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憲益、戴乃迭的譯者慣習比較探析

本文來源:《復旦外國語言文學論叢》2020年春季號

轉自:國際漢學研究與資料庫建設

作者簡介:

汪寶榮,

香港大學翻譯學哲學博士,杭州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主要從事中國文學譯介與傳播、社會翻譯學、中國翻譯史研究。

李偉榮,

四川大學比較文學博士,湖南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主要從事國際傳播與國家形象建構、比較文學研究等。

要:

本文借用布迪厄的社會實踐模式和西梅奧尼的“譯者慣習”概念,嘗試從翻譯選材偏好、翻譯觀或恪守的翻譯原則、翻譯策略三方面比較分析楊憲益、戴乃迭的譯者慣習。因文化身份、早年經歷及教育背景不同,楊、戴的譯者慣習相異甚至相互衝突,突出表現在出發文化取向的楊憲益主動或被動順從於“偏重直譯”的翻譯傳統和外文局機構翻譯規範,目標文化取向的戴乃迭則試圖擺脫規範的制約,積極爭取更大的譯者自由度和創造性。楊、戴合譯本的風格是二人譯者慣習交融的產物,但其主要形塑力量是楊憲益的譯者慣習。

一、引言

在2009年發表的《譯者研究的名與實》一文中,切斯特曼指出,當前翻譯研究發展的趨勢之一是“明顯聚焦於譯者,而不是譯作”,這種從不同角度考察譯者能動性(translator’sagency)的研究“尤見於翻譯社會學中”(Chesterman,2009:13)。近年來,國內也出現了“一股譯者研究的熱潮”(耿強,2019:212)。而20世紀末興起的翻譯社會學(又稱“社會翻譯學”)特別關注作為“社會行為者”的譯者及其社會實踐,為當前國內日趨活躍的譯者研究提供了一套新的理論工具。

職業翻譯家楊憲益與戴乃迭一直備受國內學界的關注,但目前有關他們的嚴格意義上的“譯者研究”成果還不多,且有待深入和拓展。崔東丹、辛紅娟(2017:108—110)對1980—2015年間國內期刊發表的以“翻譯家楊憲益”為主題的研究文獻做了統計分析,發現研究楊憲益翻譯思想和“譯者主體性”的論文各只佔2。7%和3。2%。辛紅娟等(2017)的專著《楊憲益翻譯研究》僅論及楊憲益的“詩歌翻譯觀”和“翻譯詩學思想”,在研究廣度和深度上明顯不足。另一方面,一直以來國內學界注重研究楊憲益,而對其終身翻譯搭檔戴乃迭多有忽略。黃勤、劉曉黎(2017)指出,現有研究存在混淆楊、戴二人的譯作(包括合譯與獨譯)及翻譯觀、對戴乃迭獨譯作品關注不多、戴乃迭研究相對滯後等問題。張丹丹(2018:54)指出,不少國內研究者把葛浩文、林麗君合譯本視為葛浩文個人翻譯風格的產物。事實上,這種“偏見與不見”很大程度上也存在於楊、戴合譯本研究中,例如,王穎衝的專著中有一小節,題為“楊憲益和戴乃迭英譯研究”,而實際上作者重點關注的是楊憲益,很少提及戴乃迭(王穎衝,2018:77—84)。

另經查中國知網發現,目前從社會學視角研究譯者楊憲益、戴乃迭的文獻還很少。本文旨在比較分析他們的譯者慣習,兼論他們如何協調譯者慣習上的衝突及其對合譯本面貌和風格的潛在影響。“譯者慣習”(translator’s habitus)這個概念由西梅奧尼(D。 Simeoni)提出。他認為,翻譯產品是譯者慣習的產物,而譯者慣習受制於翻譯場的規則(Simeoni,1998:18—19)。運用“譯者慣習”概念可解釋翻譯實踐的發生、譯者行為和決策及其對譯本風格的影響,但西梅奧尼沒有具體闡明譯者慣習是由什麼構成的。目前一般認為,它主要體現在翻譯選材、翻譯策略、翻譯觀(或思想)等方面,翻譯風格則是譯者慣習的表徵(邢傑,2007:13)。

二、

社會實踐模式觀照下楊、戴的

職業發展軌跡

楊憲益、戴乃迭的職業翻譯生涯綿延40餘年,他們為中國文學文化對外傳播做出了傑出貢獻。鑑於楊、戴的生平及職業生涯已為感興趣的讀者所瞭解,這裡不再詳述。本文借用布迪厄(P。 Bourdieu)的社會實踐模式,嘗試描述他們的職業發展軌跡(聚焦於中國文學英譯實踐),包括他們進入外文局這個特殊的翻譯場及其譯者慣習形塑的過程。

近年來,由於一些學者的引介,國內學界對布迪厄的社會實踐論(又稱場域理論)及其核心概念“場域”“資本”“慣習”已不再陌生。這裡需要指出的是,慣習具有開放性和不斷累積的特點。“開放性”指慣習的結構會隨著個體經歷的改變而改變,這說明慣習的“持久穩定”是相對的(Bourdieu and Wacquant,1992:133)。行為者在某個時期養成的慣習既構成後來養成的慣習的基礎,也會被後者重新結構(Bourdieu,1977:86—87),也即慣習是不斷累積的。個體慣習之所以互不相同,是因為“個體的社會執行軌跡具有獨特性”(Bourdieu,1990:59)。因此,我們可以透過追溯譯者的職業發展軌跡梳理其職業慣習形塑的過程。

布迪厄社會實踐論的核心思想包含在以下公式中:[(慣習)(資本)]+場域=實踐(Bourdieu,1984:101)。筆者嘗試對這個著名的社會實踐模式做出如下解析:個體在社會化即家庭薰陶、接受教育和職業培訓等過程中養成個人慣習,同時透過教育和培訓獲取學歷、職稱、職位等文化資本,透過參加社交活動或加入某機構團體獲得社會資本,然後帶著慣習和初始文化資本及社會資本進入某個場域,參與場域實踐。這就是說,“實踐的產生需要慣習與位置相遇即心理結構與社會結構相對應(或分離)”(Wacquant,2006:269)。而參與場域實踐又會不斷形塑行為者的慣習,促使其慣習按場域自身的邏輯、規律和規則做出自我調整,以便在場域的爭鬥中獲取特定利益,進而不斷積累符號資本。

借用上述布迪厄的社會實踐模式,試將楊、戴的職業發展軌跡描述如下:透過在私塾和教會學校接受啟蒙和基礎教育,在牛津大學取得榮譽學士學位,楊憲益不僅初步形塑其譯者慣習,而且積累了進入翻譯場所需的語言資本和文化資本;他就讀於牛津大學期間試譯屈原的《離騷》,表明其偏愛古典作品的譯者慣習已初步形塑。回國後,楊憲益為生計所迫教了幾年書,但難以壓抑其譯者慣習,因而利用餘暇與戴乃迭合作翻譯了魯迅、陶淵明等人的作品。初到中國的戴乃迭中文水平尚有限,尤其古漢語功底不好,因而與楊憲益合作翻譯時主要負責譯文潤色,由楊憲益主譯,由此確立了“主譯+潤色模式”(王穎衝、王克非,2013:120)。由於文化身份、早年經歷及教育背景不同,戴乃迭初步形塑的譯者慣習不同於楊憲益(詳見下文),但可以推想的是,在與楊憲益合作翻譯的初期(對戴乃迭而言可說是“學徒期”),她會壓抑其譯者慣習。“中西合璧”的楊、戴既具備成為一對優秀翻譯組合所需的語言資本,也擁有牛津大學文憑賦予他們的文化資本,因而被梁實秋招入國立編譯館;梁實秋發起的《資治通鑑》英譯計劃雖半途而廢,卻幫助楊、戴積累了社會資本,擴大了文化資本,這直接促使劉尊棋在1952年年底“招募”他們進入外文出版社,從此開啟了二人輝煌的中國文學外譯生涯。換言之,當譯者的職業慣習與其在場域的位置即積累的資本相遇後,楊、戴順理成章地進入外文局這個特殊的翻譯場,而參與場域實踐又會不斷形塑他們的譯者慣習。李歐梵批評指出,劉鶚《老殘遊記》原著有二十回,而楊、戴翻譯的1948年倫敦版刪掉了六回,是“不負責任的刪削”(Lee,1985:564—565)。然而,豈止是這種大幅度刪削,就連對原作的輕微刪減,在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的楊、戴合譯本(如四卷本《魯迅選集》《紅樓夢》)中也是找不到的。由此可以推斷,入社後的楊憲益按照外文局的機構翻譯規範(詳見下文)調整了自己的譯者慣習,尤其是主導其譯者行為的翻譯原則。由於楊憲益嚴格遵守機構規範進行翻譯,才藉助大量忠實準確的譯作確立了他在外文局很高的職業聲譽,而這反過來使其“嚴格忠於原文”的譯者慣習得以固化。至於戴乃迭,她在80年代開始基本上獨立翻譯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那時其壓抑了近30年的譯者慣習才得以充分彰顯。

三、

楊憲益、戴乃迭的

譯者慣習比較分析

由於文化身份(包括民族、宗教、母語、生活方式等)、早年生活經歷及教育背景不同,楊、戴的譯者慣習異大於同,有些方面甚至相互衝突,但目前專門研究尚不多見,主要有:付文慧(2011)(詳見下文);韓麗麗(2012)透過考察楊、戴合譯和戴乃迭獨譯的作品,指出二人在翻譯選材和翻譯策略方面“和而不同”,並從文化身份、話語權、翻譯思想等角度分析了其原因;袁曉亮(2018)也指出,戴乃迭與楊憲益的合譯和她的獨譯在翻譯選材、翻譯策略和翻譯主張等方面都存在明顯差異。上述三篇文章都明確指出楊、戴的譯者慣習(文中未用這個概念)異大於同,但均未做出充分論述,也沒有討論楊、戴合作翻譯時如何協調各自譯者慣習上的衝突。以下比較分析楊、戴的譯者慣習,其中漢英翻譯原則和翻譯策略指他們在外文局工作多年後已固化定型的譯者慣習。

(一)

翻譯選材偏好

從小浸淫於中國古典文學傳統、古文功底紮實的楊憲益偏愛翻譯古典文學作品。“個人慣習是在灌輸和教育過程中逐漸獲得的,其中童年經歷尤為重要”(Thompson,1991:12)。楊憲益在牛津大學學習期間試譯《離騷》,與啟蒙老師魏汝舟對他的薰陶和教導不無關係,後者培養了他對中國古典文學和中華傳統文化“終生不渝的熱愛”(雷音,2007:16—18)。有些憤世嫉俗的魏汝舟授課時總是推崇屈原和司馬遷,把“眾人皆醉我獨醒”“哀民生之多艱”之類士大夫憂國憂民的思想觀念灌輸給幼年楊憲益(鄒霆,2001:15)。魯迅是“感時憂國”的現代中國作家群中的傑出代表,這也是楊憲益成年後最欣賞魯迅的一個重要原因。楊憲益偏愛魯迅及其作品,除了被魯迅“深刻的思想和簡潔的文風”所吸引,還因為他與魯迅有著相似的家庭境遇(家道中落)和人生遭際(幼年喪父),甚至連童年時都有個肥胖的保姆陪著睡覺都很相似。楊憲益生前常笑言,“我跟魯迅一樣,魯迅有個長媽媽擠兌他,我有個陳大肚子‘包圍’我”(雷音,2007:13—14)。戴乃迭1919年生於北京一個熱愛中國及中國文化的英國傳教士家庭,幼年時沒有學過中文,1926年回英國接受基礎教育,進入牛津大學後開始學中文(雷音,2007:67—70)。在對個人慣習塑造至關重要的人生階段,戴乃迭主要在英國文化的環境中度過,這種文化身份使其譯者慣習(尤其翻譯思想和翻譯策略)向著目標文化取向發展。戴乃迭成年後才開始學中文,古漢語功底自然不及其現代漢語讀寫水平,因此她偏愛翻譯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王穎衝,2018:79)。而在當代文學中她又偏愛女性作家作品,這應該與她的性別身份有關。至於她也喜歡魯迅作品,這主要是因為楊憲益對她的長期薰陶和引導,也即受後者的慣習影響所致,同時也因為她發現“魯迅作品比較符合語法規則,所以較容易翻譯”(Qian and Almberg,2001:20)。此外,戴乃迭生性坦言無忌、率性爽快,這很可能使她容易認同魯迅痛斥惡俗、針砭時弊的批評精神,進而喜歡上魯迅的作品。

(二)

漢英翻譯原則

如果說楊、戴在翻譯選材偏好上尚有一致之處,那麼在漢英翻譯原則方面,他們的立場觀點分歧很大,甚至到了激烈衝突的地步。1980年3月,楊憲益率中國作家代表團訪問澳大利亞,戴乃迭應澳方的特邀一同前往。期間,應文藝雜誌《半球》(Hemisphere)的主編亨德森(K。 R。 Henderson)之請,曾就文學翻譯問題舉行過一次座談。當被問到“您認為譯者能有多大的自由度?”時,戴乃迭不假思索地回答:“我覺得我們的翻譯自由度太小了。有一位我們非常欽佩的翻譯家,名叫大衛·霍克斯(D。 Hawkes),他翻譯時的創造性比我們大得多。”楊憲益則表示,“我認為不能在譯文裡作過多的解釋;譯者應儘量忠實於原文的意象,既不要誇張,也不要增益。如果目標語中沒有對等的詞語,譯文自然會有所損失,但過分強調譯者的創造性是不對的,那樣做是改寫,不是翻譯。……總之,譯者必須嚴格忠於原文”。戴乃迭立即針鋒相對地指出,譯者不應該是過於自由的“改寫者”,但應該“多一點創造性”,而不是亦步亦趨地緊貼原文翻譯(Henderson,1980:34)。亨德森又問:“與您先生比,您是否認為譯者應有更大的自由度?”戴乃迭間接回應說:“我認為長期以來我們(中國)的整個翻譯傳統就是偏重直譯,且是過分的直譯,因此很多時候譯文讀者很難理解我們在說什麼。這尤其體現在政治社論的翻譯上”。楊憲益則再次強調指出:“譯者的任務是儘量忠實傳遞原作的意義,使讀者儘可能理解原作。譯者不應該把自己的想法過多地放進譯文中,那樣做是再創造,不是翻譯。”(同上,36)。

從這場發生在楊、戴之間有關“譯者自由度”的爭論不難看出,出發文化取向的楊憲益堅持“嚴格忠於原文”的原則,認為譯者應儘量壓抑自己的創造性,而目標文化取向的戴乃迭認為,“偏重直譯”會影響譯文的可讀性和可接受性,使目標讀者難以理解,從而影響譯作的傳播效果,因此作為國家外宣機構的外文局應給予譯者更大的自由度。付文慧(2011:19)也指出,對各自母語文化的認同導致楊、戴的翻譯觀有所不同:楊憲益堅持“原作中心論”,而戴乃迭奉行“(目標)讀者接受”的準則。值得注意的是,這次座談發生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後,且在國外舉行,楊、戴才會大膽談論自己的翻譯思想,從而出現一次激烈的交鋒。1950—1970年代,外文局的中國文學外宣活動嚴格執行“政治正確”原則和“忠實於原文”這一機構翻譯規範(倪秀華,2017:147)。在這個大氣候下,譯者的自主權基本上被剝奪,成了楊憲益所說“受僱的翻譯匠”。可以推斷,楊憲益選擇了遵守機構內部規範,而譯者對規範的遵守久而久之會內化為其譯者慣習的一部分,即對現行規範主動或被動的“順從”(Simeoni,1998:7—8)。在1980年代前,作為助手的戴乃迭一直壓抑著自己的譯者慣習,選擇了附和楊憲益遵循的翻譯原則即外文局內部翻譯規範。而她在上述座談中大膽亮明其目標文化取向的翻譯觀和翻譯原則,則預示著彰顯其譯者慣習的獨譯時期的到來。

(三)

翻譯策略選用

楊、戴不同的譯者慣習也體現在對翻譯策略的選用上。在晚年寫的一篇翻譯經驗談文章中,楊憲益再次強調指出:“總的原則,我認為是對原作的內容,不許增加或減少。把‘一朵花’譯成‘一朵玫瑰花’不對;把‘一朵紅花’譯成‘一朵花’也不合適。”(楊憲益,1998:83—84)。這表明楊憲益堅持“嚴格忠於原文”原則,不贊成任意的增益或刪削。上述座談也反映了楊、戴在翻譯策略選擇和運用上的明顯分歧:對亨德森提出的“您發覺中國古典作品難以譯成英語嗎?”這一問題,楊憲益回答道:“我不認為這個很容易,但既然是做翻譯,就得儘自己的能力把原作的意義傳遞到另一種語言中去。譯者只需要在目標語中找到一個與之相近但準確的詞語,使譯文儘量緊貼原作的意義。”(Henderson,1980:33)戴乃迭則指出:

我覺得中文的四字成語很難翻譯,它們內涵豐富,有時還包含一個典故,因此往往要用一兩個英語句子才能譯出其意;即便如此,譯文仍然失掉了成語本身的力量和影響。……例如,“紅娘”這個典故會讓中國人立即聯想到一系列故事情節以及故事人物的關係,但用什麼方法把它譯成英語呢?譯者可用文外加註或文內解釋的方法,但其結果是譯文總比原文冗長得多,而力量卻減弱了。(同上,33-34)

戴乃迭沒說要歸化翻譯“紅娘”之類的中國文化專有詞,但其言外之意相當顯豁。楊憲益則明確反對歸化翻譯或意譯法。他在一次訪談中指出,對出自《詩經·小雅·采薇》的“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譯者或許可用“roses”替換“楊柳”,但“roses”不能準確表達“楊柳”的特定文化含義,因此楊憲益主張“保留原文的意象,並在必要時加註”。但緊接著他又指出:“我的策略是儘量少加註;如果讀者要不時地停下來看註釋,他們的思路就會被打斷,那就太糟糕了。”(Qian and Almberg,2001:20)有關研究顯示,楊、戴翻譯魯迅小說時總體上偏重直譯和異化翻譯,但也“經常用歸化法,有時也用意譯法,處理中國文化專有詞”(汪寶榮,2015:54—55)。這種做法顯然違背了楊憲益遵循的“嚴格忠於原文”這一翻譯原則。鑑於上文指出的楊、戴在翻譯策略選擇及運用上存在明顯分歧,以及他們採用的“主譯+潤色”的合作翻譯模式,楊、戴合譯本中這些並不“嚴格忠於原文”的做法表明,他們至少就具體翻譯策略及方法達成了折中方案。

至於戴乃迭獨譯的情況,王穎衝、王克非(2013:120)指出,戴乃迭傾向於站在目標語文化詩學規範的立場上,推測哪些內容英語讀者不易讀懂或接受,並根據她的審美和閱讀習慣做出相應的調整,沒有執意再現中文小說的原貌;其結果是“戴乃迭獨立署名的英譯小說中對原作的刪改遠多於他們夫妻合譯時的數量”。付文慧(2011:19—20)也指出,在翻譯張潔小說《沉重的翅膀》時,有著“明晰的讀者意識”的戴乃迭“並未亦步亦趨地摹仿原作,而是進行了大幅刪減”。王穎衝、王克非(2013:120)進而指出,“在這些譯作中,戴乃迭的獨立性得以彰顯,楊憲益則退居為輔助者”,也即獨立翻譯時的戴乃迭開始展現其不同於楊憲益的譯者慣習。

四、結語

當前國內學界往往把楊、戴合譯本的風格視為楊憲益個人的翻譯風格或其譯者慣習的產物。事實上,他們體現在翻譯選材、翻譯策略、翻譯觀(或思想)上的譯者慣習異大於同,甚至相互衝突,突出表現在出發文化取向的楊憲益主動或被動順從於“偏重直譯”的國內翻譯傳統和機構翻譯規範,而目標文化取向的戴乃迭一直試圖擺脫其制約。在1950—1970年代外文局的中國文學外宣活動嚴格執行“政治正確”原則和“忠實於原文”規範的背景中,戴乃迭只得壓抑其譯者慣習,收斂其目標讀者意識,在合譯時選擇了附和楊憲益遵循的翻譯原則,但在具體翻譯策略的選用上,戴乃迭透過與楊憲益商討乃至爭論,贏得了一定的話語權,適當增加了意譯和歸化翻譯的比重,從而減輕了楊憲益偏重直譯的做法對譯本傳播的不利影響。進入1980年代,國家外宣機構文學譯介“政治外宣”的色彩逐漸淡化,機構翻譯規範對譯者創造性的束縛有所放鬆,戴乃迭得以在獨譯中展現其目標文化取向的譯者慣習,有時甚至出於讀者接受的考慮對原作進行大幅度刪減。

本個案研究表明,文化身份、早年經歷及教育背景不同的譯者往往有著不同的譯者慣習;一對譯者慣習相異甚至相互衝突的翻譯搭檔如要長期密切合作,一般負責譯文潤色的副譯者通常須附和主譯者遵循的翻譯原則,儘量壓抑其譯者慣習;在國家機構文學外宣這種特殊的工作環境中,為求自保或在場域的爭鬥中獲取特定利益,受僱於機構的譯者一般會主動或被動順從於機構翻譯規範,這為西梅奧尼的“譯者順從”假說——主動或被動順從於現行社會規範是譯者慣習的基本特徵——提供了又一個佐證。在合作翻譯專案中,副譯者受其譯者慣習驅使,會積極尋求與主譯者就具體翻譯策略達成折中方案;如此一來,合譯本很大程度上是二人譯者慣習交融折中的產物。但是,鑑於副譯者傾向於附和主譯者遵循的翻譯原則,合譯本風格的主要形塑力量仍是主譯者的譯者慣習。以上是我們基於楊、戴個案研究及有限的文字證據提出的一個假設,有待進一步的實證研究或統計分析加以證實或證偽。

註釋:

楊、戴1943—1946年供職於搬遷至重慶北碚的國立編譯館,期間合作翻譯了《老殘遊記》,1947年由南京獨立出版社印行,次年又由倫敦GeorgeAllen and Unwin出版社出版,1983年列入國內的“熊貓叢書”出版。

楊憲益(2003:29)回憶道:“後來她翻譯當代小說時,都是她自己譯初稿,我只幫她校對一下。”

這裡指譯者自主進行翻譯選材的情形。需要指出的是,在外文局工作期間,楊、戴的翻譯選題自主權很小。楊憲益(2001:190)曾說:“我倆實際上只是受僱的翻譯匠而已,該翻譯什麼不由我們做主。”

楊、戴在重慶生活期間(1940—1946年)即合作試譯《阿Q正傳》《野草》等魯迅作品。楊憲益說當時他們是“試驗著翻譯的玩兒的”(雷音,2007:96)。戴乃迭(Yang,2002:26)則指出:“憲益譯出初稿,我對初稿進行編輯,然後我將英文和原文進行比較對讀,以便幫助我提高中文水平。”

這句詩的意思是:“回想當初出征時,楊柳依依隨風吹;而今回來路途中,雨雪紛紛滿天飛”。這裡的“楊柳”比喻含義豐富,包括家人或愛人對出征人的依依不捨。

參考文獻

[1] Bourdieu, P。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Trans。 R。 Ni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2] Bourdieu, P。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Trans。 R。 N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3] Bourdieu, P。The Logic of Practice。 Trans。 R。 Ni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0。

[4] Bourdieu, P。,and L。 J。 D。 Wacquant。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5] Chesterman, A。 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or Studies。Hermes:Journal of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2009(42): 13-22。

[6] Henderson, K。 R。 The Wrong Side of a Turkish Tapestry。Hemisphere, 1980(1): 32-36。

[7] Lee, L。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in Translation: A Review Article。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85(3): 561-567。

[8] Qian, D。 X。, and Almberg, E。 S-P。 Interview with Yang Xianyi。Translation Review, 2001(62): 17-25。

[9] Simeoni, D。 The Pivotal Status of the Translator‘s Habitus。Target, 1998(1):1-39。

[10] Thompson, J。 B。 Editor’sIntroduction。 In P。 Bourdieu。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Ed。 J。B。 Thomps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1-30。

[11] Wacquant,L。 Pierre Bourdieu。 In R。 Stones (ed。)。Key Sociological Thinkers。 2nd。 ed。London 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261-277。

[12] Yang,G。 I Feel I Have Two Motherlands。Women of China, 2002(3): 23-28。

[13] 崔東丹,辛紅娟。基於文獻資料庫的翻譯家楊憲益研究現狀分析。山東外語教學,2017(2): 106-112。

[14] 付文慧。多重文化身份下之戴乃迭英譯闡釋。中國翻譯, 2011(6): 16-20。

[15] 耿強。中國文學:新時期的譯介與傳播——“熊貓叢書”英譯中國文學研究。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 2019。

[16] 韓麗麗。珠聯璧合,和而不同:戴乃迭的合譯和獨譯的對比研究。湖北函授大學學報, 2012(12): 150-151。

[17] 黃勤,劉曉黎。從幕後到臺前:翻譯家戴乃迭研究綜述。外語與翻譯, 2017(2): 1-7。

[18] 雷音。楊憲益傳。香港:明報出版社, 2007。

[19] 倪秀華。新中國成立後十七年:作為國家行為的對外文學翻譯//馬士奎,倪秀華。塑造自我文化形象——中國對外文學翻譯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7: 137-207。

[20] 汪寶榮。異域的體驗——魯迅小說中紹興地域文化英譯傳播研究。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 2015。

[21] 王穎衝。中文小說英譯研究。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2018。

[22] 王穎衝,王克非。中文小說英譯的譯者工作模式分析。外國語文, 2013(2): 118-124。

[23] 辛紅娟,馬孝幸,吳迪龍。楊憲益翻譯研究。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2017。

[24] 邢傑。譯者“思維習慣”——描述翻譯學研究新視角。中國翻譯, 2007(5): 10-15。

[25] 楊憲益。此情可待成追憶——記戴乃迭生前二三事。對外大傳播, 2003(1): 27-29。

[26] 楊憲益。漏船載酒憶當年。薛鴻時譯。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2001。

[27] 楊憲益。略談我從事翻譯工作的經歷與體會//金聖華,黃國彬主編。因難見巧:名家翻譯經驗談。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 1998: 79-84。

[28] 袁曉亮。戴乃迭合譯和獨譯行為對比研究。齊齊哈爾大學學報(哲學社科版), 2018(9): 134-136。

[29] 張丹丹。葛浩文中國文學英譯脈絡及表徵掃描。中國翻譯, 2018(4):48-55。

[30] 鄒霆。永遠的求索:楊憲益傳。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1。

頂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