人生、思想、文化等等問題的關注上,俗話說,借別人的酒杯澆自己的塊壘。惟有建構起一種強大合理的批評主體人格,我們的文學批評狀況才有望得到整體的改觀。

讀品:如今文字與市場、讀者的關係中,文學批評變得不再是主要的媒介,你怎麼看這個問題?

王春林:肯定得承認,在資訊化的時代,不止是文學批評受到衝擊,文學已經退出了普通民眾日常生活的中心地帶,如果你還在關注文學、熱愛文學,就是一個時代的“精神貴族”,但一個國家必須有這樣的“精神貴族”存在,所以現在更要強調人文精神的重要性,更要凸顯文學的重要性。另一個方面,我又是一個文化的、文學的保守主義者,何必奢望文學批評一定要有那麼大的影響力?純粹的文學批評能夠長期地存在下去,發揮它應有的作用,這就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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