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儒學的地位受到挑戰,道、佛兩教開始崛起,儒學統治地位被動搖

在儒學因研究方法的危機而影響其思想傳承,影響其主導地位的同時,它還面臨著佛家和道家的挑戰。這種對儒學地位的描述並不是危言聳聽,可謂道出了在佛道的衝擊下,儒學主導地位的滑落。

道家佛家能夠衝擊儒學的主導地位,與其本身思想體系的優越性和主動調適性密切相關。這種調適性一方面是佛道之間的調適,另一方面是佛道思想向儒學方面的滲透,吸取儒學的思想成分,在堅持傳統儒學大背景的前提下,逐漸向儒學靠攏,從而獲得更有利的地位。

唐朝儒學的地位受到挑戰,道、佛兩教開始崛起,儒學統治地位被動搖

儒學傳統中有一最軟弱和薄弱的環節容易受到挑戰,這就是有關宇宙與人的形而上的思考,儒學在這種最終根源上的探討是止步不前的,將精力集中在現實人倫秩序和政治秩序的建構上,在政治、倫理、道德上置以極大的熱情,並且將在社會歷史發展中形成的社會整體群體價值,置於優先考慮的地位。

弱化對此類形上學的追問,在漢代還不算一個較大的問題。漢代在一種禮制的秩序治理下,在一種現實主義的致思路徑中,提供了一種現實秩序的論證,更為重要的是漢代在天人關係中,常常利用比擬的方法,或者以陰陽五行的宇宙論結構,直接對映現實政治,從而獲得理所當然的宇宙論論證。

在此種模式下,性與天道的問題要麼是被輕輕放置,要麼是被認為理所當然,思想界儼然不需要過多的追問。但這種理論上的迴避態度,隨著道家思想的衝擊,逐漸成為顛覆自己理論的重要裂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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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思想正是在追問這一形上根據,與儒學思想的論戰中逐漸改造了儒學,使儒學進入到玄學的階段,撼動了儒學的主導地位。

有無之辨是玄學的中心命題,在玄學階段,漢代原先作為知識和思想依據的宇宙論,被新的知識體系和新的論證所代替,這就是有關“有”“無”的本原追問和論證。

具體的社會規範和人間秩序合理性的論證問題成為討論的核心,這種原先被忽略的終極意義問題被凸顯出來。正如湯用彤指出的那樣,思想和議論主題從“具體人事”轉換到“抽象玄理”,這一典型特徵是漢末到魏晉“學問演進的必然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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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有無之辯雖然經歷了不同的階段,最終賦予了“無”的邏輯先在性和本原性。這最終不僅僅帶來了思路起點的大轉換,也帶來了生活價值態度的大轉換。以無為本的思路必然肯定自然秩序,對於社會秩序的優先性,自然人性對於社會人性的先在性。

自然的生活即是符合道的生活,而現實人倫秩序之名教則是一種人為的強制,是有違自然的。這樣一種論調對於注重現實人倫秩序的儒家思想來說,無疑是釜底抽薪,自然帶來巨大的衝擊。更有甚者,道家思想在兜售這種思想的同時主動與儒學思想靠近,尋求一種主流意識形態的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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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道家對儒學的衝擊,還有更為複雜的社會背景,尤其是後來佛家與道家之間的結合,使得玄學階段的道學獲得了更為精深的論證,和獲得了更為廣闊的認可基礎,與佛學思想一起,成為激盪儒學發展的最為有力的動力。

由於佛學道家思想的興盛和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使得佛教道教在現實生活中,得到異常迅猛的發展。道教是我國土生土長的宗教,它一開始產生開始,就處於儒家倫理綱常秩序的語境中,它必須接近和認可這種主流意識形態,才可能獲得發展,事實上它也是這樣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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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對於自身的文化品格、道德倫理和行為規範的批判反思是及其嚴格的。並且其“肯定現世”“注重永生”的宗教承諾具備較強的吸引力。

他們自我約束的取向,表達了對世俗倫理和傳統道德的認同,主動與主流意識形態接近,進行主動調適使其獲得更為廣泛的合法性認可度。

而其“設生以賞罰,設死以威惡”的教義,在清理社會秩序方面有儒家思想,所不具備的獨到功能。佛教道教一方面起著支撐維護社會秩序的功能,另一方面也起到瓦解儒學人倫秩序、弱化儒學主流意識形態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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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生士大夫反對佛道的鬥爭,一般來說更多的是從國計民生,這個大問題上著眼,但其實反佛道教鬥爭與反佛道思想的鬥爭,是一種表裡的關係。

反佛道教只不過是一種表象,從思想理論上對佛道進行批判,恢復儒學失去的主流意識形態地位,這才是問題的關鍵,而這正是自唐中葉以來儒生士大夫所面臨的根本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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