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學說的基本起點是什麼?

百家爭鳴,即戰國時期各種思想流派眾多,後世有“九流十家”之說,即儒、墨、法、道、名、陰陽、兵、農、縱橫、小說,然可觀者九,小說家乃稗官野史,不足以登大雅之堂。一般來講,百家爭鳴都有其根源問題,特別是儒、墨、道、法諸家,它們的根源主要有兩個:一是面對禮崩樂壞的社會現實,大規模的頻繁戰爭給社會政治造成巨大混亂,如何“措天下於衽席之上,解黎民於倒懸之中”;二是面對價值信仰體系的崩塌,應該如何重構民眾的精神信仰。面對這兩大問題,各家的不同思維路向、理論學說開始輪番登上歷史舞臺。

儒家學說的創始人是孔子,其思想核心是仁;第二個代表人物是孟子,他將孔子的仁正式完善成了“仁政”,“仁政”是孟子思想的核心。二者的代表文獻是《論語》、《孟子》。而荀子則是儒家學說的“另類”。

儒家學說的基本起點是什麼?

那麼,儒家思想能發展成一家學說呢?

首先,儒家學說,上承陰陽之變(研究天道的學說),下啟明人倫教化(研究人道的學說)。儒家緊緊圍繞“輕天道,重人道”這一重大課題,最終建立起一套有關人倫教化的學說。我們知道,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會存在人道,存在矛盾,且問題還會層出不窮。而研究探索人道,務必堅持以人為本來解決矛盾,處理問題。不過,隨著舊矛盾的解決了,新問題又開始出現了。因此,自儒家學說誕生之日起,人們一直延續地研究探索人道問題,進行理論創新,避免一刀切。

其次,儒家推崇仁義。孔子開創儒家學派,建立以“仁”為核心的學派,隨後孟子又建立以“仁義”為核心的學說,而荀子則建立以“禮”為核心的學說。

仁、義、禮的基本要求為:仁者,公也,愛也;義者,正也,宜也;禮者,別也,理也,敬也,養也。用現代語言來講,就是公而忘私,奉獻愛心;主持正義,言行得宜;辨別是非,襲常緣理,敬而無失,調養情慾。

再次,儒家遵古襲常,是文化傳承的典範。我們知道,儒家始修堯舜之道,效法文王武王。不過,儒家這種傾向性,會導致文化傳承有餘、文化創新不足。《史記·太史公自序》雲:“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李白《嘲魯儒》也雲:“魯叟談五經,白髮死章句。問以經濟策,茫如墜煙霧。”這些儒者死守章句、皓首窮經、脫離實際,“博而寡要,勞而少功”。當然,只要將儒家的這種傾向加以調整,以文化傳承為基礎、文化創新為主導,才會日日新,苟日新,日日新。

儒家學說的基本起點是什麼?

我們再來看一下孟子、荀子在繼承孔子儒家學說方面都有哪些創新?

孟子提出“性善論”、“盡心知天”之說,直探人性之根本,為孔子主張的道德原則和“為政以德”的政治理念奠定基礎。

《滕文公》雲:“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道出了孟子“仁政”思想與其哲學基礎兩者之間的從屬關係。孟子認為自己那一整套社會政治理想是能夠在現實生活中得到貫徹實施的,是因為“人性本善”:“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告子》)。眺然人們“口之於味也,有同者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辦,那麼,“至於心”,難道就“獨無所同然乎?”孟子指出:“人們的心當然有其研同然”,其中“同然”,就是“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固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當豢之悅我口”(《告子》)。即“惻隱之心”、“羞惡之心”、“恭敬之心”和“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了。而這四“心”又是仁、義、禮、智之“端”,“人之有是四端,猶其有四體也”(《公孫丑》)。之後,孟子將這“不忍人之心”推廣到政治上,就是不忍人之政,即仁政。堯、舜、文王等聖人、先王都是些性最善的人,因此成為實施仁政的典範。

不過,孟子認為“人性善”僅說明行施“仁政”具備了一定的可能性,而並非是行施“仁政”的現實,只有“盡心、知天”才能夠保證“仁政”得以實行。他認為,透過主體自覺的修養功夫(如於寡慾、養心、求放心、養氣、反身而誠等)實現人生完滿的價值,以此解決人們的信仰危機(尤其對治甚囂塵上的功利主義和唯我主義)。社會政治領域;又主張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施仁政,行王道,將政治納入道德範圍,因此孟子是從“仁”或“為政以德”層面來繼承和發展孔子的理論。孟子認為,這種修養應該是高標準、嚴要求的。就如“界之教人射,必志於毅”。對當塗者不注重修養,不力行仁政的狀況,孟子難忍心頭的一腔悲憤:“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為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告子》)。

儒家學說的基本起點是什麼?

為了證明“仁政”是可以實現的,孟子通過歷史尋找依據作為一代儒宗,孟子對儒家經典瞭若指掌。東漢趙歧稱孟子“治儒術之道,通五經,尤長於《詩》、《書》”(《孟子題辭》)。《孟子》七篇中言《書》凡二十九,言《詩》凡三十五,引禮論禮凡二十三。《四書集註》引程子言:“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又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而春秋作。’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

而荀子,則站在現實主義的立場上,認為現實經驗的人性是惡的,即“性惡論”,因此他強調應該加強後天的學習與聖人的教化,透過禮樂制度來規範人們的行為,實現“人皆可為堯舜”的道德追求。荀子說“學不可以已”,也強調“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也主張透過實踐實現“致知”,而“致知”既要需要累積,又需通貫。從而實現荀子所論“大儒”應具備的“知統明類”的標準。

《史記》載有荀卿著書的目的:“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猾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

可知,《荀子》中既包含荀卿對先秦“儒學、墨學、道德之學”的學說興衰的認識,也囊括他對戰國末期的各種社會混亂現象的批判。荀子知道諸子之學儘管促進當時學術思想的繁榮,但也產生“有見於此,無見於彼”,“蔽於此而不知彼”等弊端。換句話說,他在批判中對百家的學說思想均有鑑別的吸收。總之,荀子是先秦諸子中最為重視學習的功用和方法的。政治方面,荀子主張禮制。因此,荀子是在孔子“為國以禮”這個角度來對其思想理論進行繼承和發展,表現出道德的現實主義。

儒家學說的基本起點是什麼?

儒家思想的影響體現在,認為有理想的知識分子的最高追求就是進入仕途,同時用禮來約束社會,從而體現出社會的尊卑等級觀念,對統治階級倡導“仁”為核心思想進行德治與禮治。

儒家的這些思想,儘管反映出封建階級等級觀念,但不可否認的是也是為了保持社會和政治國家共生的思想,對後世治理國家的政治影響極大,也是中國傳統思想的本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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