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依舊研究《紅樓夢》的作者? | 2021年《曹雪芹研究》01期

今年以來,在一些學者中間,“紅學”“曹學”“新紅學”之概念再次成為熱點話題,或曰紀念、曰反思、或曰辨析。因1921年胡適發表《紅樓夢考證》而被認為對“新紅學”有奠基之功,因其對實證主義的倡導,以及他和陳獨秀在中國開“科學”“民主”風氣之先,在社會上產生了巨大影響力。

應該看到,胡適在社會觀念革新領域的影響力助推他成為“新紅學”研究的典範,也因此後人在討論“新紅學”時,就不僅僅侷限在“新紅學的最中心理論是以《紅樓夢》為作者曹雪芹的自序傳”(余英時語)這個範圍內了。

此外,“新紅學”的研究新正規化,在開闢出“學術研究的藍海”的同時,也無可避免地帶來了規定性,進而形成推進學術研究的侷限。“新紅學”之被批評演變為“曹學”正是此正規化所造成的後果,但這應並非胡適先生所希望之結果。

事實上,本刊之所以仍闢有“作者·時代”的欄目,就是因為在此方向上仍有文章可做。

為何依舊研究《紅樓夢》的作者? | 2021年《曹雪芹研究》01期

本期 “作者·時代”一欄,北京“三山五園”之一的暢春園,其西花園由曹寅監造。

張寶章在《康熙皇子在西花園》一文中,披露了允礽、胤禛、允禵、允禮四位皇子在暢春園西花園時的生活狀況,對於理解大觀園的設計有參考價值;劉上生《“石上猶傳錦字詩”——以曹璽與馬鑾關係考索為視窗》考證馬鑾為曹璽的知己之交,並考證熊賜履挽曹璽“石上猶傳錦字詩”所言,與曹寅的愛石情結和曹雪芹借石頭敘事,體現了曹家“藝能傳承”的脈絡。

沈治鈞《翁方綱與〈李陳合冊〉遞藏史蹟》一文認為翁方綱《李谷齋畫冊為陳伯恭吉士題八首》是記錄《李谷齋墨山水陳紫瀾字合冊》遞藏過程的早期見證,並以此說明曹雪芹重視“李奉常仿雲林畫六幅”的原因。

“作品·文化”一欄,葉朗《〈紅樓夢〉中的“點睛之筆”》討論了曹雪芹把書中重要人物的貼身小廝作為“點睛之筆”,把主人隱藏的內心活動揭露出來,是小說藝術的創造;

鍾豔豔《真假之際:從喪葬形式看〈紅樓夢〉的禮學內蘊》一文追溯儒家“制禮作樂”的原始意義,以此對照分析《紅樓夢》中的幾次葬禮所體現的清代社會扭曲禮制和社會異形的特徵,進而指出曹雪芹並非簡單批判禮法,而是希望透過“禮”來溝通古老的情、理世界;

甘煜婷《清代貴族家庭戲曲消費活動考察——以〈紅樓夢〉賈府戲班為例》以賈府蓄養的家庭戲班的消費活動為考察物件,可知到貴族家庭戲曲消費活動花費甚巨,在清代康雍乾時期並不普及;

王猛、劉香環《賈寶玉“水、泥論”淵源再探》認為寶玉“水、泥論”可能來自“女媧摶土造人”神話,是作家女性崇拜意識的表現;

李娟、張修忠《“情不情”新解》認為脂硯齋對“情不情”的解釋可能誤讀了曹雪芹原意,並提出“情不情”應解為“不近人情”“不合情理”;

拾井磊《〈紅樓夢〉與佛教經藏關係考辨》對《心經》《金剛經》《壇經》《無量壽經》與《紅樓夢》之間存在的關係進行爬梳,並將相關經藏內容的解讀融入到文字的賞析當中。

“傳播·綜藝”一欄,楊瑩瑩《〈紅樓夢〉程甲本刊印方式補正》認為程甲本印刷使用了“逐日輪轉辦法”,隨印隨拆版,才有了80天后刊印完成程乙本的可能性,而且程甲本並未承襲“套格”印刷技術;

毛譽澄《晚清女性的〈紅樓夢〉閱讀與評論——以〈紅樓夢抉隱〉為中心》指出蓮仙女史是晚清時期很有代表性的《紅樓夢》女性批評者,對於洪秋藩評點《紅樓夢》影響甚大;

季淑鳳《H。B。喬利不知道〈紅樓夢〉的作者是曹雪芹嗎?》文中,憑藉歷史文獻佐證,認為在1892—1893年間英譯《紅樓夢》的英國駐澳門副領事亨利·本科拉夫特·。喬利可能知道《紅樓夢》的作者是曹雪芹;

吳昊《〈紅樓夢〉女性形象在日本的評論與建構》指出日本百餘年間的紅樓女性評論,總體是以瞭解中國社會真實情況為目標發展推進的,21世紀以來,呈現“去政治化”的學術姿態,多數評論脫離中國歷史文化背景,以個人生命體悟與自身生活狀態為基臺評述女性群像。

“學界·商榷”一欄,劉廣定《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談〈李陳合冊〉中之“辛巳秋日”與相關問題》認為《李陳合冊》中的“曹芹溪”是一普通民人,並非旗人曹雪芹;

莊立新《再談怡紅院抱廈形式及其室內裝修》認為怡紅院平面並非呈以往學界所指出的“凸”字形,而因為“凹”字形,這樣才更符合書中描寫;

王朝相《“迷失之五六稿”究竟是多少回》透過論證,認為脂批中所言《紅樓夢》脂本所迷失的五六稿應為十回或十二回。

為何依舊研究《紅樓夢》的作者? | 2021年《曹雪芹研究》01期

本期所刊文章,仍多致力於鉤沉曹雪芹生活氛圍中的制度、文化、經濟、娛樂等資訊,以期在那時的場景下去理解“紅樓夢中人”的生存境遇和思想狀態,理解曹雪芹大筆所指的“人如何更好地存在”的問題,也是讓我們思考“人如何更好地存在”的一個指引。

其實遙想百年前,不論是舊紅學的代表蔡元培,還是新紅學的開山者胡適,包括也曾談紅的陳獨秀,他們在討論《紅樓夢》時,真正的目的並非是就紅談紅。他們所希望傳遞給當時人們的,是區別於舊時代的觀念和研究方法,是希望啟蒙國人,帶來精神上的清新之風,這是思想方法上的“授之以漁”。

而後來的“紅學”“曹學”“新紅學”之提出,恰都只是研究者從學術史角度所做的概念設定,方便討論而已,一旦陷入其中,難免有務小失大、蔽於一端之憾。 人生海海,世路漫漫,每個時代的人都有自己需要面對的問題。曹雪芹面對他所處的時代,透過《紅樓夢》提出的人生“天問”,都是值得後人優先作答的學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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