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駿發作妙論

公元220年,曹操的次子曹丕稱帝,建立魏國,成為三國時期的第一位皇帝,史稱魏文帝。魏文帝能文能武,博學多才,因而陳壽在《三國志》中稱讚他說:“文帝天資文藻,下筆成章,博聞強識,才藝兼該。”可見,陳壽對他的評價是何等之高。

曹丕在稱帝之前,曾創作了一篇極為有名的文學批評專著,這便是中國第一篇文學理論《論文》,堪稱中國文學批評之祖,在文學批評史上起了開一代先風的作用。文中十分重視和推崇文學價值,提出了文章是“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的名論,因此著名古典文學家羅根澤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中說:“曹丕是提出文學價值的第一人。”

文人相輕 遂成佳篇

東漢末年,丞相曹操稱魏王后,立次子曹丕為世子,以繼承大業。在此期間,曹丕寫下了兩篇流傳於今的重要文學理論,一篇是《與吳質書》,另一篇就是著名的《典論·論文》。《典論》是曹丕所撰的一部有關政治、社會、道德及文化的論集,主要是指討論各種事物的法則,在當時被視為規範文人言行的著作,而《論文》就出自《典論》。

據《三國志》記載,魏明帝太和年間,朝廷曾將《典論》刊於洛陽太學的石碑上,一共有六塊碑,供人閱讀。不過,據清代文獻學家嚴可均考證:“唐時石本亡,宋時寫本亦亡。”《典論》一書,據《隋書·經籍志》著錄,共有五卷二十篇。但是很可惜,這二十篇文章到現在大多已經失散,只剩下殘章斷簡。而幸運的是,《論文》由於被南朝的蕭統選入了《昭明文選》而得以完整保留下來。

在《論文》的開篇,曹丕就一針見血地指出了“文人相輕,自古而然”的積習。這是說文人互相輕視,自古以來就是如此。接著,他舉了傅毅和班固的例子,說兩人文才相當,不分高下,然而班固輕視傅毅,他在寫給弟弟班超的信中說傅毅因為能寫文章當了蘭臺令史的官職,但是下筆千言,卻不知所止。針對這一現象,曹丕給出了原因:“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意思是說,大凡人總是善於看到自己的優點,然而文章不是隻有一種體裁,很少有人各種體裁都擅長的,因此各人總是以自己所擅長的輕視別人所不擅長的。寫到這裡,曹丕引用了“家有弊帚,享之千金”的俗語,而這都是由於“斯不自見之患也”,這是看不清自己的毛病啊!

接下來,曹丕舉了當時比較著名的七位文士,這便是“建安七子”,有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和劉楨。“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鹹以自騁驥騄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這七個人,在學問上沒有什麼遺漏的,在文辭上沒有借用別人的,在文壇上都各自像驥騄這樣的千里馬一樣千里賓士,並駕齊驅,要叫他們互相欽服,也實在是困難了。“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論文。”這是說,曹丕審察自己之才,以為有能力以衡量別人,所以能夠免於“文人相輕”這種拖累,從而創作了這篇文章。

緊接著,曹丕分別評論了這七個人的文章特點。王粲擅長於辭賦,徐幹的文章不時有齊人的舒緩習氣,然而也是與王粲相匹敵的。如王粲的《初征賦》《登樓賦》《槐賦》《徵思賦》,徐幹的《玄猿賦》《漏卮賦》《圓扇賦》《橘賦》,雖是張衡、蔡邕也是超不過的。然而其他的文章,卻不能與此相稱。陳琳和阮瑀的章、表、書、記這幾種體裁的文章是當今特別出色的。應瑒的文章平和但氣勢不夠雄壯,劉楨的文章氣勢雄壯但文理不夠細密。孔融風韻氣度高雅超俗,有過人之處,然而不善立論,詞采勝過說理,甚至於夾雜著玩笑戲弄之辭。至於說他所擅長的體裁,是可以歸入揚雄、班固一流的。

在第四段開頭,曹丕指出文學批評者的兩種錯誤態度:“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àn)於自見,謂己為賢。”一般人看重古人,輕視今人,崇尚名聲,不重實際,又看不清自己的弊病,總以為自己賢能。接著,又進一步論述:“夫文字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這是說文章的本源相同,支流各異,就是說既有共性,又有不同文體的特殊性。由此提出四科八目的文體論,認為奏議要典雅,書論要有條理,銘誄要崇尚真實,詩賦要辭藻華麗。這四科不同,作家的所長只偏於某些方面,只有具備各方面才能的人,才能掌握所有的文體。

天才駿發作妙論

《兄逼弟曹植賦詩圖》

經國大業 不朽盛事

在談到文體的特點時,作家通常只擅長於某些方面,那麼,為什麼偏偏只長於此而不長於彼呢?在文章第五段,曹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曹丕認為,文章如何,主要在於作家的才氣。陽剛之氣和陰柔之氣是有分別的,不是用力勉強可以達到的。他接著舉例說,譬如音樂,曲調雖然相同,節奏法度也一樣,但是運氣行腔不一致,人的素質有巧有拙,即使父兄具備了這樣的才能,也不能轉移給自己的子弟。

在最後一段,作者鄭重指出:“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這是說文章是關係到治理國家的偉大功業,是可以流傳後世而不朽的盛大事業。曹丕進一步闡述自己的觀點,指出人的壽命有終了的時候,榮樂也只限於自己的一身,這兩者都有一定的期限,不如文章能永遠流傳。他鼓勵文人們說:“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古代作者從事寫作,把見解表現在文章裡面,就無須藉助良史的文辭,也無須依託權貴的勢力,而名聲自然流傳於後世。所以周文王被囚禁,而推演出了《周易》,周公顯達而製作了《禮》,文王不因困厄而不做事業,周公不因顯達而更改志向。隨後,曹丕深有感慨地寫道:“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而人多不強力;貧賤則懾於飢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之大痛也!”所以古人看輕一尺的碧玉而看重一寸的光陰,這是懼怕時間已經流逝過去罷了。多數人都不願努力,貧窮的則害怕飢寒之迫,富貴的則沉湎於安逸之樂,於是只知經營眼前的事務,而放棄能流傳千載的功業。太陽和月亮在天上流轉移動,而人的身體狀貌在地下日日衰老,忽然間就與萬物一樣變遷老死,這是有志之士痛心疾首的事啊!在文章的最後一句,曹丕寫道:“融等已逝,唯幹著論,成一家言。”這是說孔融等人已經去世了,只有徐幹著有《中論》,成為一家之言。

《論文》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論著作,在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因為在它之前還沒有精心撰寫的嚴格意義上的文學理論專著,它的產生是中國古代文論開始步入自覺期的一個標誌。這篇文章包括四部分內容:第一,它批評了“文人相輕”的陋習,指出那是“不自見之患”,提出應當“審己以度人”,才能避免此累。第二,評論了“建安七子”在文學上的才力及不足,分析了不同文體的不同寫作要求,說唯有通才才能兼備各體,而“建安七子”的說法便來源於此。第三,提出“文以氣為主”的命題,這裡的“氣”,實際上指的是作家的氣質和個性。最後,論述了文學事業的社會功能,將它提到“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的高度。

文章中,曹丕指出文學批評應有正確態度,雖然“尊古卑今”的思想由來已久,但不可取。如西漢時桓譚就曾指出:“世鹹尊古卑今,貴所聞賤所見也。”但那是就學術而言,曹丕卻專就文學再指出,也就有了新意。魯迅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中說:“漢文慢慢壯大是時代使然,非專靠曹氏父子之功的,但華麗好看,卻是曹丕提倡的功勞。”

在這篇文章中,曹丕著重論及了文學的功用。建安以前,文學受經學束縛,很少有獨立地位。就連盛極一時的漢賦,也被揚雄斥之為“童子雕蟲篆刻”。曹丕的弟弟曹植也認為:“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然而,曹丕卻對文章的價值給予了前所未有的崇高評價。他肯定詩、賦、散文、應用文是“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甚至比立德、立功有更重要的地位,是文學自覺的一種表現。魯迅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中說:“曹丕的一個時代可以說是‘文學的自覺時代’,或如近代所說是為藝術而藝術的一派。”

魏文之才 洋洋清綺

在這篇有名的文論中,曹丕還提出了“文以氣為主”的著名論斷,這便是文論史上著名的“文氣說”,也是曹丕《論文》最突出的理論貢獻。曹丕所謂的“文氣”,是指作家的自然稟賦、個性氣質,尤其強調了作品應當體現作家的特殊個性,這種個性只能為作家個人所獨有,“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建安七子”各自顯示出不同的才能,究其原因,是由個性的差異所導致,這種觀點也合符於魏晉人崇尚自然的風氣。

唐開元時期,在五臣共注的《文選》中,呂向評價《論文》時說:“有此篇,論文章之體也。”曹丕第一次正式提出了文體分類及其各自特點的思想,“文字同而末異”當是最早提出的比較細緻的文體論,也是最早的文體不同而風格亦異的文體風格論。“本”指文章的本質特徵,即用語言文字來表現一定的思想感情;“末”指文章的具體表現形態,即文體特徵或文章在內容和形式方面的特點。無論哪一種文體,都是用語言文字來表達思想情感,其“本”是相同的,而不同的文體在表現形態、語言形式、體貌風格等方面各有不同。

曹丕是曹魏政權的開國皇帝,也是一位有名的文學家。漢靈帝中平四年(187年),曹丕出生於譙縣(今安徽省亳州市),字子桓,是曹操與繼室卞夫人的長子。曹丕自幼天資聰穎,廣學博覽,少年時代就通讀詩、論,長大一些就學習五經四部、史漢、諸子百家之言,為日後的文學創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從10歲起,曹丕隨父親南征北戰,長時間的軍旅生活鍛鍊了強健的體魄,而且豐富了他的見聞,為其詩篇創作積澱了大量的素材。

漢獻帝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曹丕運用各種計謀,在司馬懿、吳質等大臣幫助下,於繼承權的爭奪中戰勝了曹植,被立為魏王世子。曹丕作魏世子時期,積極組織文學團體並參與鼓勵文學創作,詩賦作品由此而興,成為建安文學發展獨有的氣象。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曹操病逝,曹丕繼任丞相、魏王。同年,受禪登基,以魏代漢,結束了漢朝四百多年的統治,建立了魏國,史稱魏文帝。

早在曹丕稱帝之前,他就以“副君之重”主持文壇,《與吳質書》說道:“昔日遊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可見,當時曹丕和文士們是很親密也是很投機的。當“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去世時,曹丕因與其交情非常深厚,便親臨哭吊。在靈堂上,曹丕建議說王粲生前喜歡驢叫,我們就各學一聲驢叫來送走他吧!於是,弔客紛紛學驢叫,此事一時傳為佳話。

曹丕於詩、賦、文學皆有成就,尤擅長於五言詩,與其父曹操和弟曹植,並稱“建安三曹”,今有《魏文帝集》傳世。曹丕的《燕歌行》是中國現存最早的文人七言詩,詩中的“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為霜”也成為千古名句。

南朝時期,文學理論家劉勰在《文心雕龍》中稱讚曹丕說:“魏文之才,洋洋清綺,舊談抑之,謂去植千里……子桓慮詳而力緩,故不競於先鳴。”雖然曹植“思捷而才俊”,但曹丕是兄弟爭位勝利的一方,因此人們便忽略他文章的美妙,反而都同情曹植的處境。明末清初,文學家王夫之在《姜齋詩話》裡直言:“實則子桓天才駿發,豈子建所能壓倒耶?”可見,王夫之認為曹丕的文學成就在曹植之上。

魏文帝曹丕的《論文》是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它提出了全新的文學觀點,標誌著文學自覺時代的到來,從而開啟了魏晉風流的時代。

頂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