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有些東西永難企及,為什麼

林語堂曾有一篇文章,是辨析“古書有毒”問題的。“古書有毒,則胡適之早已中蠱,梁任公早已瘋癇,周作人、周樹人早已七孔流血,鄭振鐸、傅東華雖未能撰著一部《中國小說史略》,抄抄唐宋傳奇,毒雖未深,亦當呻吟床褥矣!若謂青年學力未定,何以知周作人、周樹人乎?”(《“古書有毒”辨》)該文在駁斥“古書有毒”論的不經意間,道出了“五四”一代人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特徵,那就是與中國古典文化存在著異常深密的“血肉”聯絡。

“五四”有些東西永難企及,為什麼

所謂“‘五四’有些東西”,當是指由“五四”一代人所創造的傑構佳作。那麼,“五四”一代人具體又由哪些人構成的呢?

在我看來,“五四”一代人之“一代”,要從較寬泛意義上去理解,其大致包含三個“方面軍”:

其一:與“五四”關係緊密的一代,有梁啟超、嚴復、林紓、章太炎、吳稚輝等,他們往往是“五四”的“曖場”人物,故不能忽略不提;

其二:“五四”標誌性的一代,也是新文化運動的主力軍,包括陳獨秀、胡適、周氏兄弟等,最能代表新文化特徵的一代人;

其三:“五四”中成長的一代,徐志摩、郁達夫、聞一多、冰心、俞平伯、廢名等人可為代表。

嚴復、林紓之譯,不可企及,這其實已被上百年的歷史所證實。“紓以中文溝通西文,復以西文溝通中文”,康有為詩稱“譯才並世數嚴、林,百部虞初救世心”。

就單說林紓的譯作吧,蘇雪林說,“在五四前,我完全是一個林琴南的崇拜和模仿者”,並認為“五四前的十幾年,他譯品的勢力極其偉大,當時人下筆為文幾乎都要受他幾分影響”。

錢鍾書曾寫有《林紓的翻譯》,這是一篇回顧性的文章。能經得起又博學又挑剔錢鍾書的咀嚼把玩,那得需要多大的語言彈性與厚度,但林譯做到了。錢鍾書寫道,當年商務版的《林譯小說叢書》,“是我十一二歲時的大發現,帶領我進了一個新天地”,“接觸了林譯,我才知道西洋小說會那麼迷人”。

這還不讓人怎麼奇怪,更令人驚奇的是,在數十年的物換星移之後,“最近,偶爾翻開一本林譯小說,出於意外,它居然還沒有喪失吸引力。我不但把它看完,並且接二連三,重溫了大部分的林譯,發現許多都值得重讀,儘管漏譯誤譯隨處都是”。錢鍾書因此要寫此長文,以探討林譯筆下“小鬼”為何製造了那麼大的魅力。

“五四”有些東西永難企及,為什麼

在錢鍾書看來,“化”與“訛”的奇妙組合,構成了林譯小說的獨特魅力。其實,林譯小說還有一個巨大的背景,那就是林紓作為桐城派的古文背景。

林譯的“化”與“訛”有時可以企及,但林紓深湛的桐城古文功底不可企及,同時並把“化”與“訛”納入到精湛古文之境界更不可企及,林譯“運筆如風落霓轉”“即刻古文”同聲傳譯般所達到的神奇效果,猶不可企及,並可說永難再現。這也是林譯小說能夠被一讀再讀、傳之久遠的根本原因。

嚴復、林紓之譯,他們在現代史某一階段上的“退出”,並不是像胡適在《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中所想象的那麼簡單,因嚴、林之譯使用文言而被白話所淘汰所超越,而只能是其進入歷史永恆與經典殿堂的一個步驟。只有在經過社會性的擾攘躁動與世紀性的種種思想觀念輪迴之後,嚴、林之譯的貴重質地透過時間的重壓,才能更加熠熠放光。

周氏兄弟都是在反叛“文言”的時候,不經意間成就了白話的經典。

對於現代白話來說,周氏兄弟是“帶藝投軍”的,故周氏兄弟在現代文字上的不世之功,文言之助蓋可忽忽哉?

胡適似乎從未“理解”周氏兄弟文字的真相,或者可說是故意“將錯就錯”。胡適一定要把周氏兄弟當作是現代白話具有當然合法性的最佳樣板。

對周氏兄弟知根知底的錢玄同這樣評價:

“他們的思想超卓,文章淵懿,取材謹嚴,翻譯忠實,故造句選辭,十分矜慎,然猶不自滿足,欲從先師瞭解故訓,以期用字妥帖。所以《域外小說集》不令文筆雅馴,且多古言古字,與林紓所譯之小說絕異”。

施蟄存這樣斷言,“沒有經過古文學的修養,魯迅先生的新文章決不會寫到現在那樣好。所以,我敢說,在魯迅先生那樣的瓶子裡,也免不了有許多五加皮或紹興老酒的成分”(《〈莊子〉與〈文選〉》)。施蟄存的這段話,可能因意氣之爭有“不敬”之處,但在說出事情的真相上,一無可疑。

周作人特別注意到了“五四”一代人與文言“古河”之間的內在聯絡。周作人認為,“胡適之,冰心,和徐志摩的作品,很像公安派的,清新透明而味道不甚深厚。好像一個水晶球樣,雖是晶瑩好看,但仔細地看多時就覺得沒有多少意思了。和竟陵派相似的是俞平伯和廢名兩人,他們的作品有時很難懂,而這難懂卻正是他們的好處”。

“五四”有些東西永難企及,為什麼

周作人的這一觀點甚少為人所注意,在“新”是絕對的“新”與“舊”就是絕對的“舊”的時代或時尚看來,胡適、冰心們怎麼會同明代的“公安”與“竟陵”兩派扯上關係?

還別不承認,周作人所提到的這些人,到都與古文化及文言有掙脫不開的關係。胡適不用說了,在其寫作歷史上就有“胡藏暉”一段,其成果便是多卷本的《胡藏暉札記》。《胡藏暉札記》用的可都是真金白銀的文言。胡適後來洗心革面,硬生生地用“八不主義”割斷了自己與文言之聯絡。就說冰心吧,蘇雪林就透闢地指出,“冰心的小說用的一半紅樓夢,一半歐化的文字”。

還是拿徐志摩舉個例吧,人們只注意到“白話徐志摩”的存在,很少能注意到“文言徐志摩”的意義。徐志摩可說是中國現代白話詩的第一人,徐志摩意味著現代白話找到了通向自由詩成熟的形式。徐志摩的成功,當然與其得天獨厚的語言天賦相關,但更與“文言徐志摩”背後巨大支援不可分割,徐詩因有“新文學中的六朝體”之稱。

如果“白話徐志摩”是“秋收”的話,那麼“文言徐志摩”則是“春種”。徐志摩四歲入私塾,有著長長的七年私塾受教育史。他在十三歲的時候,就能寫出《論哥舒翰潼關之戰》這種很象樣的古文了。

可以舉兩段小文,從中一窺“文言徐志摩”的風采:

“讀梁先生之義大利三傑傳,而志摩血氣之勇始見,三傑之行狀固極快之致,而先生之文章亦夭矯若神龍之盤空,力可拔山,氣可蓋世,淋漓沉痛,固不獨志摩為之低昂慷慨,舉凡天下有血性人,無不騰攘激發,有不能自己者矣!”

這是徐志摩在日記裡所記讀梁啟超《義大利建國三傑傳》感想,由此可以想見徐志摩的熱血與激情。

嗟夫吾師!我嘗奮我靈魂之精髓,以凝成一理想之明珠,涵之以熱滿之心血,朗照我深奧之靈府。而庸俗忌之嫉之,輒欲麻木其靈魂,搗碎其理想,殺滅其希望,汙毀其純潔!我之不流入墮落,流入庸懦,流入卑汙,其幾亦微矣!

“五四”有些東西永難企及,為什麼

這是志摩向其師梁啟超的申訴書信,表達自己的愛情觀,一腔赤誠,見心見肺。讓人不受感染與說服都不行。由這些文字亦可知,徐志摩絕非文言庸手。

在文字上有些“潔癖”的蘇雪林,曾為現代文學設立兩種士大夫語言:一種是“低階下流”、不堪救藥計程車大夫語言,此為郁達夫文字;一種是辭藻富麗、氣勢雄厚的優質士大夫語言,此為徐志摩文字。徐志摩的文字,晚年林語堂曾當作“雅馴”之標杆

觀點暫且不論,單隻“士大夫語言”一說,蘇雪林亦充分意識到了徐、鬱文字與文言傳統之密不可分聯絡。

還需要說一句,郁達夫的文言水準絕不比徐志摩差,只看郁達夫的舊體詩,就能知道郁達夫的舊學功底有多厚實了。

七十年代初,漸入晚境的俞平伯有一個看法,“

中國現代口語的詞彙比文言更為貧乏

”。這番總括性的話,由文言造詣與白話修為都同樣深厚的俞平伯說出,大有意味。

“五四”有些東西永難企及,為什麼

擺脫掉文言的漢語言,並沒有迎來更上一層樓的繁盛,反而漸有走向“漢語之薄”趨向。費孝通在晚年感慨地說:“學者裡邊,我的上一代人都很厲害,又有才,又有學。國學、西學都很熟悉。視野也很開闊,有見解。到我這一代,‘才’還有點,‘學’就不行了”。 費孝通的感慨,這是對“五四”一代人文言修為與人文學養的讚頌。

就這樣“五四”一代人的著述,歷史性地成為後人所向慕之泰山崑崙。

之所以在上文中說“五四”一代人包含三個“方面軍”,這三個“方面軍”有一個共同特點,都屬於“漢語之厚”的一代,所謂“漢語之厚”主要指“五四”一代人著譯時的“文言”的在場。

“五四”一代人在體現“漢語之厚”上有兩個特點:其一,從嚴、林到周氏兄弟再到徐、聞、冰,“漢語之厚”有逐漸減弱的趨勢,到了後來,很快便文言退場,純白話登場,就談不上漢語言複合激盪形成的“漢語之厚”了;其二,只有周氏兄弟在轉向白話時,沒有丟掉“漢語之厚”,從而形成自己獨具的語言特色,成為現代文學創作上不可企及的“統治者”。

科舉制與文言等這些“舊制度”在滅亡之前,給晚清中國帶來了最後一波歷史性的“紅利”,這些“紅利”在文化修為上的受益者便是近現代那些大師們。這也就是《舊制度與大革命》著者托克維爾所謂

肢體靠死亡的軀體致富”

“五四”有些東西永難企及,為什麼

由此形成20世紀學術史與文學史的兩個特點:“開端即是高峰”與“高峰即是終結”。

由於“五四”一代國學與漢語言巨人的存在,因而“開端即是高峰”;由於“五四”一代國學與漢語言巨人的“退場”離去,並且他們沒有繼承人,因而“高峰即是終結”。

“肢體靠死亡的軀體致富”,但“肢體”不可能永遠存活下去。這樣在20世紀上半葉就出現了兩個看似矛盾的神奇現象:一個是著作世界奇峰迭現,但只是“存量”;一個是漢語世界愈來愈現庸常景觀,不見“增量”,膏腴豐厚的文言再也不可能在社會生活中原生性的再現。

從邏輯上說,這種現象又是不矛盾的。章、梁之後再沒有章、梁,周氏兄弟之後再沒有周氏兄弟,就是這樣。

參考文獻:

《林紓嚴復辜鴻銘列傳》

錢玄同《我對周豫才君之追憶與略評》

康有為《琴南先生寫〈萬木草堂圖〉,題詩見贈,賦謝》

周作人《中國新文學的源流》

《蘇雪林文集》

《俞平伯年譜》

《探尋一個好社會-費孝通說鄉土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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