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佔春:現代詩的歷史修辭

主持語|

在漢語詩歌的發展歷程中,如何處理詩歌與現實之關係,原本就屬於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但近年來,隨著詩人日常經驗意識的不斷強化,這一話題又具有了某些推陳出新的意味——比如以“詩性正義”之名所展開的詩歌論爭,就反映了詩歌界對於現實抒寫的理論思考。按霍俊明先生的說法,當詩人在面對現實時,不應只囿於非此即彼的二元論思維,而是“有必要透過寫作,來甄別、判斷、調節和校正來完成包括了生命經驗、時間經驗以及社會經驗的‘詩性正義’”。毫無疑問,作為一個歷史的概念,詩性正義既熔鑄了詩人的倫理選擇,也塑形了漢語詩歌的思想風貌與美學旨趣。有鑑於此,當代漢語詩歌如何重整現實經驗,在社會學與詩學的理論視野中另闢新途,就成了本期三位作者共同關心的問題。

著名詩人葉延濱先生,因有感於當下部分漢語詩歌的快餐化傾向,故此提出了“詩歌精神的時代高度,詩歌題材的社會深度,詩歌語言的藝術精度”等藝術主張。在這當中,不論精神和題材要求,自然是反映了老一代詩人濃郁的現實關懷的,而“從現實生活中汲收鮮活且有生命的語言,拒絕粗鄙低俗的誘惑,拒絕官腔套話的浸蝕”,則更是在對漢語詩歌藝術本源的追溯中,強烈召喚著詩性正義的迴歸。

霍俊明先生的文章,以“純詩”與“現實之詩”的複雜關係為切入點,在詩學範疇內討論了“現實/生活中心主義者”和“審美/修辭主義者”的價值撕裂問題。在他看來,“深入探討詩歌與現實、時代的關係對於深入研究和解決當下詩歌寫作中出現的問題,進一步引導現代新詩的健康發展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詩學價值。”

耿佔春先生的文章,談的是“現代詩與歷史修辭”問題。按他的理解,詩歌從來都無法迴避錯綜複雜的社會歷史難題。在諸多糾葛紛爭中,現代詩的語義系統也發生了深刻轉向。而這種轉向的結果,最終印證了一個重要的觀點,即“每個詩人都應該回應時代,但每個詩人迴應時代的方式會成為對詩人的考驗。”

——葉立文

現代詩的歷史修辭

耿佔春

每一個時代都需要詩歌、文學和藝術啟用個人與群體的精神能量,它需要回應社會心理的衝動,也需要重新塑造那種情緒衝動的迸發,除了政治管理之外,對群體性精神能量的表達與轉化,顯然具有其社會倫理意義,而對詩歌來說,這一過程將啟用一個時代的語言。有些時代缺乏群體的精神能量,它會變得沉寂或這種能量極其分散,有些時期群體精神能量集中而且積蓄到瀕臨決堤狀態。詩歌、藝術和思想都將受到這一狀況的衝擊。就伴隨著現代詩的歷史程序而言,由於制度的變革,由於新文化的湧入,由於戰爭和社會動盪,爆發了群體性反叛與革命,並且由於社會反叛與革命,它促使個人的意識覺醒,啟用群體的衝動,也將一個時代的詩歌與藝術投入到這一程序之中,即投入到一系列社會歷史的難題之中。

在白話詩或現代詩誕生的那個時刻,伴隨著現代社會運動,大眾現象的興起及其掀起的社會風暴,就與一向孤獨沉思的詩人相遇了。詩人或許繼續與之保持距離或無視其存在,神秘化自身的情感體驗,而事實上又服從於一個相對安逸的階層的趣味;或者成為大眾現象的積極的旁觀者和觀察者,即使作為參與者的同時也仍然以知識分子的目光描述與批判這一社會現場;或投身到大眾現象與大眾社會運動之中,成為它的代言人,從而表現出這個群體的激情與世界觀。二十世紀的詩歌史向我們揭示了這一複雜的狀況,也最終呈現了各種選擇的藝術成就與社會倫理價值。

現代詩並不僅僅意味著從文言到白話的變化,而是整個語義系統的轉變,相對自然的語彙更系統地轉向了社會含義的語義。與之相似的理解是,生活的意義更多的來自社會歷史的運動與程序而非來自於迴圈的“自然”,對白話詩來說,它的整個語義參照框架從古典詩歌的“自然”屬性及其倫理意義轉換到語義的社會歷史屬性。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的左翼詩歌加速並簡化了這一歷史語義學變遷的過程,左翼詩歌賦予了漢語詞彙以新的修辭方式和意義,例如最基本的語義對立系列,即“光明”與“黑暗”這種價值對立的修辭,如果考慮到郭沫若在現代詩誕生之初對“光”的呼喚,“紅色詩歌”的先知蔣光赤在二十年代初所建構的“紅與白”或“紅與黑”的詩歌語義對立,還有殷夫對“朝陽”和“清晨”的歌唱,幾乎可以說,現代詩誕生之初就開始建構自身的歷史語義學,在他們之後,何其芳和艾青之後,基本上成為白話詩中的一種固定搭配,與它們在古典詩歌中的含義與用法大不相同。只要我們記得艾青的《向太陽》、《黎明的通知》、《吹號者》、《給太陽》、《火把》等等,就會發現詩歌中的“光明”與“黑暗”,已不再是一種自然屬性及其情感體驗,而是一個越來越明晰的社會倫理圖景。生長在江南的艾青在其詩歌中多半呈現的是“北方”景觀,因為只有“北方”意象才符合詩人所批判和否定的“黑暗”、“陰沉”的社會現實。何其芳早期散文集《畫夢錄》和詩集《預言》,其中有個人的憂鬱的自畫像,有著“個人主義”的感傷和憂鬱。夢、黃昏、夜、暮、墓、秋,與這些意象呼應的是悲傷、抑鬱、寒冷、孤獨、迷茫,這些屬於生命的個體感受。古典詩歌的悲秋主題與浪漫主義的青春意象的融合。它們來自於庾信、溫庭筠、李商隱,也來自於丁尼生、雪萊、濟慈、波德萊爾。然而,在何其芳這裡,最初的自我改造是自覺的,他接觸到生活的陰暗時刻,資本的罪惡,社會的不公,人們的愚昧,其實主要還是青春期的苦悶,青年人對前途的無望,他在一些散文中記錄了這些想法。他從“個人主義者的憤怒去非議”中漸漸走出,走向“人群”,走向“鬥爭”。從人道主義、個人主義走向群體和社會。當然在一個年輕詩人那裡,民眾是被理想化的,鬥爭也被理想化了。他接受了那個時代進步的知識階層的主流觀念,即“勞工神聖”和“走向大眾”。個人與群體、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構成了一種新的語義對立,在此之前,構成語義對立的古典主題中的“秋”與新時代的“春”,黃昏與白晝,暮與朝,星星與太陽,飄忽的雲與茅草的屋頂。艾青與何其芳都是時代之子,他們的寫作體現出,一種基於新的價值判斷的語義對立系統在新詩話語體系中從潛隱到顯著,從隱喻走向概念,從詩學走向政治。

而事情的另一面是,在詩人心中殘存的“個人”、殘留的自然感受就幾乎成為一種“原罪”,在何其芳身上就是如此,他早期的“夜歌”和其中的“自然”,就成為詩人革命不徹底性的證據,尤其是“陰性”的自然事物,花,樹林,月光,都與“陽性”的事物構成了語義對立。大量的詞彙從自然脫離,進入政治語義系統,從事物轉為概念,變成政治概念光譜中最陰暗的屬性,變成了人格化的“小資產階級”屬性。此後詩人謹小慎微地為自己偶然出現的自然語言辯護。以批判的話語自我辯解。對自然的愛,似乎是小資產階級的原罪。它不是何其芳個人的敏感,而是一種普遍的語境,或一個時期處於強勢語義的不容爭辯的集體象徵圖式。

對詩人和詩歌寫作而言,“光明”、“黑暗”一開始是修辭,後來就從隱喻、象徵變成了大時代中的現實問題。就像“個人”與“群體”,從描述性的詞彙變成了價值判斷詞彙。而且這些概念系統或語義框架會延續很長一個時期,1980年尹在勤教授在《何其芳傳》中寫道,1938年,何其芳在寫了《成都,讓我把你搖醒》之後就“奔赴光明的延安去了”。可以說1930年代左翼詩歌完成了白話漢語對時代的特殊命名和修辭。

穆旦則代表了現代詩歌的另一種方式、另一種修辭。他也曾使用過二元對立的修辭,早期作品《兩個世界》寫的就是一個嬌小姐的世界和貧窮女工的世界。這首詩“兩個世界”的主題,“兩個世界”的衝突,既貫穿於穆旦青年時代的思想直至五十年代,也是整個二十世紀裡一個世界性的主題。對於一個仍然是孩子的穆旦來說,這種富於社會意識的觀察既屬於個人的“看見”,也隸屬於那個時代知識階層的集體視域。似乎據此,被視為自由思想的詩人穆旦完全可以是一個左翼詩人。“這個世界”對立的主題,基於一系列的對峙之上,首先是貧窮與富裕,閒暇與勞作,然後是美與醜陋,驕奢淫逸與生活的血汙,社會性的冷漠與革命的呼籲……這就是社會的貧富兩極所分化的兩個世界。之後發生的一切都可以視為在一個貧乏的世界上後者對前者的指控與復仇。

在穆旦早期的詩裡,我們不能不驚訝於少年穆旦對“兩個世界”的富於戲劇性的展現。當然,這是一個時代的主題,又是一個古典詩歌中最富於“同時代性”的杜甫式的記錄性寫作的主題。“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即使被標籤為“自由主義”的胡適,也在他的嘗試集中記錄了這樣的兩個世界,他的《人力車伕》是他那個時代和隨後的時代裡,被現代詩人加以矚目的影象,這一圖景既是一種看見,一種現實的觀察與記錄,也是一種觀念化的象徵,而且“兩個世界”的圖景愈來愈加觀念化和抽象化,直至成為一種時代的思想方式,直至成為一種價值判斷和歷史認知,直至沉澱到革命的語境與行動之中。在中國知識界,在五四之後到整個三十年代,無論左右,他們的眼中都有這樣一幅社會圖景,無論左右,他們的出發點都包含著人道主義的體驗。

只是“兩個世界”的觀察既可能基於人道主義,或基於孟子思想中的“憐憫”與“惻隱之心”,也能夠由此導向二十世紀尤其是三十年代的左翼思想。從所謂保守或自由的立場看,對“兩個世界”的認知可以說是從人道主義出發的觀察;而從平等訴求或革命的立場看,“兩個世界”的認知是社會貧富兩極分化並且只能依靠暴力革命才能解決的矛盾。從更現實的立場而言,對自由立場而言,“兩個世界”之間的緩和需要擴大社會再生產,和由此基礎上建立的社會福利制度;而在革命立場看來,只有財富的再分配、而且只能是暴力剝奪情況下才能改變。

“兩個世界”這首小詩,蘊含著二十世紀曆史的“原始場景”或“原初場景”。當穆旦的同齡人或其他詩人沉醉於一種“小資產階級”的情調時,陷於狹小的“愛”與“孤獨”時,無法不為穆旦觀察到的兩個對峙世界之間的衝突所驚歎。儘管這一圖景是一幅被越來越多的人所抽象的社會圖景。就像左翼詩歌中的“光明與黑暗”主題對立一樣,在那個時代,“兩個世界”的社會生活場景,愈發變成一種思想的抽象圖景,因此,隨之而來的是,“兩個世界”的思想一方面在成為愈來愈深入人心的深刻的思想,也在成為隨著通貨膨脹而流行起來的膚淺的思想。

但穆旦仍然區別於左翼的話語方式,在穆旦的“兩個世界”裡,生活圖景仍然保持著圖景,他的倫理邏輯推論沒有發生,或始終沒有以暴力革命的方式發生,他的詩歌一直保持著生活自身的影象,他知道,或許知道,對這一圖景進行簡化的抽象及其推論是冒著歷史風險的。

“光明與黑暗”、“貧窮與富裕”、“善與惡”、“壓迫與反抗”這樣“兩個世界”在無可阻擋地成為一種觀察世界的二分法,成為一代人的情感結構,進而成為一種二分法的意識形態結構。對於二十世紀的歷史經驗來說,無論怎樣強調“兩個世界”的原始場景的意義及其隨後的歷史-詩學演變都不為過。當我們說穆旦的“兩個世界”,一個15歲孩子的“世界觀”,一個自由主義的人道主義的“看見”,正在成為一個時代的“世界觀”一點都不為過。穆旦與後來這幅圖景的變形記之間的區分在於,穆旦保持著他的社會批判性,也保持著他作為認知個體的獨立精神,保持著他的社會倫理的敏感性,又不會走向將兩個世界徹底對立起來的鬥爭的狂熱。

穆旦的感受力:一種既是直觀的,又是抽象的能力;既是形象的感受力又是心智上的對結構的洞察力。社會不同於傳統詩歌的“自然”,無法僅僅以形象進行直觀,而需要發展出一種心智層面的對社會結構的直觀。就穆旦來說,他在寫了幾首詩之後就迅速打破了這種語義對立模式。穆旦在1940年代初寫的詩歌《五月》中有這樣的句子:“一個封建社會擱淺在資本主義的歷史裡”,這是他對歷史複雜性的敘述。他沒有用二元對立的方式來概括時代,而是用更復雜的經驗來處理它。直到晚年穆旦仍有很好的寫作,而此前那種二元對立的寫法在改革開放以後得到的評價並不高。毫無疑問,每個詩人都應該回應時代,但每個詩人迴應時代的方式會成為對詩人的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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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江文藝》2019年第10期

責任編輯 | 何子英 倪昌興

耿佔春:現代詩的歷史修辭

耿佔春|

耿佔春,1957年1月出生於河南柘城。1982年初畢業於鄭州大學中文系。80年代以來主要從事詩學、敘事學研究、文學批評與文化批評。著有《隱喻》《觀察者的幻象》《話語和回憶之鄉》《敘事美學》等。現為海南大學人文傳播學院教授,河南大學特聘教授,北京大學新詩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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