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的四大派別——關列派

《老子》一書的問世標誌著道家學派的形成,老子理所當然的成了道家的開山祖。與“儒分為八”,“墨離為三”一樣,道家學派在“道術將為天下裂”的時代,也發生了分化,形成了不同的派別。據班固《漢書·藝文志》所載,道書有37家,共993篇,僅《老子》之後就有《文子》、《娟子》、《關尹子》、《莊子》、《列子》、《田子》、《老萊子》、《鶡冠子》、《黃帝四經》(又名《黃老帛書》,即1973年在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經法》、《稱》、《十六經》、《道原》四篇帛書)、《黃帝銘》、《黃帝君臣》、《雜黃帝》等12部著作,由此可見先秦時期道家學派數量的眾多和龐大,但是由子老子以自隱無名為務,因而不像孔子那樣公開招徒講學,傳授學問,也不像墨子那樣利用結社團體,傳播自己的學說,致使後人無法考察在老子思想體系形成後,道家學說的傳播和道家學派的分化情況。

道家的四大派別——關列派

這裡,我們主要依據《莊子》、《呂氏春秋》《淮南子》所載,來大致論述道家學派的分化情況。我們認為,在老子以後道家學說大致有四大派別:——是關列派;二是楊朱派;三是莊周派;四是稷下派。今日就關列派作論述。

所謂關列派,指的是關尹、列禦寇一派。這一派的學術特點是“絕去禮學,兼棄仁義”,“獨任清虛”(《漢書·藝文志》)。在論述它們的思想之前我們應首先提到庚桑楚這個人物。

庚桑楚,姓庚名桑楚,生卒年代與籍貫由於史無記載,我們不得而知。據《莊子·庚桑楚》所載,庚桑楚為“老聃之役”,役即弟子之意,由此看來,庚桑楚應為老於的學生。庚桑楚也與老子一樣,對當時的社會進行了猛烈的抨擊,反對儒家的仁義政治,他說:“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其末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在政治上主張“無為而治”,並親自實踐,莊子說他在“畏壘”實行無為政治,成效顯著,“居三年,畏壘大壤”,贏得一片讚譽。

莊子十分推崇庚桑楚,認為他“遍得老聃之道”,深得老學精髓。《列子·仲尼》篇也稱庚桑楚“得聃之道,能以耳視而目聽”(在《列子·仲尼》中,庚桑楚作亢倉子)。唐代注道大家成玄英在《莊子疏》中更明確指出“老君大聖,弟子極多,門人之中,庚桑楚最勝”。由此可見,庚桑楚在老學傳播和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但庚桑楚沒有任何著作留傳下來,現今流傳的兩卷本《亢倉子》,系唐代開元末襄陽處士王上源所偽作,因此,關於庚桑楚的思想概況就只能存而不論了。

道家的四大派別——關列派

關尹,並非人名,而是一個官職名,但關尹為誰,史無記載,其姓名已隱,後世就以官職稱之。生平事蹟不詳。據司馬遷《史記·老莊申韓列傳》所載,關尹曾為函谷關(今河南靈寶縣一帶)令,老子“見周之衰”,離周西去函谷關時,關尹十分高興,對老子說:“子將隱矣,彊為我著書。”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關尹與老子一樣,也是一位隱逸之士;曾自著《關尹子》9篇。後來亡佚,今本《關尹子》為唐、宋時期的依託之作。

關尹的思想與老子基本相同,《莊子·天下》指出,關尹的學術理論是“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並指出關尹是對“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的“古之道術”,“聞其風而悅之”而建立了其學術理論,以關尹的理論來看,他主張“道”為本(“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崇尚柔弱和空虛,與老子“道”為宇宙之本,尚柔崇下的思想基本一致,所以,莊子將他與老子並列,稱之為“古之博大真人哉”。

不僅如此,關尹又說:“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苟乎若亡,寂乎若清”,主張人在認識事物時,應使自己的心靈處於清寂的狀態,不要摻雜任何個人的主觀偏見,如實客觀地反映萬事萬物的本來面目,猶如明鏡清水對事物的映照一樣。《呂氏春秋·不二》雲“關尹貴清”就是針對上述觀點而說的。

道家的四大派別——關列派

列子,又名列禦寇,鄭人(今河南新鄭)。《漢書·藝文志》載有《列子》8篇,傳為列禦寇所著,對這一記載在唐代以前人們不置一詞,然而在唐代玄宗天寶元年(公元742年)《列子》被奉為《沖虛至德真經》,成為道教“四大真經”後,人們便對這部著作的真偽產生了懷疑。“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率先發難,繼之而起的有宋代高似孫等,後來,關於該書真偽的考辨就不絕於史,至今仍聚訟不休,辯論不止。

不過,人們大多認為現傳《列子》一書為魏晉之際的偽書,並非先秦《列子》之舊,正如近人馬敘倫先生在《列子偽書考》中所說:“蓋列子書出晚而亡早,……魏晉以來,好事之徒,聚斂《管子》、《晏子》、《論語》、《山海經》、《墨子》、《莊子》、《屍佼》、《韓非》、《呂氏春秋》、《韓詩外傳》、《淮南》、《說苑》、《新序》、《新法》之言,附益晚說,成此八篇,假為向《序》以見重。”

《列子》一書雖偽,但列子其人卻是真實地存在。《漢書·藝文志》曾注“圄寂,先莊子,莊子稱之”,而在《莊子》書中確也保留了大量有關列子生平、師承、學術思想的資料,據統計,《莊子》書中大約有十多處提到了列子。《莊子·讓王篇》記載:“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子陽在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389年)時為鄭相,並被殺,二十七年,子陽之黨又共弒公(見《史記·鄭世家》,《呂氏春秋·適威》、《淮南子·汜論》所載與此稍異)。

由此可見,列子與子陽約為同時代人;《莊子·達生篇》載列子曾就學於關尹、壺子,並向關尹請教至人“潛水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的原因,關尹答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由此可知列子之學有得於關尹;《莊子·列禦寇》載伯昏瞀人問列子“惡呼驚”?列子曰:“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對此大加讚賞,“善哉觀乎”,並對列子說:“巧者勞而知者優,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敖遊,泛若不繫之舟,虛而敖遊者也。”這實際上就是列子學術的主旨,即《呂氏春秋·不二》和《屍子·廣澤》所說的“子列子貴虛”之義的闡發。這與《列子·天瑞》篇所載列子對子“貴虛”之義的闡述也相吻合。

道家的四大派別——關列派

這裡需要指出的是,《戰國策·韓策》載史疾之言,卻謂列子“貴正”。其文曰:“史疾為韓使楚,楚王問曰:‘賓何方所循?’曰:‘治列子圄寇之言。’曰:‘何貴?’曰:‘貴正。”鄭國於公元前375年為韓所滅,韓遷徙至鄭地,而史疾由此熟悉列子之言,似屬可信。然“貴正”與“貴虛”恰好自相矛盾,正者正名也,虛者無名也。實際上從《莊子》所描述的列子行事來看,他追求的是“離形去智,泊然虛無,飄然與大化遊”的境界,因而“貴虛”才真正反映了其學術宗旨。上述史疾之言只不過反映了列子“不為重利所動的凜然正氣”(黃釗主編:《道家思想史綱》第80頁,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1年4月版)。列子“貴虛”之旨實際上已開莊學風氣之先,對後來道家的發展有著一定的影響,有人將之稱為“南方道家的先驅”(牟鍾鑑主編:《道學通論——兼論道家學說》第46頁,齊魯書社1991年11月)。

《列子》雖為魏晉偽書,“然時亦有先秦遺言”(錢穆:《先秦諸子系年·列禦寇考》第177頁,中乎資料1985年10月版),因此,《列子》一書並非全盤偽造,而是偽中雜真,《列子》首篇的《天瑞》篇就保留有先秦《列子》的佚文(嚴兆溟、嚴捷譯註:《列子譯註》“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9月版),這段文字是:“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故常生常化,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陰陽爾,四時爾,不生者疑獨,不化者往復。”生,指有形體的具體事物,不生,指能夠派生他物而自身不被他物所生,實際上是指世界的本原,也就是道。疑者疑也,固定不變之意。

這段話的意思也就是說:有被他物所生的,有不被他物所生的;有被他物所化的,有不被他物所化的。不被他物所生的能夠產生萬物,不被他物所化的能夠使萬物變化。被生的事物不得不被產生,變化的事物不得不發生變化。所以事物經常產生,經常變化。所謂經常產生經常變化,就是無時無刻不產生,無時無刻不變化,陰陽呀,四時呀,都如此而已。不被他物所生的就是獨立永存的實體,不被他物所化的就是迴圈往復的運動。(參見嚴兆溟、嚴捷譯註:《列子譯註》)

從這裡可以看出,列子是把“道”作為世界的本原,由道而產生出有生有化的具體事物,這與老子所主張的“道”旨是相符的,道不僅獨立存在,化生萬物,而且還發生迴圈往復的運動,但其本身卻無增無減,這與老子所說的“獨立而不改”,“往者,道之反”之意也頗吻合。由此也可知,列子確為道家人物,並對道家的發展具有一定的影響。由於《列子》一書真偽參雜,良莠難辨,因此對其思想我們只能作一大致的描述。

(摘自:張運華《先秦兩漢道家思想研究》,第35-4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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