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修養與治學

治學本不是件輕鬆的事,近代學術工作日趨複雜,步入分工專精之途徑,但又不能不相當博通,史學工作所涉尤廣,更為不易。個人以為,要想在學術上有較大成就,尤其是史學,若只在學術工作本身下功夫,還嫌不夠,尤當從日常生活與人生修養方面鍛鍊自己,成為一個堅強純淨的“學術人”。想達成這一目標,須要真能做到:工作隨時努力,生活隨遇而安。

這句話等於是我的座右銘,雖不能至,而心嚮往之。據我的體驗與觀察,前六個字還比較容易做到,後六個字卻極不易做到,而這點尤與人生修養有關;我覺得生活享受絕無一定的標準,要不滿足,無論多好享受仍是不能滿足;要滿足,就隨時都能滿足。古人說“知足常樂”這一點我是真正能體驗到,唯一常感不足的是學術工作。我常自己反省,覺得我非貪人,但對於學術工作卻很貪,既欲精深,又想有相當宏通,如此就不免隨時努力去做。從這一點看來,自愧仍非達人!下面姑就一般生活與人生修養之影響學術工作者,拉雜言之。

一、健強身體、健康心理

要想在學術上有相當成就,第一必須有健康的身心——身體健康與心理健康。記得在初中讀書時代,實頗用功,尤不愛運動。長兄德明有一次信上勸我注意身體。他說身體如一隻船,學問如同載量,船不堅固,甚至破壞了,如何還能運載!此語給我的印象極為深刻。要想身體健康,自必生活有節度,飲食、寒暖、運動、休息,皆當注意節度,此不待言。而心理健康,亦同樣重要,並且大有影響於身體健康。

心理健康是醫學上的專門問題,不敢深論。不過就我個人的體驗,快樂的人生觀,心情輕鬆,胸懷坦蕩,是心理健康的基礎,對於身心健康大有好處。我是個絕對的樂觀派,對於自己,對於社會,對於國家民族、人類前途,永遠覺得有辦法,有希望,不悲觀。當然不見得遇事都真能樂觀,但糊塗的樂觀至少自己得到輕鬆快樂,豈不很好!至於對事對人,我覺得寧滯毋敏,寧可遲鈍一點,不要太敏感,多疑慮;縱然覺察到他人對己有不利跡象,也要有胸襟化解,不要放在心上。十幾年前我來香港,有位好朋友告訴我說,來到新地方,環境比較複雜,“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我很感謝這位朋友的忠告,但我自譬是個不設防的城市,不會有人來攻;縱然有人來攻,也不在乎。我自信這些事對於我無大影響,不計較即無縈於懷,不影響自己情緒,不浪費心力時光,這對於身體健康與學術工作都大有關係。悲觀,放不開,身體不健康的人,自然精神不濟,無法有堅強的毅力達成他的遠大志願。

二、一心力、惜時光

學問是由心力與時光交織而成,缺一不可。但一個人無論身體多健強,精神心力都有限度,時間更是有限度。要將自己有限度的精神心力集中在治學工作上,始能有成,若不能精神集中,將心力分散到其他方面,則學問必不能有多大成就,其他方面也將會失望。此如河渠,固定的相當大的水量,放入一條渠中,必然顯得流量很大,氣勢雄壯;若分入數條渠道,各渠勢必顯得流量減少,氣勢微弱,無大作用。一個人的心力時光分散到多方面,各方面的成果也勢必都大打折扣。心力時光既然都有限度,而學問又是心力時光交織而成,故心力與時光愈能集中,成果必愈大,最好他的生活一切都投注浸潤在學術工作中,成為一個純淨的學術人。我個人雖然還不能達到這一境界,但已儘可能嚮往此途,名利無大興趣,權位尤不敢沾,專心一意的做學術工作。惟生活消遣則興趣頗為廣泛,如朋友談天,遨遊山水,瀏覽報章雜誌,看電影電視。但談天邀遊的機會並不多,至於影視報章,亦隨時警惕,儘量放棄,緊縮到了解時局與娛樂生活所必要的最小限度,每天只看一種報紙,至多一節電視,以使心力時間不要分散。此外我還有一點分神處,即吾妻體弱,家庭雜務須我分任。不過此與外務不同,只分點時間作體力勞動,不費心力;而且使心神頭腦能輕鬆一下,對於健康也未始無好處!

三、淡名利、避權位

治學貴能一心力、惜時光;然而一般人大多不能注意到這一點,總不免為“名”“利”“權”“位”所困擾,分心力,分時間。當然人非賢聖,名利權位誰不有興趣,想爭取!但這四者的爭取,對於學術工作都絕對有妨礙,原因就是要分心力分時間。

四者之中亦有分別。就“名”而言,學術上若真有成就,名不求而自至。不過學術之名只是清名,不能憑以有所享受,而且在學術工作進行中也不能以求名為目的,若以求名為目的,則其學術成就必極有限度。治學的動機不在學術而在成名,名已成了,真正學術工作自然也就停止了。何況更進一層說,名頭太大,對於治學也有妨礙。只就我所及見的前輩學人說,似乎只有陳寅恪先生未為盛名而影響了治學工作,其他享大名的史學家幾乎無不受了盛名之累。最顯著的例子,如顧師頡剛,二十幾歲就享大名,為時代青年所矚目,為當時鋒頭最健的史學家,每天忙得不得了,幾乎毫無工作時間。中年以後,他非常後悔。1944年,我到重慶,在他主持的機構寄居多日,據他自己評論說,他深悔年輕時弄得名氣太大,不能安心工作,對於史學並無多大貢獻,只是研究孟姜女真正有了成就。我想這是頡剛師肺腑之言,但不免過分謙虛耳!

生活、修養與治學

就“利”而言,當然一個人總得有基本生活費,不過我想這非絕大問題。何況現在學術人才荒,學術工作真有表現,絕不至於窮得沒有飯吃!我自小學到高中,一直以數理科見長,為師友所看重;文科成績反極平平。但在高中時代,我的實際興趣已確定轉移到史學方面,所以我決然投考歷史系。當時我的想法,天下沒有個勤奮的人會找不到飯吃,只是物質生活有好有差而已。學術當因興之所之,不能功利主義。現在想來,初出學校幾年,誠然有過近於斷炊之虞,但總的說來,仍是生活得不錯,實出我預期之外!

就“權”與“位”而言,尤於治學有百害而無一利。因為謀取權位不但要分心力分時間,而取得之後,仍有麻煩,位愈高權愈重,麻煩愈多,不僅因為有權位就有職務要做,而且世俗趨附,習於請託,有權位必然應酬大增,為職務為應酬之不暇,何能一心一意的浸潤在學術中!

四、堅定力、戒浮躁

定力本為佛家名詞,我想若希望治學有較大成就,定力也極其重要。治學的定力,可分對內對外兩方面來說。就內在的興趣與工作方向言,要堅定信心,不要見異思遷,不要又逐時尚而動搖,更不可看見他人研究其他方面問題多所創穫,而欲跟蹤冒進。見異思遷,跟蹤冒進,都是定力不夠的表現。就對外而言,遭遇到外面的壓力,不能屈服,面對外面的誘惑力,也要堅定意志,不能動搖。記得1941年,我自武漢大學畢業,到成都從賓四師繼續讀書。一晚散步中庭,師謂我曰:“你將來治學有成,必無問題。但中國人做學問的環境並不很好,在未成名前,找一碗飯吃都有困難,一旦成名,又必為多方面拉扯,做這樣,做那樣。你要切記,到那時,不要分心旁務!”這一番訓誨,就是教我要有定力;迄今近四十年,記憶猶新,不敢忘,影響我的治學亦極大!

浮躁可謂為定力的反面。性情輕浮急躁,不但是品德上一大缺點,也為治學大忌。因為浮躁的人,行為做事必定虛浮,治學何能例外,自然也是浮而不實,更何能做到勤謹和緩,亦何能有堅強的定力,集中心力與時光在學問上用大功夫?對於問題的探討也必然淺嘗即止,絕不可能鍥而不捨的去深入發掘,縝密研究,徹底解決!這種個性的人,如有才氣,自可小成,但絕難深入達到較高境界!而且浮躁的人亦易驕滿,甚至狂妄,很難永遠虛心的求長進!所以一個做學問的人,也要隨時反省自己為學為人,是否輕浮急躁;如犯此病,就當極力戒除!

五、開闊胸襟

近代人提起治史,總說要客觀。事實上,絕對客觀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只是總應該向這方面去做,做到儘可能的客觀。而客觀的前提條件是要有開闊的胸襟。有了開闊的胸襟,才能容納眾說,至少能容忍眾說,包括各種理論與個別問題的各種異見;乃至對於他人成就的態度,也當如此。就個別問題的異見而言,各人看法不同,也必各有其相當理據,何妨多方取攝,作參考之用。就理論而言,各種理論都非十全十美,放諸四海而皆準的;但一種理論若果已能成立,為一部分學人所尊奉,這種理論也必有相當的真實性與可用性,我們絕不能採取輕蔑甚至排斥的態度,一棍子打死;反之要採取容受的態度,在某一種情況下,或許有其用處。只是此種理論亦必有其侷限性,不能無條件的遵用,以為不二法門的神聖法寶!其他任何理論也都是如此,不能蔑視它,也不能迷信其有無邊的法力!就對於他人成就的態度來說,無論對任何人的工作都當予以尊重,不能因為自己不欣賞,無興趣,甚至自己不懂,而看低他人工作的成就,甚至加以否定;那是專制自隘的態度與思想,不但是品德做人方面的缺點,只就做學問而言,一有此種態度,就很難步入博大之路,甚至愈走路子愈狹,終至逼處一隅,自我陶醉而已!不過反過來說,對於他人的成就——不論古人或今人——也只能採取尊重的態度,乃至佩服採用,但不能崇拜。一有崇拜心理,便易步入迷信,失去理智的判斷與採擇,那也是專制狹隘思想的根源,使自己心思不能更進一步的發展。這樣對於各種理論,各種異見,以及各種學問領域,無所不能容,無所不涵蓋,則自己治學才能不自隘,不自滿,無止境的向前發展下去。此所謂“有容乃大”,亦“江河不擇細流,故能成其大”之意!

六、慎戒執著

對外要開闊胸襟,迎接萬千;對內則當戒除執著,免得陷於拘泥不化。

做事做學問都不能不有相當固執,但也要得中庸之道,不能過分固執有拘泥執著之病。不過我所說的“固執”與“執著”只是一種性格的兩個階段,很難指出其分野;要在各人自己體察,“允執厥中”。即固執應適可而止,不要過分;也可說是能抓得緊,也能放得開。也就是堅守一定的原則,而因應現實情況,靈活運用,不要死執一點,不能隨宜變化。這對於治學大有關係,相信做事也當如此。今姑舉一事以例之。

我在武漢大學讀書時,於同學中最佩服好友某君。他的天分努力皆在我之上,所以論成績,尤其國文書法都較我為優,我寫文章一定要先請他看過;只是社會科學知識,我有一日之長。在當時,兩人同讀《史記》,他於書眉用蠅頭小字節錄名家評語殆遍;我雖也相當用功,但遠不如他的精勤。同讀《漢書·地理志》,他能幾於成誦;我記憶力特差,只略識各郡縣約在何方位而已。同摩繪楊守敬《水經注圖》,他筆筆依循不苟;我則大致規摩而已,以為細節處,楊氏亦只以意為之,無所依據。課堂筆記,他書寫快捷,故極完備,我則斷續不能全。由此可見兩人天分勤力,都頗有差距。畢業後,賓四師約我到成都齊魯國學研究所繼續學業,第二學期他也到齊魯。一日我與賓四師談到他,深佩其學業,而師則謂彼之前途不如我,令我深感詫異。請其故,師謂彼稟性執著。當時我尚以為疑。不數年,我的工作愈做愈起勁,而他似顯諸路不通,無可表現,始服賓師之有遠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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