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的一部書,《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常讀常新

2005年,我上研究生的第一年。入校分導師後,恩師就要求我先看一本書,名字叫《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

30年前的一部書,《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常讀常新

記得當時這本書很難買,跑了北京好幾家書店都沒買到。後來在北大的一個書店,買到了這本書,花了一天的時間把它看完了。很興奮,一天一夜沒睡覺。15年過去了,早已遠離學術界,但重讀此書,仍然頗受啟發,可以說是徜徉在歷史長河中,享受著大家精心調製的美味。

力透紙背的思辨,令人耳目一新

中國近代史的書籍,真可謂汗牛充棟。之所以著作頻出,還是由於這段歷史太重要,不僅改變了中國歷史的走向,也將古老的中華帝國帶入了半殖民地的境地。如何敘說這段歷史,各路史家頗費一番精力,加之史料的豐富,琳琅滿目的著作呈現在我們的面前,自然是情理之中。

在眾多近代史書籍中,《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無疑是一部力作。這部著作篇幅不大,但處處彰顯著作者的思考,辯證思維運用的充分極致,讓我們看到了歷史學家特有的思想魅力。開篇的一段話,“歷史的分期存在於歷史的延續之中,近代社會的變遷只有古代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結構以及與此聯絡的生活、風俗相對比,才能得到認識和說明”,可以說代表了全書的一個基本思路,運用放置古今中外的寬闊視野,看待近代中國的人和事,反思近代中國的災難和苦痛,撥開近代中國新舊雜陳的迷霧和幻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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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令我印象最為深刻的,是關於中國小農經濟的高度總結。小農經濟是什麼,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但作者站在近代史的角度,給出了一個相對較為全面的概括:以一家一戶的個體農民為基本的生產單位,這種生產單位同時又是自我消費單位;週而復始的簡單再生產;以家庭手工業附屬於農業。作者進而指出,三者構成了自然經濟的內涵和本色,這就是支撐整個社會的基本經濟構造,並指出它的穩定性就存在於它的保守性之中。

藉助作者對小農經濟的認識,再去翻看書中關於鴉片戰爭、太平天國的有關敘述,我們就可以更加深刻認識到,為什麼說近代中國社會是新陳代謝的。因為我們小農經濟做支撐的社會運轉模式,已經無法與來之產業革命之後的帝國主義列強對抗,小農經濟自身也在解體,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也隨之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

見微知著的敘事,讓人睹始知終

正是有著廣闊的視野,作者的敘事方式,揚棄了諸多同類著作的宏大敘事模式,為我們展現了一個全新的社會史正規化。我理解的社會史,不只包含社會生活相關的歷史,還有社會發展的脈絡。著名哲學家馮契先生在序言中說,“此書把史與論有機結合,透過對精煉的史實的分析,以闡明近代社會新陳代謝的規律,並用生動的文筆表達出來,引人入勝,處處顯示出作者的‘才、學、識’融為一體的風格”。一部三十多萬字的著作,通篇有不少直接引述的材料,但絕不侷限於這些材料,作者更注重把歷史事實的前後聯絡找出來,前後銜接、左右縫合,真如代謝一般一節節展現出來。

比如,很長一段時間,我們常常提起不平等條約,都是從種種的不合理要求進行闡述,把裡面的一些重點條款進行了介紹。但是,很少有人告訴我們,1840年代初簽訂的條約,還有很重要的一條,就是“至各口情形不一,所有貿易及海面各款恐不無稍有變通之處,應俟十二年後,兩國派員公平酌辦”的內容。也就是說,十二年後,雙方要再次商定、重新修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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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陳旭麓先生所言,“無知從來不是一種護身符”。清王朝對十二年後的換約條款,從來沒有認真對待、提前準備。當英法美等帝國主義者發起修約動議時,一時之間缺乏應對措施,鬧出了以葉名琛為代表的可笑可悲事件,最後導致第二次鴉片戰爭。

對於學過近代史的普通人而言,重大歷史事件我們多少還是知道一些的。但我們卻很少有一種連續性的思維,將近代中國的這些大事件串起來。從我們每個人的社會生活經驗來看,一切事情都是有前因後果的,在人生的每個重要時點發生的重要事件,都是之前所作所為的積累和結果。比如,某某某考上了名牌高校,與他小初高各階段的努力是分不開的。按照這個樸素的思維,我們就能體會到《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這本書所蘊含的強大思辨力量。

鞭辟入裡的評論,使人茅塞頓開

一部歷史著作,如果沒有寫史者的評論,對很多人來說都是索然無味的。《史記》之所以好看,恐怕與司馬遷最後的感嘆式的評論不無關係。《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這本書可以說經典話語頻出,作者對歷史、社會和人生的獨到見解,常常讓人拍案叫絕。第五章天國的悲喜劇,作者開篇就說,對太平天國旗幟下的農民造反者來說,挾千里席捲之勢,長歌湧入金陵,開始建造人間小天堂,曾是他們的喜劇;天京陷落,天堂之夢在煙焰和烈火中化為灰燼,則是他們的悲劇。如果參與太平天國的農民,有機會看到這條評論,極有可能會心如觸電、眼淚汪汪。

作者不僅為我們呈現了這些短小精悍的評論,而且也不時讓我們領略了他對重大歷史事件的深度思考。比如,關於晚清“新政”,作者就給出了頗有深度的思考。在他看來,清末新政的失敗,有兩個深層原因:一是舊人辦新政。奕劻、載澤、袁世凱等直接參與其事的“樞臣疆吏”,凡是有立憲傾向的,大多隻是“言官”而沒有實權,其餘絕大多數僅有王朝自救意識而無變革意識。新的制度必須有新的價值觀念、思想和行為模式與之相適應,否則絕不可能賦予新制度以真實的生命力,失敗和畸形就不可避免。二是傳統和既得利益的雙重阻力。皇親貴胄就是首當其衝的反對力量,伴隨而生的權力傾軋使新政越改越亂,愈革愈糟,從內部加速了清朝的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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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先生的兩點思考,可以說讓我們一下子明瞭了20世紀初的10年折騰為什麼不成功。儘管有著最高統治者的支援和推動,算不上多麼深刻的改革舉措,都難以有效落地實施。維新成效的不佳,又帶來一系列政治衝突,改革的失敗也葬送了清王朝。可以說,這是天命也是天意。這兩點思考,不僅幫助我們加深了對這段歷史的認識,對於我們現代人而言,也具有很大的啟發意義:做任何工作,推行任何改革,都要力爭用新人,儘量不動別人的蛋糕,只有這樣我們的各項舉措可能才會更穩更快落地,否則等待我們的可能是難堪的解決。

陳先生離開我們已經30多年了,但《為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這部書,卻始終洋溢著青春的活力,讓一代代讀者感受到了大家的思想魅力和歷史思考。建議沒有看過這本書,但對歷史還比較感興趣的朋友,有空了好好看看這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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