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思行 | 孟荀整合與中國社會現代化問題

【摘要】今天應當怎樣對待孟荀?這是儒學復興的一個重大課題。孟荀思想本身具有複雜性乃至矛盾性;並且它們向來就是隨著生活方式的演變和社會形態的轉換而不斷地被重新詮釋、塑造和利用的,其影響力也隨之而消長。在中國社會從王權封建轉向皇權專制之際,荀學興盛,這表明荀學中確實存在著法家專制主義因素。皇權帝國時代“獨尊儒術”,於是有法家之嫌的荀學衰退,而作為儒學正宗的孟學興起;但荀學卻仍以隱蔽的形式發揮著重大甚至根本的作用,這就是專制權力的“陽儒陰法”政治路線。而在中國社會走向現代性之際,荀學復興,這表明荀學中存在著有助於現代性啟蒙的思想資源。但荀學的現代復興乃是伴隨著儒學的現代復興而來的,所以孟學並未因此而衰退,這就意味著必須整合孟荀,而整合的前提是根據現代價值來分別對孟荀思想加以“損益”。

學思行 | 孟荀整合與中國社會現代化問題

【關鍵詞】孟子;荀子;整合;中國社會現代化

今天應當怎樣對待孟子和荀子?是肯定還是否定?是將兩者對立起來還是整合起來?對於這些問題,即便持有相同的現代價值立場的學者(非此立場的觀點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之內)也都充滿爭論,而且看起來不會有結果,因為雙方都能從孟荀的言論中找到自己的證據。這說明孟荀思想本身就存在著複雜性甚至矛盾性,從而表明現有的研究思路是行不通的,必須另闢蹊徑。本文將從觀察“中國社會形態的轉換”與“孟荀思想影響的消長”之間的關聯來加以分析,以確定我們今天對孟子與荀子所應有的態度。

何以如此?我曾說過:現有的儒學史、中國哲學史的敘述,“往往脫離了儒學的歷史時代性質,成為一種純粹的概念遊戲,遮蔽了儒學的時代特徵真相”;儒學“被敘述為某種無關乎現實、無關乎生活的自娛自樂的東西”,“標識為一個單一的純粹的學術形態,掩蓋或遮蔽了其中所存在的重大的時代轉換問題”。但事實上,任何思想都是時代的產物,其對當世和後世的影響力也隨社會形態的轉換而變化消長;中國傳統思想學術與現實政治的關係尤其密切,即諸子百家都是“務為治者”。孟荀思想亦然,其實都是在不同時代“被詮釋的孟荀”甚至“被利用的孟荀”;這種詮釋與利用會凸顯、放大、甚至改造其思想中的某些方面,換言之,孟荀思想本身就是被不斷地重塑的。因此,本文關注的問題是:對於走向現代性的中國來說,孟荀思想應當怎樣被重塑並整合起來?

一、荀孟消長與專制帝國的興起

縱觀過去兩千多年的中國思想史,孟學與荀學的影響力呈現出此消彼長的態勢:從戰國末期到西漢前期,荀學勢強而孟學勢弱;西漢後期以來,孟學漸盛,而荀學雖漸衰卻暗中一直保持著實質性作用;然而明清之際以來,尤其是近年來,荀學逐漸復興,而孟學仍保持其固有之勢。要理解這種消長現象,僅從孟荀之學本身是無法找到答案的,必須明瞭中國社會發展及其社會形態轉換的歷史。我已多次對此進行了如下勾畫:

1、宗族王權列國時代:商周

2、第一次社會大轉型:春秋戰國

3、家族皇權帝國時代:自秦朝至清朝

4、第二次社會大轉型:近代以來

5、個體人權民國時代

孟荀之影響力的消長,正是在這樣的社會歷史背景之下發生的。

(一)荀學的興盛與第一次社會大轉型

稱儒學為“孔孟之道”是一種很晚近的說法。梁玉繩說“孟荀齊號,起自漢儒”,言過其實。實際情況如徐復觀所說,“就西漢初期思想的大勢說,荀子的影響,實大於孟子”。其實不僅是漢初,在整個漢代甚至更長時期,荀子的影響要大得多。

何以如此?學者往往歸因於秦火之後的儒家文獻傳承關係。如汪中說:“漢諸儒未興,中更戰國、暴秦之亂,六藝之傳賴以不絕者,荀卿也。” 梁啟超說:“自漢以後,名雖為昌明孔學,實則所傳者,僅荀學一派而已。”更有學者認為:“漢世儒者,非僅浮丘伯、伏生、申公一輩博士經生,大部出自荀卿之學。即其卓稱諸子,自陸賈以下,如揚雄、王符、仲長統及荀悅之倫,亦莫非荀卿之傳也。蓋兩漢學術……其列於儒家者,大抵為荀卿之儒也。” 這類說法固然沒錯,但都只是表面的觀察。

荀學的興盛乃是在中國社會第一次大轉型之際,即從王權封建轉向皇權專制的時代,這絕非偶然。荀子順應了當時中國社會形態轉換的趨勢,該趨勢在思想上的體現即是法家思想。荀學實質上是儒家思想與法家思想的一種融合,誠如梁啟超所說:“荀子生戰國末,時法家已成立,思想之互為影響者不少,故荀子所謂禮,與當時法家所謂法者,其性質實極相逼近。”

確實,荀子不僅培養了兩個最得意的法家弟子,即作為暴秦最大理論家的韓非和最大政治家的李斯,而且其學說本身就包含著專制主義的因素。譚嗣同有一句名言:“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愿也。”此話雖不無偏激,但不難理解:譚嗣同所抨擊的乃是皇權專制以來的那種“陽儒陰法”的帝制儒學。梁啟超也說:“二千年所行,實秦制也,此為荀子政治之派。”有學者稱“荀子才是秦以後兩千餘年中國君主專制政治體制的真正‘教父’”;有些學者甚至認為,荀子主張服事暴君。 可見荀學興盛的根本原因是它本身所蘊涵的某些有利於皇權專制的思想因素,這一點在今天的荀學復興中是特別需要警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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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孟學的興起與皇權專制時代

饒有趣味的是,進入帝國時代以後,看起來非常適合於皇權專制的荀學反而衰落了。當然,這種衰落並不意味著皇權真正拋棄了荀學、法家,這是學界的共識:漢代皇家、乃至整個帝國時代的皇家都是採取的“陽儒陰法”的路數。漢宣帝的名言“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14],可謂說出了歷代皇帝的心聲。所謂“王道”指儒家思想,所謂“霸道”指法家思想。一個典型的例子,牟宗三、李澤厚都將朱熹和荀子歸為一類,儘管前者批評朱熹“以荀子之心態講孔子之仁”[15],後者讚賞朱熹“舉孟旗,行荀學”[16]。[17] 在我看來,整個帝國儒學確實都存在著荀學的因素,即都是不同程度的“儒法合一”,從而都是與皇家“陽儒陰法”相配合的。

但無論如何,至少在名義上,荀學衰落了。其間,唐代楊倞作《荀子注》雖然影響深遠,亦未能扭轉這種趨勢。楊倞曾為韓愈的下屬(楊倞序中稱“韓侍郎”)[18],而“昔荀卿、揚雄二書尚有韓愈、柳宗元刪定”[19];然而韓愈正是宋明理學揚孟抑荀的先驅,認為對於儒家道統,“荀與揚(揚雄)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20],予以貶抑。

那麼,荀學究竟為什麼會衰落?皇權為什麼會在選擇儒家的同時卻又與作為儒學的荀學保持距離?其原因仍然需要從皇權的“陽儒陰法”中去尋找:

一方面是“陽儒”,即打著儒家的旗號,標榜“王道”“仁政”。我們知道,“漢承秦制”乃是皇權帝國制度從產生到穩定的時期,這種政治上的“大一統”需要思想上的“大一統”,即所謂“罷絀百家,獨尊儒術”,如董仲舒建議的“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21]。實際上,漢代皇朝的尊儒政策並非始於董仲舒,而是一個集體思想轉變的過程:“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為相而隆儒矣”[22];“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為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天下之學士靡然鄉(向)風矣”[23]。這也表明傳統儒學之中確實存在著符合皇權專制需要的因素,而不限於荀子思想,這一點也是今天覆興儒學時需要警惕的。

另一方面則是“陰法”,即實質上的法家專制主義,卻不能放到檯面上,否則即有“暴政”之名。荀學雖屬儒學,卻有法家之嫌,而法家總是令人與“暴秦”聯絡起來,這在標榜“仁義道德”、“以孝治天下”的皇權來說是不可取的。因此,荀學只能“後臺操作”。

伴隨著“獨尊儒術”,孟學開始興起,因為唯有孟子才是足以與荀子相頡頏的大儒。東漢末年趙岐作《孟子》的最早注本《孟子章句》,這是一個標誌性事件;正式鮮明地揚孟抑荀,始於韓愈《原道》的道統之論;然後就是宋學的興起,極端地推崇孟子。

但我們也應當注意:唐宋以來興起的孟學,其實並非本來的孟學,而主要是經過程朱理學詮釋改造的孟學;而且即便這樣的孟學,也未必都受到皇家的歡迎,例如明朝皇帝朱元璋就對孟學很不以為然。清代皇家倡導的程朱理學的孟學也是“被詮釋的孟子”、“被利用的孟子”,因為孟子本人其實最少專制主義色彩,反倒極具批判權力的傾向。

二、荀學復興與中國社會的現代轉型

荀學的近代復興可追溯到明清之際,如傅山、費密等。這裡的“近代”概念是指的中國社會的“內源性現代性”的發生,可追溯到“唐宋變革”[24],而在明清之際尤為顯著。[25] 入清以後,乾嘉學派公然復興荀學,其中僅學術名家就有盧文弨、謝墉、錢大昕、汪中、凌廷堪、郝懿行等,進而至於近代俞樾、王先謙、孫詒讓等。

人們通常將當時荀學復興的緣由歸因於乾嘉學派整理古代文獻而導致的諸子學的復興。這其實也只是表面現象,事實上,清代“漢學”的興起“乃由與宋學對峙而來”[26],而這裡的“宋學”指作為清朝皇權專制意識形態的程朱理學。所以,乾嘉學派復興荀學乃是一種隱形的對抗皇權的政治思想鬥爭。

乾嘉學派在兩個方面具有“近代”性質:一方面是其方法上的現代性,即其“實事求是”的方法,梁啟超說“乾嘉間學者,實自成一種學風,和近世科學的研究法極相近,我們可以給他一個特別名稱,叫做‘科學的古典學派’”[27],胡適也說“這是一種實證主義的精神與方法,他的要點只是‘拿證據來’”[28];另一方面是其思想上的現代性,即其思想觀念的啟蒙性質,戴震的《孟子字義疏證》尤為典型,既尊孟子,而實質上接受了荀子的一些思想,章太炎稱“極震所議,與孫卿若合符”[29],錢穆謂之“雖依孟子道性善,而其言時近荀卿”[30]。這就是說,孟荀思想一起成為反抗皇權專制主義的思想資源,這也反證了孟荀思想中存在著某些可以用來反對專制主義的因素。

荀學近代復興的進一步表現是晚清學界出現的今文經學派(夏曾佑、譚嗣同、梁啟超等)“排荀”與古文經學派(俞樾、章炳麟等)“尊荀”之爭。“排荀”運動大致發生在1895年甲午戰爭失敗至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之間,其所針對的其實也是秦漢以來的專制制度。夏曾佑認為,荀子“法后王”而導致“專制之法”[31]。譚嗣同說,荀子“”[32]。梁啟超“透過對於荀子的非議,所要表達的是,既要反對政治上的專制,又要反對學術上的專制”[33]。同時與之針鋒相對的則是“尊荀”運動。章太炎作《訄書》,開篇就是“尊荀第一”[34]。當然,章太炎有法家傾向,例如他為法家辯護:“以法家之鷙,終使民生;以法家之刻,終使民膏澤。”[35] 這種思想傾向的背景是當時“革命”的需要,但“革命”導致的威權主義“專政”畢竟是一種現代性的政治現象,這樣的荀子頗似西方的馬基雅維利。[36]

這或許會令人產生疑惑:曾在漢初襄助帝制的荀學,何以會在推翻帝制的歷史潮流之中復興?唯一可能的答案:荀學之中顯然存在著某些可資解構帝制的思想資源。其中最突出的一點,應該就是荀子“性惡”“化性起偽”思想與近代啟蒙運動的“自然狀態”學說的某種契合,學界對此已有許多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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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孟荀整合與儒家哲學的現代轉化

荀學的現代復興並未導致孟學的衰落,即孟荀之間不再是消長關係,而呈現出黑格爾式的“合題”。這就可以解釋為什麼近年會出現“整合孟荀”學術思潮的問題。

(一)整合孟荀的學術潮流

在近年的整合孟荀思潮中,李澤厚2017年提出的“兼祧孟荀”頗具影響,他倡導“舉孟旗,行荀學”,“即以情本體的宇宙觀和宗教性道德來範導和適當構建公共理性的現代社會性道德”,“後者乃現代荀學,前者為現代孟旗”,“是一種儒學內部的‘儒法互用’”[37]。他所說的“孟旗”指道德的情感維度;而他所說的“荀學”指道德的意志維度。然而這種“荀學”的法家傾向是顯而易見的,在我看來也是很危險的,因為它是“以外在的、先驗的理,主宰並融解為內在道德心性,而完成道德行為”,即“把‘事事物物’實際是人的各種行為都納入這個規範中,制定出各種等差順次秩序規則的系統,成為可實踐施行而非常龐大細密的道德觀念和倫理準則,來有效地統治人們的身心”,其結果就是“譚嗣同所說‘二千年之學,荀學也’,荀—董—朱便成為統治中國兩千年的倫理學”[38]。由此可見,李澤厚所謂“舉孟旗,行荀學”對於皇權專制的“陽儒陰法”路線來說是可以成立的,但對於今天來說則實在是不可取的,蘊涵著威權主義的傾向。

早在2007年,我就提出了“整合孟荀”的問題。[39] 我曾談到,“關於儒家思想資源,我的總的想法就是:出入乎孟荀,折衷於孔子”[40];例如“利益原則是西方啟蒙思想所竭力張揚的,在荀子那裡也可以找到依據;仁愛、時宜原則,則在孟子那裡可以找到依據”[41];“對於我們來說,要做的工作乃在:一方面,以荀學的資源去接管西方啟蒙思想的精神維度;而另一方面,以孟學的資源去接管西方新教的精神維度,並且使孟荀整合於孔子。這樣,我們就可以重建‘中國正義論’”[42]。

這就是說,我當時提出“整合孟荀”主要是為了我這些年來所建構的“中國正義論”(the Chinese Theory of Justice)[43]。從2008年開始,我在一系列公開發表的文章裡都談及“整合孟荀”的問題。[44] 事實上,“中國正義論”可以說就是整合孟荀的一種實際成果,即把孟子和荀子的思想整合於儒家的正義理論體系之中。我所採取的方法類似馮友蘭的“抽象繼承法”[45],即嚴格區分孟荀思想中的針對社會歷史現實問題的層面和超越歷史的層面。後者乃是一套儒學原理,例如“中國正義論”,既可演繹出前現代的制度建構,也可演繹出現代性的制度建構,這體現為中國正義論的兩條正義原則,即“正當性原則”和“適宜性原則”。

近期較早提出“統合孟荀”的是梁濤,他在2008年出版的“《郭店竹簡與思孟學派》一書中專門增加了‘結語’一章,提出統合孟荀,重建道統”[46]。此後,尤其最近幾年,一些學者陸續發表了相關文章,形成了“統合孟荀”的熱潮。最近的一次學界討論,見於《文史哲》2020年第2期刊發的三篇文章。一是梁濤的《超越尊孟抑荀,迴歸同尊孟荀》,主張將孟子由道德而政治的“為政以德”與荀子由政治而道德的“為國以禮”統合起來。這裡所涉及的道德與政治的關係問題是可以商榷的。[47] 二是劉悅笛的《孟荀“天—性—情—心”統合論——從“心統情性”新視角兼祧孟荀》,以經過重新詮釋的“心統情性”來發展李澤厚的“兼祧孟荀”、“孟荀互補”之說。三是郭沂的《受之以荀,糾之以孟——現代化背景下的儒學重建》,著眼於“迴應西方文化的挑戰”:一方面“受之以荀”,因為現代性的“儒家民主思想和知識論的種子主要存在於荀子所代表的傳統中”;另一方面“糾之以孟”,因為關於後現代性的“糾正、修復現代化的缺陷”,“孟子所代表的傳統已經為我們準備好了良藥”。郭文對儒學現代轉化問題的關注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但這裡所涉及的先秦儒學與現代性的關係、現代性與後現代性的關係等問題都是可以商榷的。[48]

(二)整合孟荀的思想路徑

迄今為止,主張整合孟荀的學者在這個基本問題上尚無清晰的結論:究竟怎樣整合?在我看來,既然孟荀思想本身存在著矛盾性,那麼,簡單的“舉孟旗,行荀學”口號其實沒有什麼意義:要舉的孟旗究竟是其君臣倫理方面還是其批判專制方面?要行的荀學究竟是其專制資源方面還是其啟蒙資源方面?顯然,我們應當意識到,孟荀整合需要對孟荀雙方的思想都加以“損益”(這是孔子的觀念[49],“損”是去掉一些舊的東西,“益”是增加一些新的東西):

1、孟荀思想的契合性損益

孟荀思想之間存在著相互契合之處,因為他們畢竟都是儒家。例如,孟子講“人皆可以為堯舜”[50],荀子講“塗之人可以為禹”[51],他們共享著天性平等觀念,這種觀念是儒學現代轉化的寶貴思想資源;又如,孟子儘管不是專制主義者,但和荀子一樣是君主主義者,他們共享著“君君臣臣”的君臣倫理,這種觀念顯然是儒學現代轉化的障礙。但孟荀思想之間也確實存在著不能契合、互相沖突的因素,因此,如果不分別對雙方思想加以損益,其整合就絕無可能,只會產生“排異反應”(rejection)。

這種契合性損益又可以分為兩種情況:一種是肯定一方而否定另一方,例如肯定孟子的“民貴君輕”思想而否定荀子的君主專制思想。另一種則是孟荀雙方的思想都是不可取的,最顯著的例子就是孟子講“性善”而荀子講“性惡”,這種先驗人性論或先天人性論其實已經過時了,這種人性的存在既不法證偽也不法證實;我本人更贊同王夫之的人性觀“性者,生也,日生而日成之也”[52],即人性並非一成不變的,而是在生活中生成和發展著的。

2、孟荀思想的時代性損益

對孟荀思想的損益,更重要的維度是時代性:損益的價值標準無疑應當是人類社會的現代文明價值,否則就會變成原教旨主義。

(1)損:對孟荀思想中非現代性因素的摒棄。孟荀思想中還有一些因素,在當時是可以理解的,而在今天則是必須拋棄的,因為它們不符合現代性的文明價值。且以所謂“核心價值觀”所列的專屬現代人類文明的這些價值而論:孟荀思想之中,凡不符合自由觀念的思想必須摒棄,凡不符合平等觀念的思想必須摒棄,凡不符合公正觀念的思想必須摒棄,凡不符合民主觀念的思想必須摒棄,凡不符合法治觀念的思想必須摒棄。

(2)益:對孟荀思想的創造性發展。對於現代社會生活的需要來說,孟荀的思想遠非什麼完備的東西,有必要加以發展、完善和補充。這裡尤其需要警惕學界存在的某種否定文明進步的復古主義傾向。

此外,這裡還涉及中西融通的問題。章太炎這番話值得咀嚼:“今將為荀子之徒歟,西學具在,請就而學焉;將為孟子之徒歟……要自三代以上之禮樂文章,七十子後漢唐學者之緒言,而我朝二百四十年來所孜孜焉講求者也。”[53] 他簡單地將荀子歸於西學,而將孟子歸於傳統,這是可以商榷的;但他把“整合孟荀”與“整合中西”聯絡起來,這是值得肯定的。而我在這裡特別想強調指出:這其實並不是“中西”問題,而是“古今”問題,即前現代文明與現代性文明的關係問題。我曾多次指出:要警惕學界存在的一種傾向,即以“中西之異”來掩蓋和偷換“古今之變”問題,以此拒絕現代文明。

縱上所述,孟荀思想本身具有複雜性乃至矛盾性;並且它們向來就是隨著生活方式的演變和社會形態的轉換而不斷地被重新詮釋、塑造和利用的,其影響力也隨之而消長。在中國社會從王權封建轉向皇權專制之際,荀學興盛,這表明荀學中確實存在著法家專制主義因素。皇權帝國時代“獨尊儒術”,於是有法家之嫌的荀學衰退,而作為儒學正宗的孟學興起;但荀學卻仍以隱蔽的形式發揮著重大甚至根本的作用,這就是專制權力的“陽儒陰法”政治路線。而在中國社會走向現代性之際,荀學復興,這表明荀學中存在著有助於現代性啟蒙的思想資源。但荀學的現代復興乃是伴隨著儒學的現代復興而來的,所以孟學並未因此而衰退,這就意味著必須整合孟荀,而整合的前提是根據現代價值來分別對孟荀思想加以“損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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